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2022年至2025年駐華履職、現任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教授的資深外交官，首度對外披露特朗普政府對華談判的幕后架構，把外界看不清的籌備機制、美方談判底線與所謂 “勝利標準” 全部攤開在公眾面前。

外界普遍默認，大國雙邊談判應由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或國防部長牽頭籌備。中美作為全球體量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高層會晤的前期鋪墊更該由外交圈層主導，這也是國際政壇通行的慣例。

美方卻跳出固有規則，統籌特朗普所有中美談判籌備工作的核心人物，并非傳統外交安全高官，而是財政部長貝森特。

過去十五個月時間里，貝森特與中國副總理何立峰保持常態化溝通，線上磋商與線下會面從未間斷，形成固定對接機制。

何立峰統籌央行、財政部、商務部等多個經濟關鍵部門，貝森特與其建立的溝通渠道，直接鎖定了中美談判的核心賽道。

雙方所有前期鋪墊，都圍繞貿易規則、供應鏈穩定、關稅政策三大板塊展開，完全以經貿議題為軸心。

在美方的認知里，一份能定義為 “勝利” 的中美協議，有著清晰且功利的硬性標準。

關稅層面，美方希望達成跨年度凍結機制，敲定今年直至明年不再新增關稅，把當前短期 90 日休戰，升級為長期穩定約定，規避政策反復波動。

農產品貿易被美方視作必拿的籌碼。美方明確要求中國擴大大豆、豬肉制品、漁業產品的采購規模，用大額訂單為美國農業州經濟兜底，穩固特朗普的票倉基本盤。這一訴求被伯恩斯視作經濟領域會晤成果的核心指標。

科技領域，美方堅守一貫的雙標邏輯。不尋求與中國全面經貿脫鉤，認可雙邊商品與服務貿易的合作價值，卻執意要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量子計算、網絡安全等兩用技術領域推進對華 “去風險” 布局。

伯恩斯在采訪中直言，拜登時期落地的高端半導體對華出口管制政策不應放松，這是維護美國科技領先地位的關鍵舉措。

美方默許商業層面的正常往來，卻牢牢鎖住高端技術出口閘門，試圖在競爭中始終占據壓制地位。

2025年10月25日至26日，何立峰與貝森特、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經貿磋商，成為雙方前期籌備的關鍵節點。

會談圍繞海事物流、造船業301措施、關稅暫停期延長等現實議題展開，達成初步共識框架。

新華社事后披露磋商細節，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李成鋼作出直白表態，美方談判立場態度強硬，中方堅守自身發展利益的底線同樣堅定。雙方可以協商讓步空間，但絕不會觸碰各自核心紅線。

伯恩斯將當前中美經貿相處狀態定義為 “不安的休戰”。

在他看來，零散的口頭共識、階段性的關稅暫停都不算成果，美方期待的是由專業律師起草、具備執行約束機制、篇幅龐大的正式書面協議，用制度化文本鎖定既得利益。

中美雙方的談判行事風格，存在鮮明差異。伯恩斯結合參與多場大國峰會的經歷透露，中方高層會晤從不接受臨場臨時博弈討價還價。

所有戰略方向、戰術細節，都會在前期提前敲定，高層會面只負責確認共識，不進行現場臨時拉扯。

中方愿意維持中美關系整體穩定，背后源于自身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

國內經濟仍處在結構調整階段，需要平穩的外部環境緩沖內部挑戰，不愿未來一兩年因地緣博弈制造局勢危機，這也是中方愿意務實開展經貿磋商的底層邏輯。

科技競爭之外，人工智能領域也出現微妙的合作空間。

美方科技企業謀求在 AI 賽道搶占先發優勢，與中國企業形成激烈角逐。

同時美方也產生現實擔憂，害怕大模型技術流入網絡恐怖分子、網絡犯罪分子手中，造成跨國安全風險。

美方希望與中國開啟專項對話，共同建立 AI 技術風險防控體系，制衡惡意技術濫用。競爭與防控并行，也成為接下來中美高層會晤潛在的新增議題，讓談判格局不再局限于經貿與關稅范疇。

中東伊朗局勢，始終籠罩在中美談判的背景之下。

中國45%至50%的原油供給依賴中東航道，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航安全，直接關聯中國能源供應與全球貿易鏈路穩定。

面對區域沖突，中方始終保持旁觀姿態，不深度介入局勢紛爭。

中方借這場沖突向全球傳遞自身定位，塑造穩定守信、不主動挑起爭端的合作伙伴形象，重點深耕全球南方國家外交布局。

但這種中立姿態，也讓部分外界聲音質疑，中方沒有為委內瑞拉、伊朗等戰略伙伴公開站臺，削弱了自身外交可信度。

俄羅斯的立場與中方形成鮮明反差，普京多次公開發聲支持伊朗，在伊朗高層遇襲后第一時間發送慰問。

中方僅呼吁各方開展嚴肅談判、推動停火止戰，聚焦航道開放與能源流通，刻意避開站隊表態，堅守務實外交原則。

臺灣問題，是中美高層會晤無法繞開的核心紅線。中方已多次明確表態，臺灣是不可觸碰的底線，美方不得逾越一中原則框架。

美國政壇卻始終固守固有立場，伯恩斯公開聲稱，美國應堅守《與臺灣關系法》，持續提供防御性軍事裝備。

美方還試圖施壓中方恢復與臺灣領導層對話，堅持五十余年對臺軍售不與中方談判妥協。臺海議題，注定會成為中美談判中博弈最激烈、最難達成共識的板塊，也為雙方高層互動埋下分歧隱患。

縱觀整場談判布局，美國把經濟利益凌駕于外交安全之上，由財長牽頭統籌所有籌備工作，本身就暴露了深層困境。

國內財政壓力、產業復蘇乏力、農業州經濟疲軟，迫使美國急于通過對華談判轉嫁內部治理難題。

所謂美方眼中的 “勝利協議”，本質是零和博弈思維的體現。只想單方面獲取農產品訂單、關稅穩定紅利，同時維持科技封鎖、插手臺海事務，只想索取不愿妥協，只想競爭不愿平等共處。

大國之間的經貿與外交談判，從來不是單方面的利益收割。

中方愿意管控分歧、拓展合作，維護雙邊經貿供應鏈穩定，卻絕不會為迎合美方訴求犧牲自身核心利益。

特朗普政府試圖靠著財長主導的談判模式，復刻單邊施壓的舊套路，卻忽略了當下中國的經貿話語權、科技自主能力早已今非昔比。

固守霸權思維，無視中方底線與合理訴求，即便頻繁舉行高層會晤，也難以達成真正具備長效價值的合作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