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新兩重”的現實效能和全局意義

——在專題研討會上的發言

（2026年春，根據錄音整理）

謝謝主持人，大家好！我想就“兩新兩重”政策方針的現實效能和全局意義，按自己的理解形成條理化框架，分三大層面作個匯報。

第一個層面：要特別注重這個方針政策在“問題導向”下的針對性。

首先，可以很現實地看到它擴大內需、優化結構的現實效能。2024年，中央明確地提出了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這個“兩新”政策。現在是進入第三年了，我的印象里“兩重”也在那個前后有了明確的文件中的表述。概念上，兩新確實是很有新意的，過去沒有過這樣明確的政策框架；兩重則其實有它的延續性——過去我們一直看重的，就有“國家重點建設”項目，現在更使人有深刻印象的，是“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這個“兩重”概念表述。作為國家指導經濟社會發展的方針政策，顯然它們的針對性，就是面對著現在的內需不足——最新的說法，叫做“供強需弱”。

說得直率一點，這種情況在改革開放以后，第一次是出現在1990-91年，那時候叫“市場疲軟”，其實是講的一回事兒。過去傳統體制下，長期的表現都是短缺經濟，改革以后，先感受到的也是消費膨脹、投資膨脹，國民收入超分配，供不應求，物價迅猛上漲，到那時怎么一下變成“市場疲軟”了呢？在當年的討論中，就已意識到與整個體制機制的改變相關，是在比較深層的運行機制構建上，引出了、形成了過去意想不到的這樣一種情況。我們現在叫做“供強需弱”了，還是講的這種運行特點。這個問題，也是跟2010年中央明確提出穩字當頭“穩中求進”、以后稱其為“經濟工作總基調”，現在又要強調“以進促穩”，在邏輯上是完全對應的，是應對著一個市場疲軟、內需不足、經濟下行的壓力。經濟下行，當然也就是景氣不足，而景氣不足呢，也就是經濟學所說的供需之間主導的傾向是供大于需。我認為在這個總量的問題旁邊，一定還要重視相關的產能過剩和結構失衡方面的問題，就要更強調結構視角的分析和認識了。簡言之基本的概括，是雖然有周期性因素即處于經濟波動中的低迷階段，但還要注重更長期的、更深刻的影響，是來自結構性的問題。當然現在也有一種表述，是講當下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需求不足，我覺得在這個方面作出強調的意思可以理解，但實際上決不能忽視結構失衡跟我們現在所說總量方面的供強需弱，是有內在聯系的。如果把結構優化了，那么有效的產能會覆蓋掉、沖解掉過剩的產能，供需的情況就會向良性方向轉變了，所以在內需不足旁邊，一定要念念不忘這一挑戰跟結構方面存在的問題，是有內在聯系的。

如果我們現在努力貫徹中央“兩新兩重”的方針，在效能方面，顯然首先就是它的擴大內需——這個一望而知，“兩新”使設備、耐用消費品更新換代的產能，釋放為現實的擴大內需與綠色低碳升級發展；“兩重”則使建設項目馬上帶出勞動就業崗位和項目所需投入品的訂單，使內需的規模擴大立竿見影；同時，還要強調它們是在結合優化結構來提高我們發展的質量，這就落在中央現在說的經濟工作的“高質量”主題上了。

在進一步發展過程中，要實現高質量，靠的是新質生產力的培育，而這就要特別依靠在各個要素中有乘數放大效應的非傳統要素。傳統要素是勞動力、資本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資源，但現在我們要特別看重的，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概念——這個概念中央領導接受了，近些年也一直在講，它涉及“科技第一生產力”的乘數放大效應，另外我覺得還要強調中國經濟社會轉軌尚沒有完成的過程中的制度創新——這個“最大紅利”、這個“關鍵一招”的乘數放大效應。

大數據時代，現在中央文件里明確地說，數據也成為生產要素。數實融合也會產生乘數放大效應。它在實際生活中跟科技創新的乘數放大效應，是疊加在一起的，在中國，也是與科技體制改革、配套改革帶來的體制機制創新疊加在一起的。科技創新最前沿的表現是現在的數字化、數實融合，在數實融合里又必須承認大數據成為生產要素，它加入了全要素生產率。這個邏輯也是清楚的。落在它的發展上面的這種內需擴大、結構優化、質量提升，當然就是增加我們發展的后勁、可持續性，就是惠民生，助力推進現代化。

