有才無德的康生

作者：曾彥修（人民出版社原社長）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康生、陳云同機從蘇聯飛回延安。康生在蘇聯共產黨代表團中是近似于王明的一個人，政治局委員，地位很高。

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在馬列學院教過我們的課，黨的理論這部分是他講的。他會講，有一句是一句，條理清楚，沒有一個字重復，很有感情。他給我們講課，舉了一個人，饒漱石，新四軍的政委，華東局的書記，外號叫“機關槍”，稱贊得不得了，說他會做地下工作。

康生知識廣博，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幾乎無所不通。特別有研究的是中國的戲曲史。書法，篆刻，他全通。他的字就很好，刻的章，很好，畫的畫，也很好，但他從不拿出來。

他回到中國，用四川話來說就是很“知趣”，上面就是比較精通中國文化的，你在他的面前表現你有本事，你也懂得這些高級文藝，怎么可以？所以一些領導人寫的詩，都不拿到《人民日報》發表。董老這些人偶爾寫寫，只在小報報屁股上發表發表。

康生的知識展露出來，會引起很多麻煩。他精通的東西，有時候到了不能想象的程度。京戲他全懂，不但懂，還會打小鼓。小鼓是京戲樂隊指揮，我親眼看見康生指揮過。

一九三八年七月一號那天，大概延安第一次紀念建黨十七周年，黨校要開紀念大會，請馬列學院的所有學員去參加，同時中午、晚上會餐。黨校在延安城東十幾二十里，馬列學院在北門外七八里路。

我們天不亮就出發，到那里殺豬宰羊，大吃一頓。中午開會時，還有幾個美共青年參加。康生當主席，張聞天作報告，晚上演京戲《打漁殺家》。江青演女兒蕭桂英，演得很好。

那時江青很漂亮，二十七八歲吧。那個時候就知道，江青不但會演電影，還會演京戲。阿甲在《打漁殺家》中演父親蕭恩。后來江青把阿甲整得要命。江青當時跟毛還不是一家人，還是黨校的學生。

康生當時是黨校的校長，動員江青出來演蕭桂英這個角色，康生指揮樂隊。一九八〇年我有次到廣西開會，遇到那時黨校的人，也是馬列學院的同學韓世富、李成鐵。

我問，那天是不是康生打鼓？他們說，確確實實是康生。說大概準備了個把月，他們早就看過了。

康生一輩子工作緊張，什么時間去學這些東西呢？他在上海地下黨，管“特科”，更緊張。在蘇聯住了幾年，估計關于中國的書看得多一點，可以在莫斯科看中文古籍。

但一九三八年能打小鼓，哪里學的？說明他是何等聰明。領導我們土改的時候，他還給我們講京戲。他問我們，你們懂不懂什么叫“水袖功夫”？

他說，看一個人會不會演戲，戲的水平怎么樣，看出門水袖幾擺就行了。舊社會，“水袖功夫”這個說法很流行，比如說某某人的水平達到了“水袖功夫”，就是說好得不得了。

我們青年中沒有一個懂。他給我們解釋，一個演員出來有沒有本事，水袖甩幾下就知道了。水袖不容易，你們不要小看，這個功夫能看出一個演員的修養，特別是青衣，雖然是甩幾下，但這個人的各種苦楚，各種悲愁都表現出來了。

所以康生這個人對中國文化，不是知道一點點，而是知道得很多。他給我們分析《西廂記》時說，你們只知道王實甫的《西廂記》，其實董解元的《西廂記》比王實甫的好，一般人不知道。他說一點，就哇哇背出一篇，讓我們聽哪個好。

他對中國這一套的了解，怎么來的？當然是自學的。他在蘇聯幾年，在延安那么多年，他是用功的。這個人聰明得很，記憶力好。他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就在上海大學搞革命，哪有那么多時間來學這些東西，不能不佩服他。

康生的知識技藝如此高明，有些還具有相當難度，一般人甚至費一生之力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在上層，在背后，都知道他不佩服齊白石，他還另外刻一閑章“魯赤水”與之相對，并蓋在自己消遣的畫作上。

問題是他的這種情趣看似高雅獨行，其實僅是表面，想以此博名。而他日夜夢求從公私兩方面奪取高級文物的卑鄙劫掠行為，實在是太令人吃驚和可怕了。

大約一九八〇年或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得到一張到故宮內某處秘密參觀的票。我去了，地址似乎是故宮東北部一個較小的院落，很舊。整個下午參觀的人大概只有二三十個，由一女專家介紹。

