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以前就講過很多有關于抗日戰爭當中,日本軍國主義者在我國犯下的細菌戰罪行。后來日本戰敗之后,細菌將軍石井四郎和美方GHQ進行利益媾和,用標本資料和數據換取逃脫絞刑架的自由。也說過,再后來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我們的志愿軍同志們發現了很多“似曾相識的老朋友”,很多陶瓷制造的四格炸彈,里面裝了感染病原體的老鼠和跳蚤等等。筆者也提到過我們了不起的38軍的同志們在朝鮮戰場一邊正面作戰,一邊還要進行反細菌戰的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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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三十八軍野戰醫院護士呂文秀同志和軍直屬衛生所同志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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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為什么要進行這種陰暗的手段,他們也知道這是違反國際法的,拿不上臺面的。早在1950年12月聯合國軍敗退至三八線時,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即提出細菌戰計劃,1951年底正式決策,意圖就是通過制造疫情削弱志愿軍戰斗力、破壞后勤補給。美國陸軍化學兵團1953年內部文件(杰弗里·凱引述的)稱,將生物武器作為“臨時政策性武器”,所謂說,“提高短期戰斗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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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說了,美國在二戰后與日軍731部隊負責人石井四郎達成秘密協議,以豁免戰爭罪換取技術數據。所以我們雖然是戰勝國,但是我們受到了不公平的背叛。朝鮮戰場被指控為“繼承731部隊生物武器遺產的實驗場”。杰弗里·凱指出,美軍使用的“羽毛炸彈”和“昆蟲武器”等與731部隊技術高度相似,朝鮮成為冷戰初期生物武器實戰化測試的關鍵場景。另外這位學者還說,德特里克堡過去曾經是,現在也還是美國生物戰的研究中心。前些年由于全球都有的新冠疫情,大家對這個地方也是有所耳聞的。那么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初,這個研究所就和中情局密切地合作。成立了所謂的特種作戰部,專門從事生物武器制造。學者們還注意到一個問題,當美軍在朝鮮戰爭當中實施了細菌戰之后,德特里克堡有多名生物武器研究人員突發疾病去世了。可能他們就是研究某些東西的犧牲品,但是美國的軍方從來沒有公布對這些研究者不幸身亡的死因,或者說也沒有發布類似的調查情況。
美國歷史學家們也證實,有不少文件證明了美國曾經在朝鮮戰爭當中使用了生物武器。杰弗里·凱甚至直言說,一部分被俘的美軍飛行員了解細菌戰武器來自“德特里克營”,也就是后來的德特里克堡。因為那里曾經作為一個特殊的作戰單位,所以管它叫做“營”。有證據顯示創建德特里克營的美國化學戰勤務隊,有一些人員是主張赦免原七三一部隊石井四郎和他同伙們的人。這些主張赦免戰犯的人,也正是那些鼓吹生物戰的人,更是那些在1950年到1951年馬上成為生物戰負責人的人們。另外,學者們也注意到一個問題,日本進行細菌戰最開始的地方就是在關東軍的勢力范圍之內,就是說在中國的東北開始,逐漸在其他地方設立分部。后來的美帝國主義繼承了這個細菌戰的衣缽,所以他們的行為是高度相似的,他們也特別對在寒冷地方實施細菌戰的實效很感興趣。所以他們下毒手的地方是中國的東北和朝鮮,這恰好是氣候很相似的地區。如果他們的行動成功了,自然要擴大侵害的范圍,也就是我國的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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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情美國掩蓋不住,已經成為公開的事實,都不用別人去揭露了,通過時間,美國自己的人都看不下去了,都把這丑聞蓋子揭開了,一看,臭死了。現代人都知道,進行細菌戰是違反國際法的,是不道德的,那么除了缺德之外,單就戰爭本身功能來說,它有能夠收益的地方,所以為什么當年的日本特別想發展這個東西,是因為這是一個低成本的戰爭手段。相比核武器(政治風險極高),或大規模常規進攻,細菌戰隱蔽性強、成本低,可制造恐慌,瓦解軍民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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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952年1–3月,美軍飛機在朝鮮40余郡及中國東北包括撫順、安東就是丹東等地投撒帶鼠疫和霍亂桿菌的昆蟲,意圖引發烈性傳染病流行,中方記錄有相關感染384例,死亡126人。當時美國將新中國視為“共產主義擴張威脅”。部分決策層存在一種“為遏制對手可突破道德底線”的思維。如中情局特工亨特1951年著作推動“洗腦”的污名化宣傳,為自身生物戰研發提供遮掩,直到現在他們也仍然會喜歡用這個詞,其實是他們自己最愛這么做的。當然后來美軍是給自己找理由,因為這件事不能拿到臺面上,他們會說朝鮮冬天很冷,投放昆蟲和老鼠的成功率不大。事實上真正進行細菌戰的時候是早春之后,這個時候剛好是萬物復蘇的時候。也就是說這些病原體能活的,美軍也很狡猾,細菌戰投撒區域多為山洞、戰壕等微環境,是具備傳播條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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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的蘇聯方面有一些信息,因為他們曾經想和美方搞好關系,所以在宣傳口徑上曾有所放松,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政策就開始變化,直到蘇聯后期,他們文件可能為緩和與美關系而淡化指控。所以與1952年蘇聯支持調查的立場矛盾了。后來國際科學委員會,含西方科學家們獨立調查,有詳細物證鏈,包括細菌彈殘骸、昆蟲樣本、中朝防疫檔案,還有2010年CIA解密的20余份實時截獲的中朝軍隊求援電報,其中有請求DDT、報告疫情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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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真實的證據是,后來2019年美方CIA解密文件《烈火洗禮》 意外證實,中朝軍隊1951–1953年間持續向總部請求DDT、防疫補給物資,以應對“生物戰攻擊”,與當年調查結論高度吻合,徹底駁斥所謂“宣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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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3月12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決定組建“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調查團”,以鐵證揭露美軍在朝鮮與我國東北實施細菌戰的反人類罪行。