所有的努力，最后是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需要。但是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需要，做研究的都知道，在利益的實現上有眼前利益，暫時利益，還有長遠利益，根本利益，后者代表著群眾往往沒有清醒地意識到、但我們需要努力把握住的長遠訴求。這種權衡，當然也是非常需要我們去總結經驗做好的，合理的操作也要落實于兩新兩重的工作中。

接著說下來，第二個層面，我覺得可以對“兩新兩重”做個比較：兩新仍然還有潛力，現在還在擴大它的覆蓋面：其中從設備更新來看，似乎比一般而言的消費品以舊換新的潛力，會更大一些；消費品的以舊換新也還要接著做，但我覺得決策層實際上也意識到了：第一年做了半年，安排1500億元的資金支持；第二年做了一年，按照原力度翻倍為3000億元；今年全年則有下調，安排2500億元。實際上，這也是順應潛力發掘的過程，并不是說永遠都要保持這種投入力度，開始的資金量水平已有所下調，今后頂多再根據情況擴大覆蓋面，適當掌握增加一些資金供應。設備方面可能潛力更大些，它實際上涉及生產資料的概念。那么它能持續多長呢？經濟運行上講，成規模的設備更新是有來潮退潮的，我們近年努力推進以后，六年、七年、八年，我覺得也就這個界限了，不大可能特別長了。

但是我愿意強調：兩重可不是這個時間界限。兩重做下去，我覺得至少有15年、20年甚至更長的適應性周期，它很可能伴隨我國整個未來“新的兩步走”，直到2050年——這樣從全面小康后，接近30年的時間段內，可以不斷發掘這方面的潛力。所以要特別注意，兩新兩重政策在當下和中長期的適配性特征，尤其要看重兩重的長期功效。

如果從兩重來看的潛力空間極其巨大，當然就值得特別展開做一些考察分析。我們中國具備特大規模經濟體的消費潛力，中央由此也非常強調“大力提振消費”。但有的研究者說，抓住這個，刺激了消費，所有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我覺得這是沒有把中央的系統集成思路掌握好。中央的表述緊跟著是“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內需”，都有相應部署。

發力全方位擴大內需，如何實現可持續的經濟良性循環呢？從學理層面講，只要人類存在，就一定有消費需求，是形成原生動力。但人類消費原生動力所帶出的最關鍵的創新，并不是發生在消費需求側，而是發生在滿足消費需求的供給側——真正看得見、摸得著、具有“第一動力”意義的創新活動，一定是發生在生產經營者以投資安排對原生動力做出回應、進而提供產品與服務的供給側。這種有效投資形成的有效產出——即有效產品和服務，能夠讓消費與投資形成經濟循環里的良性狀態，也就是我們追求的“良性循環”。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原生動力永無止境--老百姓追求好日子，沒有“天花板”，永遠會有更為升級的新需求。在中國特大規模經濟體的發掘消費市場潛力這個問題上，按照中央系統集成的思路，我們必須對與投資相關的問題更充分地作出展開的認識|論證——但恰恰是在思想界、輿論界以及實際工作部門中，人們往往會有意無意地輕視這一點。大力提振消費深入人心，老百姓聽著也高興，但同時要經過好幾個環節、甚至繞個大彎才能說清：有效投資才是關鍵。這一點，一般人不太注意，但研究者絕不能忽視。

當前應正視:中國作為特大規模經濟體，要推進創新發展，實現長期發展、增強后勁，很多方面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擴大內需的有效投資，既要包括市場主體、企業的有效投資，更要重視特殊階段上加大政府的有效投資。政府有效投資直接入場，產生其效益，進而拉動景氣回升、帶動市場預期改善、信心提升，讓非政府主體投資跟著活躍而跟進，這是綜合績效概念下必須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也是特大規模經濟體市場潛力發揮的階段性關鍵問題。由此，我們要打開眼界，讓政府過去“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正好借助中央已明確的、以公債為主力的投融資支持工具，以及帶動社會資金跟進的歷史機遇，把事情做實、接續推進，從而可使“有心無力或乏力”的狀況大幅緩解，這個機遇是歷史性的。