女專家說，今天是看“四人幫”個人盜竊的國家文物。女專家的介紹很詳細，說被盜竊的文物，就是直接從故宮調出的，數量質量均以康生為第一，陳伯達為第二，江青為第三，姚文元為第四，張春橋沒有。

這里面沒有一件張春橋盜竊的東西，這說明張春橋頭腦里只有整人害人的壞腦筋，他什么文化也顧不得要了。

江青干的有些事最令人激憤和恥笑，她雖欲學“老佛爺”，但又上不得廳堂，誰也想不到她會干出如此小家子的惡霸事。

她從故宮要了些毛筆，有的是象牙筆桿的，但這是“公平交易”，她是用每支四五元從故宮正式買去的。我記得好像還看見過故宮打給她的收條存根。看到這里，大家都罵：像個什么樣子!

康生這部分，我們也不過看看百分之一罷了。這部分是精品：康生是不會鬧江青這種笑話的。康生名下陳列出來的書籍是知名的中國戲曲專家傅惜華的藏品，應是全國第一了吧。

康生他們把國家的、民間的“帝、封、資”文化積累都燒毀個干盡，他卻用國家權力把人家的文化精品搶過手去。我現在談到這件事，自己都說不出口。你康生是個什么身份啊!

康生搶的東西中，有一塊精美瓦硯，據女專家介紹，中國此種瓦硯，現存數只，均已外流，在境內就可能只有康生要去的這一只了。

還有半只虎符，女專家說，是解放后在京郊發掘出來的，是玉質的，據說，一般是銅質的，玉質的至今仍只發現這一個。這些說明：康生要的是唯一的或罕有的。

康生的博識、廣學，懂得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恐怕是知道得最廣闊的。陳獨秀知道古學，但不精通這些東西。瞿秋白懂一點，似乎也不精通那么多東西。

他是個害人狂

根本不用說，他是個害人狂。

一九四八年我還是在搞土改。春節前幾天，我們到了黃河北面離黃河不遠的陽信，再到何家灣村，渤海區黨委就住在這里。過春節的時候，不好下鄉，我們繼續住在何家灣。這時，發生了一件事。康生給我們講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是怎么出獄的，清楚得很。六十一個人出獄大概填了什么表。登了什么報，辦理了出獄手續。但“文革”時康生說他們全部是“叛徒”。

我們去山東土改之前，康生已經在山東一兩個月了。原來是鄧子恢在那里管渤海區黨委的整黨（土地改革前，一般第一個步驟是整黨）。鄧老沒有康生那么厲害，有些下不了手。那就換，換指揮，換成了康生，叫康生去，康生想怎么辦就怎么辦。

康生在山東掃蕩了兩個區黨委。一個是渤海區黨委書記，叫景曉村，當時比較年輕，三十幾歲，在當地威信很高。康生把景曉村斗下來，也把渤海區的行署主任斗下來了。另外一個是膠東區黨委書記，叫林浩。我們到陽信幾天，康生為整林浩從膠東回到何家灣，把林浩斗下來了。

整這兩個人的詳細情況我們絲毫不知道。但是，通過毛岸英，我們感覺到一些。我們四個人擠在一個小房子，在一個炕上。我們三青年，于光遠，史敬棠，我，加上毛岸英，四個個子都不小。

毛岸英從蘇聯回來不久，比較隨便講。當時我們叫康生為康老。毛岸英說，康老整林浩太粗暴了。“粗暴”兩個字，是我現在用的，因為我們習慣用這兩個字，毛岸英剛從蘇聯回來，用不用這兩個字，我記不清了。他的意思是太粗暴了。一個政治局委員，怎么能這樣整人呢？!

“文革”中，康生整人就更不用說了，他開了一堆名單，黨的中央委員會、民主黨派的人物，他把這些人害得很慘。不說別的，我舉一個例子，他的秘書凌云。他在延安棗園社會部的時候，凌云就是他的秘書，這個秘書不是一般的秘書，是很重要的秘書。

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他到山東去，凌云也是整個工作團的秘書。他很相信凌云，但他把凌云抓起來了。大概七八年前我見到凌云。我說，你“文革”期間被關了十多年，你怎么會被關呢，康生還不知道你？凌云說，就是康生干的。

我奇怪，問，康生要抓你干啥？他說，我也不知道，我確實覺得于公于私，康生都沒有抓我的理由和必要。凌云舉了一個例子。解放初，康生和夫人曹軼歐，我們叫曹大姐，兩個人在濟南不知道什么原因鬧得非常緊張，康生得了神經病。