調查團由李德全(中國紅十字會會長)任團長,廖承志、陳其瑗任副團長,陳其瑗同時擔任東北分團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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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時間線大致為3月14日周恩來同志致電部署,調查團于3月15日自北京出發。他們分赴朝鮮前線與中國東北(沈陽、撫順、安東/今丹東、寬甸等地)實地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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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做了詳盡的證據收集,調查團訪問150余人證,勘驗1165件物證,包括美軍投撒的帶菌昆蟲、細菌彈殘骸等。并審訊執行細菌戰任務的美軍俘虜。寬甸縣學生李思儉發現的白堊質細菌彈就是關鍵物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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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也有證據印證,同期,3月3日啟動的“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與七個國家科學家組成的“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獨立調查后,他們于9月23日發布報告,以科學證據確認說,“美軍確將中朝軍民作為細菌武器攻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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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續自1952年5月5日起,新華社陸續公布25名美軍飛行員關于實施細菌戰的供詞。中國同步開展全民防疫運動,志愿軍接種率達92%以上,有效遏制疫情擴散。也就是說我們打仗已經超級超級艱苦了,不能再因為這個產生減員。當時志愿軍做出的應對政策都是非常及時而且有效的,在黨的管理下,沒有造成像舊社會那么大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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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國主義的細菌戰對我們的抗美援朝戰爭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影響。這也逼著我們構建高效防疫體系,調查直接推動中朝成立各級防疫委員會,從志愿軍總防疫委員會到連級防疫組,建立檢驗隊、檢疫站、傳染病醫院,形成“專業隊伍加群眾運動”的防控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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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也提到了,我們的應對有效遏制了細菌戰效果。通過全民接種(包括志愿軍接種率超92%)和愛國衛生運動、疫情分區管控等措施,1952年,朝鮮北部傳染病發病率反較1951年顯著下降。資料記載,與細菌戰相關的感染384例中258人治愈了,證明防疫體系成功粉碎了美軍削弱我們有生力量的戰略意圖。
防疫經驗凝聚為新中國公共衛生體系重要基礎,愛國衛生運動延續至今,不僅提高了戰爭時期的公共衛生能力,也是流傳至今的一筆豐厚的財產。
在政治與輿論層面,對細菌戰的調查可以扭轉道義天平,凝聚國內民心。調查證據如寬甸學生發現的細菌彈、飛行員供詞激發全民反侵略斗志,團結民主黨派九三學社、民盟等,和科學家如方亮、謝知母等廣泛參與,強化“人民戰爭”統一戰線。
調查瓦解美軍道義立場,例如1952年5月起新華社連續公布25名美軍飛行員供詞,國際科學委員會(包括英、法、瑞典等國科學家)9月報告,以600余頁科學證據確認“美軍系統性使用細菌武器”,使美國所謂“堅決否認”陷入被動。因為他們確實是不講國際法的,一丁點底線都沒有,而且對我們的野戰醫院進行空襲,轟炸沒有反抗能力的傷病員……
之后可以進行國際輿論反制,沈鈞儒在布達佩斯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會議上提交報告,推動13個國家及國際組織公開譴責美國違反《日內瓦議定書》。削弱美國自吹的“自由世界領袖”形象。在外交方面,為我們爭取國際道義支持,調查為中朝在停戰談判中增加籌碼,揭露美國“以非人道手段突破戰場僵局”的企圖,強化其“侵略者”國際定性。細菌戰的調查成為生物武器禁用的重要實證案例,推動國際法的立法,為1972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約》談判提供歷史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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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的新的研究發現了很多新的國際檔案和證據,也更深揭露了美帝國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者勾結的事實,更深揭露了美日之間的細菌戰技術合作關系,他們是無法抵賴的。在麥卡錫主義橫行的時候,美國方面有組織地銷毀了很多有關細菌戰的資料,但是還是留下了不少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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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當時戰爭的細節是怎樣的,各個國家的證據對以下事實具有廣泛的共識。
第一個是美國在冷戰初期確實有活躍的生物武器計劃,比如說在德特里克堡基地作為核心。另一個是朝鮮的戰爭,成為生物武器倫理與國際法的一個實驗場,就直接說,在這個地方是弱肉強食的。
第3點就是我們中方組織的調查推動了全球關注生物武器的危害,剛才說了,這就是為1972年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奠定了道義的基礎。
另外這件事情給世界也是一個警示,在戰爭當中,科學倫理的底線是不容突破的,任何國家都應該恪守《日內瓦議定書》的精神。當時我們新中國在極端的劣勢下,用科學實證捍衛了人類良知的堅定立場,這不僅是一次戰時的應急響應。更是我們新中國參與國際人道主義事務的早期實踐,也是全球反生物武器運動的關鍵歷史轉折點,更是我們人民戰爭思想當中軍民協同,科學防疫的典范。
正如周恩來同志在這次調查總結當中說的,“反細菌戰的勝利是科學與人民力量的勝利。”我們的勝利保障了戰場的主動權,更在人類戰爭倫理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警示后來人,任何踐踏文明底線的行為,終將被真相與正義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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