“兩重”的可選具體項目，我愿先點一下：最特大型的項目可先作內部討論。已發表的“十五”規劃綱要我看了，似還不夠細致，有一些可能不便直接寫入。比如，不知道有關部門內部有沒有討論過煙臺和大連之間的海底隧道——說了好多年，現在有沒有人推進？還有海南作為全球最大自由貿易港區建設，能不能開建內地與海南之間的隧道或橋梁？對這類特大工程，還有人提到“朔天運河”（大西線調水工程），也有人覺得那是天方夜譚，但具體如何，我認為研討還是有必要的。因為這不是三年五年的事，以15年、20年、25年的視角，回看中國和平崛起過程，這類項目值得討論。當然還有其它方向更為確定的項目選擇，后面匯報。

這就要進入第三個層次，我愿在探討中直率提出看法：應當澄清政府有效投資可選項目方面的認識誤區。當前最主要的誤區，第一個是：認為中國現在投資已經基本飽和，地方政府找不到好項目了。我認為這完全與現實背離。前面說的政府過去“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很多項目，都落在各級地方政府層面。比如，最直接的、無法回避的問題是：這些年因大雨造成的澇災的威脅，越來越明顯。人們在說雨線北移，似乎確實是這個態勢。雨線北移帶來的，有人說是國運方面千年一遇的良機——北方原來一些荒漠地帶，現在加上大片光伏電場建設起來以后，雨水多了，遮蔭了，地上長草了，生態馬上就不一樣了（光伏電池板下面可以散養家禽，因為長草了，有蟲子、有草籽等），這是帶來的正面效應。而帶來的負面的東西，就是大雨和洪澇災害。這幾年給人的印象很深刻，不多說，僅舉震動全局的鄭州特大暴雨災害為例，是引起社會各方高度關注的。網上見到國務院領導到現場的視頻，站在隧道口，明確說，這個隧道里淹了多少輛車、死了多少人，要查清、要追責。以后雖沒有官方消息進一步澄清（一開始說死了幾十個人），但有跟著的消息是，鄭州前些年已經在海綿城市建設方面投入了幾百億元，這個數字不一定準確，我沒有途徑進一步查證，但根據現實情況，需要弄清為什么沒能防止大雨來后悲劇的發生。而且往以后看，“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服務”的政府，肯定要亡羊補牢，來把海綿城市建設做到位，就是我前面說的，過去感覺心有余而力不足，但現今畢竟得籌錢，把錢砸到地底下去，把海綿城市、海綿流域建設做好。一般是從局部開始，最后要做到全覆蓋。比如北京，我知道海淀公園是多年前就立項安排的試點區域，另外有溫榆河公園、城市緣心森林公園、環球度假區景觀水系等按海綿城市設計建設的多個蓄水庫、蓄澇區。這些事情，政府很早就在做，只是什么時候海綿城市能全覆蓋北京，還不知道。鄭州出事以后，人們可能要追問：為什么有這么大量的資金投入，仍然不能避免悲劇？我覺得至少有幾種可能性：一是建了一半，功能還沒完全表現出來，大水就來了，所以沒有達到減災防災效果；二是有可能規劃不合理，錢也花了、也建出來了，但面對極端情況不頂用；三是工程質量不過關，豆腐渣了。從中長期來看，政府今后的選擇是什么？沒有別的選擇，必須把這個事情做到位。鄭州如此，別的地方呢？廣州動不動大雨之后，有多少地下車庫的車輛被淹掉，這種事情今后怎么避免？北京過去有立交橋下淹車淹人的事，前兩年那次大雨，門頭溝和鄰近的河北涿州作為主要泄洪區，也是損失慘重，對這種情況怎么處理？沒有別的選擇，趁著現在我們要擴大內需、政府有效投資要加碼，必須趕快把這個方面的項目，列為各個區域“海綿城市”建設和配上“海綿流域”建設的重點，納入“兩重”。我注意到“十五”規劃綱要里面，沒有海綿城市、海綿流域的直接表述，但它講到“水網建設”，意思已經點出來了，是覆蓋整個國土、水系、要成網的通盤優化設計。