他把曹大姐請到他家，把好房子讓給曹大姐住，避免他們鬧得太僵，影響康生的工作。康生當時是山東中央分局的書記。凌云說，我個人不僅為他服務很多年，他家庭的矛盾我也在調解，結果不知道為什么，我進秦城也是他提出來的。凌云沒有詳細講。

我說，他把你捉起來干什么呢？你又不是老資格，你也是個三八式，在黨內無足輕重（雖然后來凌云當了安全部長）。迫害人，迫害到了凌云身上，實在不太好理解。康生迫害人太普遍，要不然就不會被永遠開除黨籍了。

為什么他要迫害人，目的是什么？是從蘇聯學來的，這是一方面。但在中國，好像要不斷地迫害人，才能生存似的。所以，他始終采取這個辦法，硬是把自己保護到底了。

這個人頭腦清楚得很，絕不糊涂

這個人的頭腦是很清楚的，絕不是個糊涂人。在個別的情況下，他能夠聽人家反映真實情況，而且能夠容忍。這就是我本人。這件事，凌云現在還在，他可以側面證明。

一九四七年大概六七月，在晉西北土改，康生是團長，我是團員，我們一共才七八個團員。七月間康生在晉西北臨縣郝家坡開土改工作會議，我們的大組長張邦英與張琴秋不愿在大熱天跑八天去參加，就叫我去聽會。

在到興縣郝家坡的路上，我已經聽說康生那里的情況了，是中央辦公廳行政處的幾個人給我講的。那天晚上，我住在他們村。他們村莊住有什么人呢？吳玉章、王明，還有幾個民主人士，都是些老人，地位特別高的，要特別照顧，所以，他們辦公廳行政處在這里。

這些同志，雖然平時沒有往來，但經常見面，都比較熟悉，從二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都是老熟人，彼此信任。

他們給我講，康生那個地方，情況非常特別，各個機關的干部，意見多得很。土改工作團的名氣大，別人都知道。他們說，到處吊打，到處挖地財，特別嚴重的是挖祖墳。

康生當時是中央土改團的團長，政治局委員，長期的社會部長，因此，誰也不敢惹他。這么多人住在這里（河東），還包括后方工作委員會，還有葉劍英、楊尚昆，這些情況，他們都知道，他們也不滿意，但不敢說，怕戴上右傾帽子。

辦公廳行政處的這幾個人說，你是不是去見見吳老，然后再跟康生反映反映？老實說，我也怕。我說，吳老這么大的年紀了，這么晚了，已經七八點鐘，說不定已經休息了，讓他好好休息。我知道，吳玉章的話也起不了作用，康生也不會聽。我去講，更起不了作用。

到了郝家坡，我就聽會。我確實是聽會，聽晉綏分局召開土改工作會議。這個會要求各地把土改工作團搞土改的情況匯報一下。晉綏這個地方，地方不大，也比較窮，但地委有八個之多。

參加會議的人，有晉綏分局的書記李井泉，還有幾個部長，幾個參加試點的縣委書記。這時，陳伯達已經走了，沒有參加，因為劉少奇要到西柏坡建立中央工委，路過時，把陳伯達帶走了。

陳伯達又帶走了田家英，所以，他們那個組等于撤銷了。保德那個組，廖魯言來參加了，于光遠也來了。但于光遠因為手指嚴重化膿，在興縣住院，從始至終沒有參加。所以，康生帶的工作團，兩個人參加，我是旁聽。

這個會議，名義上由李井泉主持，實際上是康生。發生了什么問題呢，康生有個非常片面的規定：滿足貧苦雇農的要求。大家都窮，整個農村都窮，只有在窮里邊想辦法，把不應該沒收的沒收，這樣去滿足貧苦雇農的要求。

整個會，在康生的領導下，在康生講話的精神中，強調發動群眾，進行斗爭。要斗地主，徹底斗倒地主。而且康生還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主席的這個文章，現在是徹底修改過的。

康生在晉西北搞了些什么東西呢？

第一，同意并發展了“化形地主”一說。“化形地主”的意思就是說，這個人家雖然已經窮了，實際上是裝窮。這一來就把很多人的家庭出身查三代。只要你祖父是地主，第三代后還算地主，叫“破落地主”、“化形地主”。

