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學”因其兼具經學與理學的雙重屬性，備受學者關注。那么，該如何看待四書所包含的四部經典呢？我們認為，當以“四書”來指稱各自獨立的《論》《學》《庸》《孟》四部元典，以“《四書》”來指稱作為整體的理學經典體系。她從先秦鄒魯大地產生，后又成為東亞儒家文明共同體的核心經典，深刻影響了東亞文明的發展進程。

“元典時代”視域中的“四書”

理解“四書”的文明史意義和地位，必須將之置于文明時空的視域加以考察。

　　首先，“四書”產生于春秋戰國時代。長期以來，學者喜歡使用德國哲學家雅思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理論對其進行界定。而隨著文化自信的增強和文明史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對“軸心時代”理論進行反思。我們認為，這一時代當以“元典時代”命名更為周全、合理。理由如下：第一，中華文明精神元典于此時創立。“元典”概念始于20世紀90年代，由馮天瑜先生提出。“元典”之“元”具有始、首、基本、原、長、正、大、善、美、上、寶等意，較“原典”意蘊更豐富；“元典”之“典”不僅包括《易》《詩》《書》《禮》《春秋》“五經”，又包括《論》《孟》《老》《莊》等典籍，較“經典”內涵更寬泛。第二，“元典時代”既能凸顯春秋戰國時代的文明突破與轉型，并與此前的“王官時代”及此后的“經學時代”形成中華文明的“三段論”；又能顯示春秋戰國時代與“王官時代”“經學時代”的連續性和一體性。這是“軸心時代”的概念無法比擬的。

　　“四書”產生于“元典時代”，屬于中華元典。其兼具“經”與“子”的雙重屬性，又與六經與諸子典籍不同。“子”的屬性使其能作為“百家之一”而“開新”，實現對王官學的突破與轉進；“經”的屬性使其能為“六經之階梯”（《朱子語類》卷一〇五）而“守正”。因其兼具“經”“子”，是對六經的綜合提升和系統轉化，故朱子言：“《語》《孟》《中庸》《大學》是熟飯，看其他經，是打禾為飯。”（《朱子語類》卷一九）

　　其次，“四書”產生于鄒魯地區——“元典時代”的核心區域。王鈞林先生曾提出文明的“兩個中心說”，即春秋以“洙泗”流域為中心，戰國以“稷下學宮”為中心。而筆者以為，“文明中心”只有一個，即鄒魯地區。鄒魯之地是周代禮樂文明的東方樣板，為儒學的誕生提供了豐沃的文化土壤。司馬遷云：“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于禮。”（《史記·貨殖列傳》）班固云：“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漢書·韋賢傳》）從孔子到孟子幾代儒門圣哲，晚年都返歸鄒魯，著書立說，四書便是這些大儒思想的結晶。“鄒魯之士，縉紳先生”，規模龐大，氣勢恢宏。鄒魯，儼然成為當時的思想文化和學術中心。直到漢代，鄒魯“守經學”（《漢書·鄒陽傳》），依然是學者仰慕的昌盛之域。

　　因誕育儒家圣賢孔子與孟子，鄒魯也成為一種象征儒家文明的地域符號，中國乃至東亞各地稱為“海濱鄒魯”“東南鄒魯”“海外鄒魯”“山中鄒魯”“海東鄒魯”“小鄒魯”等的地區多達幾十處。英國傳教士、駐中國領事李太郭曾對徐繼畬提出：“歐羅巴文士游學者，不于希臘，即于猶太，蓋泰西弦誦之區也……雅典最講文學，肄習之精，為泰西之鄒魯。”如果理解“鄒魯”的文明史地位，可以將西人的說法倒轉過來，即“鄒魯，東方之雅典”。國際學術界艷稱“雅典文明”，我們亦可將“鄒魯文明”作為一種文明類型看待。而“四書”便是產生于鄒魯文明中的元典。