那么顯然，做這里說的海綿城市、海綿流域建設的時候，一定要涉及水系改造、大江大河治理、基本農田灌溉體系升級保障，以及在中心區，一定要對接的地下綜合管廊。綜合管廊可是寫入“十五”規劃里，直接表述的，過去也已說了多年，是一種“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地下工程，而現在能做到的籌資機制變化，已特別直觀地體現出來，有望顯著化解資金瓶頸了。綜合管廊50年代后期北京就有了，天安門廣場一帶是先例，但只敢在這一個地方做——地面上看不見一個電線桿子，沒有一條架空線網，然而其他地方做不起，太貴了。但說了這么多年后，現在時機到了，籌資也有地方專項債、特別國債、超長期特別國債和PPP等創新機制。中國的現代化，不能光看美國還有那么多電線桿子，我們未來真正實現和平崛起，需要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有自己的跨越性。前些年我就對城市建設部建議：應該有一個政府管理部門“更好發揮作用”而規定所有新區建設的標準圖紙，其中必須包含地下綜合管廊，否則不許開工（老城區沒辦法，慢慢改造）。這個事情一直清晰度不夠、決心不夠，而現在我認為恰逢其時，必須這么做。地下綜合管廊里面納入的所有管網的負責主體，每個年度都要向綜合管廊管理當局交年費——年費源頭，是所有入網管網、線路的“使用者付費”，這非常清楚：雖然是比較弱的現金流，但是以地方專項債頂格安排30年為期、特別國債30年為期、超長期特別國債50年為期，完全可以覆蓋它的閉環運行。30年、50年的騰挪空間，可以非常好地把它處理為跨期平衡，實現擴大內需、增強長遠發展后勁、提升發展質量等綜合績效。這個綜合績效，直觀看上去就是我們討論財政績效概念所說的：那怕直接效益體現很弱，甚至感覺不到，但是從國民經濟長期發展來說，所謂“國民經濟綜合績效”是不可否定的。在中心區域做地下綜合管廊建設，又一定要連通軌道交通網的通盤規劃來做項目安排，這也是很清楚的事——國土開發要“全國一盤棋”，這是典型的情況，不是少數基層單位、少數有創新創業積極性的主體自己“試錯”，就能把這個網合理形成其結構的，這是“政府更好發揮作用”必須做好的頂層規劃。

可知，要做減災防災的“兩重”建設，海綿城市、海綿流域無法回避，真正的水系治理、全國水網建設、鄉村振興、基本農田灌溉體系，都是題中應有之義。需要緊跟著說些展開的認識：這樣中心區必須匹配的，是綜合管廊、軌道交通網建設項目最密集的區域，在地下走地鐵；到了邊緣地帶、郊區，可以降低成本升到地面上，成為輕軌。紐約如此，東京也如此。北京上海和紐約東京，都高樓大廈林立，看上去現代化氣息很足，但要問一個關鍵問題：為什么紐約、東京的機動車擁有率比北京、上海高得多，卻不用對居民購車作限制性搖號、以及車到手后的限行？根本的差別，就是人家的基礎設施達到了相應水平，老百姓有錢愿意買車就買車，既擴大消費，也帶動經濟繁榮，在老百姓買車之后，自然而然的選擇是：節假日、周末開車出去享受生活，平時則只做應急使用；日常通勤時，郊區居民把車開到政府規劃好的停車點、停車位（一般可平價），然后進入軌道交通網，安全、準時、少污染、少煩惱，到達目的地。這就是發達國家實際的日常公交體系運行水平。別看紐約地鐵系統已經老破舊，但它的基礎設施支撐的綜合績效非常高。從社會綜合績效考評來看，我們現在北京、上海和國際先進狀態還差一大截。北京、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中國至少有幾十個城市，都無法回避，必須抓緊建設四通八達、密度足夠的軌道交通網，這必須列入重點建設任務。說得直率一點，我認為管理部門這些年的思路還是不夠放開。非得3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才能建地鐵嗎？歐洲、美洲的很多城市早就有地鐵，比如德累斯頓，被稱為“歐洲的陽臺”，常住人口只有幾十萬人，軌道交通網密度卻比北京還高；我1988-89年作訪問學者的匹茲堡市“大匹茲堡”概念下也只有39萬人口，那時就已建成了地鐵。這首先是體現理念上的差距。中國現在大量中心區，要趕快抓緊建軌道交通網，否則就會重走北京、上海出現窘境的老路。老百姓一定會越來越多地購買機動車（當然未來也可能出現新的模式，不是私人購買機動車，而是配備商業化自動駕駛出租車一類的車輛，然而畢竟還是機動車要滿街跑），機動車問題，一定要和城市軌道交通網一起通盤考慮。如果沒有軌道交通網支撐，沒有配套的停車場、停車位建設，城市治理方面好的設想就要泡湯。這方面還有可展開的很多分析。現在北京、上海這種狀況，其實已經成了國際笑話。北京市民購車搖號，曾經是40多個號中一個，人稱中簽率等于“輪盤賭”，后來是升到兩千多比一，更成了五十倍的“輪盤賭”。解決這種問題，必須借鑒全球發展經驗，從挖掘自身潛力的角度來積極解決，怎么會說地方找不到合適的投資項目？