第二，挖地，叫查“地財”。本來農村窮，斗來斗去，沒有好多東西分，就挖地，說元寶、銀元都藏在地下，到處挖。一般老實的農民，即使貧苦，不愿意做這樣的事。做這種事，中國人覺得違背良心。過去中國厚葬，稍為好一點的，有什么銀器、元寶。晉西北那個地方，有金器的少。在臨縣，挖得相當普遍。試點的多少個村，都在挖墳。這個錯誤就不可收拾了，社會道德良心都無法維持了。這種事，什么人愿意干？只有地痞流氓愿意干。他們沒有道德標準。

第三，郝家坡也死了人。特別是婦女被吊打。因為要追問家里的東西埋在什么地方。郝家坡究竟死了幾個，我聽說兩三個。就是逼要人家的銀元、元寶，沒有辦法，自殺了。

康生當然在會上不會講這些事，不會公開提倡，但允許這些事與不允許這些事，講話不一樣。大家希望他在這個會上，對這些事作出結論。你康生自己實驗的地方，有死人現象，你作為政治局委員，應該怎么辦？但他沒有批評。

原來晉綏分局土地改革的時候，有個內部劃分階級的文件。這個文件是懂一些馬列主義，懂一些政治經濟學的人做的，原則上是比較正確的。地主主要是收租，沒有剝削關系，怎么叫地主？所以。基本標準是對的。

但是，在郝家坡會上，最嚴重的是，康生把晉綏分局的這個內部文件否定了。因為拿這個標準看，很多人不夠地主。康生在會上說，“你們這個東西害死人，趕快把它燒了。”意思是作廢了，再不能用了。

我們當時在朔縣的做法，跟他在臨縣強調的大不一樣，做法也大不一樣。但我單獨匯報時，康生聽得進去。如果他聽不進去，反過來整我，說我右傾，我就完了。這件事說明，他并不是個傻瓜，心里邊明白得很。我講的時候，他沒有反駁，匯報的時間，連他講話至少一個小時。

這次匯報，是他先給我講。這件事，我從來沒有講過。因為講出來人家不相信，說你宣傳康生了不起，但那天的情況就是這樣。

匯報是在一天晚上十一點鐘開始進行的，是凌云白天通知我的。但康生要聽我單獨匯報。匯報時，他把他那里的工作先向我講了好久，弄得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沒有辦法，人家那么高的地位，只有聽完了再匯報。

我知道我的話難說得很，帶了三包土和一包糠窩窩頭，舊報紙包的。土，一包是沙，我說這個沙占全村土地面積百分之九十以上，分給人十幾二十畝，他看都不去看。

第二包，重沙質，但不全部是沙，這占全村百分之六七。這一來，就是百分之九十幾了。

第三包是半沙質土壤，沙占一半，土壤占一半。這個在全村中大約只占百分之一二。要種田，只有種這樣的田才有收成，而且還得靠肥料，靠井水。用水井里的水來種田，南方人根本想不到，南方到處都是水。

北方水井有甜水井、苦水井之分。我所在的前柳村就有兩個水井，一個甜水井，一個苦水井。北方把淡水井，沒有澀口味道的叫甜水井。苦水井，有的是鹽堿硝味的，有的是苦味的，這個水，種莊稼也不行，只能日用。

北方要打出一口甜水井，簡直是天老爺賜的恩。好的地方，有水井澆灌，一畝地照樣打好幾百斤，上千斤都辦得到。

我匯報時說，我們不但分了地，還訪問過得地群眾，但基本上沒有興趣，因為中農本來有相對好一點的一點土地，結果拿出一分，返回他五畝沙地，實際上是他吃虧了。

我又把糠窩窩頭給康看。康問，是老百姓吃的？我說，老百姓還吃不到呢，是縣委吃的，也是我住縣委時吃的。因此，那地方現在對分土地毫無興趣（朔縣是新解放區）。我這兩手很厲害，我知道康生很精明，凡是做保衛工作的，第一條就必須精明。我不帶些東西，憑我的身份，我敢說什么呢？

我這個匯報，康生聽得很認真，可能認為你這個年青人，競知道這樣來匯報。如果盲目說，也解決不了問題。因此那天晚上他沒有整我。以后對我的看法也可能由這晚定下來的，可能覺得你這個人不是隨便說話的。說白了，就是印象很好。