東亞儒學共同體視域中的《四書》

　　關于“東亞文明”，學術界有“東亞世界”“東亞儒家文化圈”“東亞儒學”等不同稱謂。日本學者西嶋定生提出“東亞世界”以漢字、儒學、律令制度、佛教為四大要素。韓昇教授認為，東亞世界形成于漢唐時期。而儒學史視野中，形成具有文明共同體意義上的東亞，則始于11世紀以后理學在東亞各國的傳播。牟宗三和杜維明先生都提出過“儒學三期說”。杜先生在《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中說：“從大的趨勢來講，從先秦源流到儒學發展成為中國思想的主流之一，這是第一期；儒學在宋代復興以后逐漸成為東亞文明的體現，這是第二期（這一期一直延續到19世紀末）。”“四書”作為鄒魯文明誕育的元典，在此時成為東亞儒學共同體的經典。

　　究其原因，關鍵在于三點。其一是四書的體系化，即“四書”到《四書》的過程。經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的整合與詮釋，《四書》開始作為整體性概念被接受，作為體系性經典被詮釋。《四庫全書總目》“四書類二”稱：“后來四書講章，浩如煙海”“當時程式，以四書義為重，故五經率皆庋閣，所研究者惟四書，所辨訂者亦惟四書。”這表明《四書》已經后來居上，“由漢至宋之經術，于是始盡變矣”。正如錢賓四所謂：“把《四書》放在《五經》之上，這是開天辟地學術思想里的大革命。”不僅中國如此，《四書》在整個東亞也成為共奉的經典。黃俊杰先生認為，在東亞儒學共同體“寓一于多”的格局中，朱子學幾乎成了東亞儒學的“公分母”。朝鮮、越南、日本等地相繼出現形態各異的四書學，其經典詮釋皆有極高的思想史與哲學史價值。

　　其二是元典的經典化。在朱子合編《四書》之前，“四書”唯一有《論語》可視之為“經典”。《論語》的地位，在漢代已與五經相近。《漢書·藝文志》中，《論語》入“六藝略”而非“諸子略”，漢文帝時又立有“傳記博士”。漢儒視《論語》為“五經之錧轄，六藝之喉衿”（趙岐《孟子題辭》），東漢時已有將《論語》納入“七經”之說。唐代石經《論語》刊刻，《論語》正式置身經典。早期的《大學》《中庸》雖存于《禮記》之中，但影響有限；《孟子》除了趙岐《孟子注》外，亦無其他詮釋之作。而朱子的貢獻在于使“四書”體系化的同時也使之經典化了：這種經典化的根據是其所承載的儒家文明的綱要與主旨。四庫館臣言：“內圣外王之道備于孔子，孔子之心法寓于六經，六經之精要括于《論語》。……故《論語》始于言學、終于堯舜湯武之政、尊美屏惡之訓。《大學》始于格物致知、終于治國平天下。《中庸》始于中和位育、終于篤恭而天下平。《孟子》始于義利之辨、終于堯舜以來之道統。圣賢立言之大旨，灼然可見。”（《四庫全書總目》“四書類二”）隨著儒學在東亞世界的傳播，東亞世界形成了“從經典出發思考”的傳統。11世紀以后，《四書》在東亞各國都被視為經典，成為價值觀念的源泉和典章制度的依據。日本古學派的伊藤仁齋甚至稱《論語》為“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由此可以一斑窺豹。

　　其三是經典的制度化。儒學的第一期發展，是五經的時代。而儒學的第二期發展，則是四書的時代。陳寅恪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這一判斷不僅適用于中國，而且也適合東亞。自儒學在漢代立為官學以后，儒家經典便成為中國政教傳統的依據。11世紀以降，儒學逐漸成為東亞文明主流，立書院以傳播經典，設科舉以選官取士，成為東亞諸國的共同傳統，中國之外，尤以李朝的朝鮮，李朝、黎朝、陳朝和阮朝的越南，《四書》的經典化與制度化程度最深。與此同時，《四書》所倡導的仁義、忠孝等價值觀念也深入傳播到社會各階層，對東亞各國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四書》塑造了東亞價值體系，也成為東亞士人的精神原鄉。

作者：宋立林，系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