過去我說過，現在我仍然有底氣說：地方政府轄區里，適合“兩重”概念來做的投資項目，在全中國俯拾皆是。這并不是講每個轄區用一套方案照搬，而是各個地方一定能找到適合自己、抓住歷史機遇加快建設的“兩重”具體項目。合適的投資項目，不是簡單地拿來一張清單、每個地方照單抓藥，而是要動腦子，看長遠，政府結合自已轄區的發展戰略做頂層規劃，是大有可為的。（至于各個轄區里在中心區之外的鄉村振興，也一定要有增長點，新的園區建設，也必不可少，等等）。這是我認為需要澄清的第一個誤區。

還有第二個誤區：認為政府投資必然低效、政府投資一定會產生擠出效應。我不否定存在政府投資不當的問題，也不否定可能出現擠出效應，但這些卻并不是注定的。政府有效投資怎么才能有效？我們多年前就有論文作論述：從全局出發，把握好政策擴張的時機與必要性、掌握好擴張力度，合理明確投資領域，在項目落地過程中提升規劃水平，再加上具體項目科學論證其可研、資金不被挪用、工程監理到位等一系列措施，來保障有效性。

在項目選擇方面，要進一步明確：政府要做的有效投資，有別于企業層面的有效投資。企業層面的有效投資的有效性，可以用微觀視角的成本效益分析來量化；政府的有效投資，也離不開成本效益分析、管理會計方法的運用，但絕對不能只看微觀賬面。如果只從微觀視角看，很多政府項目就是“低績效”的代名詞。比如青藏鐵路，我沒看到財務情況的披露，但可以肯定，投資回收從賬面上看是遙遙無期的，但它的綜合績效、戰略績效是無可替代的。它的客運、貨運加在一起，能不能覆蓋運營成本，可能都要打問號。但是它的綜合績效無可否定：它對公共產品覆蓋全部國土起到特定區域的關鍵作用，是西部直達邊遠地區“要致富、先修路”的基礎性建設，它還是從經濟層面，上升到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抵御分裂勢力、實現長治久安的政治層面的綜合績效，是讓藏族同胞和其他少數民族同胞、西部社會成員共享改革開放成果的重大的必要舉措。這種綜合績效的量化核算，是全世界的難題--多年前我研究財政時就知道，國際上對這個課題的熱度長久不衰，方法、套路還在不斷探索。我們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不必等待西方有成套理論和方法支撐才去做，現在就要認清這一點。

在超越微觀視角的績效有效性之外，還有一個視角：把時間段拉長到長期、超長期來看，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適當超前”所形成的有效性，超出一般人的眼界。舉個例子，對中國最早影響很大的高速公路——沈大高速（沈陽到大連之間），當時有一種意見說：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有必要花這么多錢建這種高速路嗎，太超前了吧？沒想到老百姓把車開上去，體驗非常好，結果不到兩年，路上就車滿為患，高速“快不起來”了。當時只好封路、重新征地拓寬車道，施工將近兩年，期間民怨很大，好不容易完工，才又補上欠賬。后來滬寧高速也出現同樣情況，開通不到兩年就車滿為患。這次不敢照搬沈大高速全路封閉施工的經驗，改成單向分段施工，封一側、放一側，雙向輪動放行勉強維持可通行，但老百姓當然也非常不便，多有怨言。所以從財政綜合績效來看，有能力一次打足提前量，是最合算的。北京航空港也是如此：改革開放后首都機場T1擴建，很快不夠用了，又擴建T2；沒過幾年又不行，再建T3；后來全面布局，又不得不建大興機場。如果當初資金一次到位、T1到T3一步到位建成，綜合績效會高得多。只是當年沒有PPP等模式，政府財力有限，只能量力而行、分步建設。未來我們有條件把眼界放得更大，機制用得更活，應把提前量盡可能打足。這里面有很細致的科學性，但有些眼光長遠的領導早就意識到這一點。我印象中，萬里同志曾講到，當年建長安街時有人批評街面太寬，多花了錢，沒想到十幾年后，堵車嚴重，東單、西單為甚，恨不得再寬些，完全印證了長遠綜合績效的考量。還有，西部的一些高速路網，現在看起來車流量不大、空空蕩蕩，但這是階段性現象。雖不能盲目過度超前，但適度超前是規律性要求：有了路網，外部車輛能進入、使旅游先獲發展、又使當地土特產能外賣，同時商品經濟的市場觀念，會進入邊遠地區，帶動商品經濟發展和觀念更新，引出市場培育和發展，促使本地能人創業創新，百姓收入提高、買車便增多，路上跑的車會越來越多。從全局、結構優化、綜合績效提升的角度講，這方面的探討應該進一步深化。