那天我匯報情況說，我們那個村沒有地主，只有兩個“富農”，并且講了詳細情況。他們是富裕，但是不夠富農條件，因為他們根本上是自己勞動。

他說，你這個書呆子。僅僅封你個“書呆子”，這就不簡單了，沒有說你是“反革命”，沒有說你是“反黨”，沒有說你是站在惡霸地主的立場上，只說你是書呆子，只是叫你回去“掃地出門”，滿足貧雇農的要求，這件事，說明他的很多議論，跟他的內心并不是一致的。

他知道這些客觀情況之后，他還是非要往“左”辦不可。什么原因，現在怎么說呢？他無非是背后是一套，當眾是一套。當眾這一套是為了自己過關，自己上升。

康生是一個兩面派

康生并不因為在晉西北的土改，我給他匯報的情況，我執行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樣，就把我看成是反動派。解放初我要到青島去治關節炎，經過濟南，到山東分局組織部報到。

那時，他的夫人曹軼歐大姐是組織部長。我去后，康生叫我留幾天。他叫我到他的小辦公室，看他刻的各種各樣的圖章。他還給我看濟南國民黨總司令王耀武的圖章，還蓋個印給我看。我理解，他覺得你這個人還不是一個完全沒有頭腦的人，雖然我比他年輕十好幾歲。

他說，我來濟南這么久，大明湖還沒有去過。明天是星期天，我去，你跟我一路去。第二天，他們夫婦、凌云（當時是濟南市的公安局長），我，安排了一條船，就在大明湖那里游來游去。

不僅如此，他還帶我們上岸看王耀武出逃的那個墻洞。大明湖有些地方有厚厚的墻攔著。我們的地位，是差得不能比，一個普通黨員，一個政治局委員。我這次去，他是優禮有加。

他原來不認識我的，而我在晉西北匯報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樣，為什么他當時沒有把我當成敵人打擊？這說明他的內心世界跟外表表現出來的并不一樣，我老早就感覺不一樣。

一九六〇年六月間，我去了上海辭海編輯所。通知我是在一九五八年，我們單位的負責人王子野能拖就拖，原因是單位奉命要編《蔣介石全集》，要我參加做注釋工作。

我一九七九年回到北京后去看王子野。王子野說，你走后，我看見康生。康生問我，曾彥修怎么樣？我說，到上海辭海去了。他說，你們怎么不告訴我一聲？王子野對我說，他講這個話，我也不懂，告訴一下中宣部就了不起了，怎么必須告訴你呢？

王子野說，算你走好了。他問你，不是要整你。當時他講了一句，叫他做做資料工作也可以嘛。就是摘錄馬列講什么什么，供寫作組寫反修大批判文章。看樣子只是指這件事，你戴著“帽子”，不能參加寫作組，但寫作組需要資料，你能提供。那種寫作組又沒有任何機密，是空對空作戰，所以叫你去協助，一點不稀奇，算你走了好，不然就麻煩了。

我提這些，主要說明一個問題，康生是一個兩面派，不要只看見他兇惡的那部分，他內心是清清楚楚的：他只有保持極“左”的、打擊一切的姿態，才能上升。但在背后，他也希望弄清楚一些事。向他如實反映一些東西的人；并不會把你怎么樣。

所以他跟張聞天比起來，正好相反。

張聞天是帶點書呆子味道，是一個真正的正人君子。康生沒有書呆子味道，他的中國文化修養，高于張聞天，但一輩子深藏不露，絕不表現，一輩子不做一首詩，一幅畫。

為什么？??????

隋煬帝不是有個故事嗎？記不清了，好像就是因為一首詩的一句“空梁落燕泥”什么的，把隋朝初年出名的大臣薛道衡殺掉了。薛道衡是他的有才華的大臣。??????

康生這個人，多才多藝，幾乎到了難以想象的程度，為了政治上的地位，他迫害人，道德墮落到了極端。另外，他又是兩面派，對上一套，對下一套，有些實際情況跟他講，他心里知道。

康生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個很特殊的人物。文學藝術方面知道得這么多，但是他知道的，跟他表現的剛好相反，知道文學藝術的人，一般都比較文雅，人格比較高尚。偏偏他的精神非常惡濁，非常暴虐。

康生這個人，頭腦清楚得很，一九六幾年他曾經是中央理論小組的組長。理論小組，就是意識形態，包括唱戲，決定權在他手里。這時候，他有點像日丹諾夫了，不過實際上還是比不上。

康生就是人格太差，為了保持自己地位，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不惜迫害人，一點人格都沒有，什么革命人、共產黨人，一點都談不上。任何人都要以他為鑒，任何一個有本事的人，都不要學他，不要把本事用到歪道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