總之，不能說政府投資注定低效，至少要在從前面說的兩大不同視角來看：第一，綜合績效視野之下雖難量化，但必須是放到長遠周期中去算八九不離十的總賬；第二，有能力的話，結合機制創新適度打好打足提前量十分重要。

另外，“擠出效應”也不是注定出現的。經濟低迷時，政府增加投資不會產生擠出效應，反而產生拉動效應，這可以有充分論證。我們現在階段上正是這個特點：政府加大“兩重”投資，以拉動效應為主，是非常明顯的。

此外，還有一個理論聯系實際需要澄清認識誤區的要點，我已寫出長篇論文，就是要清算所謂“李嘉圖等價定理”。李嘉圖本人曾提到過的這一思路，是說在舉借公債和稅收之間，存在一種相互替代的等價關系。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后，西方學者把這個問題重新提出來，并命名為李嘉圖等價定理。最簡單的說法是：舉債和征稅可以等價，因為借來的錢，最終要靠未來的稅收償還。由此引申出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既然兩者差不多，該舉債就舉債；但另一種是更多人從生活常識出發，覺得舉債不好、增加壓力，既然等價，就不必舉債，用非舉債途徑（收稅）解決問題即可。但結合現實，我已作出完整論證（今天不展開學術分析），要講清楚：李嘉圖等價定理在現實中不成立。它理論上有非常嚴格的假設條件，現實生話中根本無法滿足，實踐中完全站不住腳。最簡單的道理：政府想加稅很難；而舉債，直觀上就比征稅容易得多，能迅速解燃眉之急。我們現在的地方專項債，就是地方政府解燃眉之急的主力。三年疫情，地方背上大量債務。2022年11月防疫政策調整、社會生活放開后，2023年所有方艙項目無論建成、在建還是剛立項，全部停用停建，但債務壓力集中暴露。中央意識到地方壓力極大，嚴令不能再形成新的隱性債務，但各地要災后重建、要處理火燒眉毛的欠賬，怎么辦？實際上只有一個來源：地方專項債。應付急事，先用這筆錢填上。到現在好幾年了，中央并沒有一個文件敲打地方挪用專項債資金，因為大家心知肚明，總得讓地方活下去。這就是現實中潛規則替代明規則，用舉債機制給地方一條活路，這是征稅做不到的。后來中央還明確：地方專項債資金可用于給有困難的地方銀行及金融機構補充資本金，幫其增信，再以合規、低成本負債渡過難關。不用明講也能知道，這筆補充的資本金不會永遠留在賬上，等困難解決后，可酌情抽回，再投回原定專項建設。地方專項債頂格安排是以30年為期，時間給出的騰挪空間，足夠完成閉環。現在中央更進一步提出，可擴大專項債補充資本金的項目與范圍，正是看到這個機制可用。

我簡單強調一句：過去有觀點說公債在某種意義上不是債，是有道理的。它和私人、家庭的債，表面看一樣，有借有還。但公債（國債、地方債）在持續循環中，每一筆雖有借有還，總體上卻可隨著GDP規模不斷擴大，只要把債務率控制在與GDP相比的相對數安全水平，安全問題就有保證，這樣債務資金使用的絕對規模會不斷增加。比如公共負債率保持在GDP的60%左右，GDP增長多少，舉債資金規模也同比例擴大，這是所有經濟體共通的基本情況。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政府每一筆公債有借有還，但政府可使用的公債資金總量卻在不斷增加，沉淀下來的資金長期可用、持續增長。當然，如果把握不好，舉債過度，負效應壓倒正效應，就會形成危機，乃至引發惡性通脹、政權動蕩，甚至改朝換代。但真到那一步，公債也不是債——新政權不會認舊政權債務；惡性通脹會把風險攤給所有債權人，通脹一發生，債務也就會隨之被消化掉。我們追求的，當然是良性循環，在防范風險中持續用好公債手段，推動供需進入良性循環。總體來說，必須清算李嘉圖等價定理在現實中帶來的各種認識誤區。我的相關論文網上可查，15000多字，有詳細論述，歡迎批評指正。實踐中，我國已經用到超長期50年期國債，這個空間還有多大？從國際經驗看，美國紐約在1900年前后其發展高歌猛進時，曾發過100年的市政債。買主出手購買時，誰會設想自己還能活100年？其吸引力，是每年可以拿著這個憑證領取利息收入，這個票據憑證還可以繼承，就這么發行出去了。我國現在的超長期特別國債也明確了，半年付一次息，所以購買債券的主體，包括商業銀行等，完全沒有擔心。這件事的相關機制，如果真到了緊要關頭，在并不動用變現國有資產等辦法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考慮把超長期特別國債還本付息拉長到70-80年。這個未來70年、80年的發展騰挪空間，非常可觀，能做大量我們想做過去卻還做不了的事。

簡要回顧一下：我國第一次發行特別國債，是朱镕基同志擔任總理時應對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他剛正式出任總理，在兩會上明確提出“一個確保”，沒想到兩會剛結束，數據就出現異常，于是啟動預算調整方案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發行長期建設國債，先是1000億元，后來調到1500億元，同時安排四大銀行購買財政部發行的特別國債共2700億元。財政部獲得資金使用權后，馬上打回相關金融機構的資本金賬戶，使它們的資本充足率達到《巴塞爾協議》當時要求的水平，使國際上“工農中建技術上已破產”之說不攻自破，穩定了大局。整個操作所有環節都合規，但聽著就像變戲法一樣，公眾的資金表現為銀行存差后，通過賬戶撥轉，問題就解決了。2700億元當時是天文數字，但配上30年償還期，現在還不用還，到2028年償還時，在整個財政支出盤子里占比不到一個百分點，完全是小菜一碟了。這件事對全局的貢獻非常巨大。隨之而來的利息壓力怎么解決？當時財政部提出6.5%，銀行方面提出7.5%，國務院在總理主持的會議上拍板，取中間數7%。這時財政部才亮出底牌：銀行手中掌握的國家注入的資本金，應該承擔向國家上交資本收益的任務，建議每年定為7%。這樣一來，一分錢額外資金都不必實際動用，付息問題自然而然就解決了。這么好的騰挪機制，一直延續到我們現在幾輪發行特別國債。在可預見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我們的公債“發得出、用得上”的空間十分寶貴，非常有利于我們在經濟工作中更有彈性地掌握回旋余地和化解矛盾制約，只要努力推進，安全區內運用公債政策手段支持兩新兩重等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完全可以爭取更好結果。

從增長目標來看，達到2035遠景目標要求的年均增速，彈性空間大概在4.5%-5.5%，或說接近5%，這是我們“保證速度”的底線。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同時，必須保證經濟運行在合理速度區間。總書記在對2035年遠景目標規劃的《說明》中，已經明確指出：我們很有希望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屆時中國經濟總量或折為人均的GDP，比2020年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學者們根據人口變動假設情境測算，15年間的年均增速要求，是為4.5%-4.9%，中樞在4.7%左右，今年兩會提的4.5-5%，正好壓在底線之上。中央明確提出的把經濟運行維護在合理區間，背后對應的就是這個增速區間。而且需要注意，基數越高，增速重心越可能下調。這15年間，前半段我們要努力在5%以上運行，這是基于這個背景可作的瞻前顧后的考慮。

所以我認為，從全局和戰略意義來看，當下“兩重兩新”方針政策訴求的核心之一，就是在實質性追求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擴大內需優化結構增強后勁化解風險，真正實現中央要求的把經濟運行維護在合理區間，運行中要努力保證速度底線不被擊穿。這是關系到整個現代化戰略意圖能否實現的重大問題。有的研究者說，沒關系，速度低一點也行，老百姓照樣過好日子。這種話太輕飄飄了，我認為站不住腳。中央多年反復研討后確定的“新的兩步走”現代化戰略，絕不是可以不考慮數量指標的。保證合理增速，不只是經濟問題，更是上升到戰略全局的重大問題。

我的匯報就到這里，占用大家較多時間，歡迎批評指正，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