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難得君

四川閬中，一座被嘉陵江環抱的古城，我的家鄉，很多人都知道這里是春節文化的發源地，卻很少有人知道，一百多年前，這里曾有一個叫貝永光的澳大利亞女人，孤身一人跑到川北的窮鄉僻壤，建教堂、辦學校、收養棄嬰，一待就是27年。

她從沒上過歷史課本。地方文獻里關于她的記載，加起來不過幾百字。

她的墳墓被砸了，石碑斷成兩截，扔在路邊。要不是2008年一個當地文化學者偶然翻資料時發現了這個名字，跑了幾十里路去找那塊碑，貝永光這個人，可能就這么徹底消失了。

1904年，這個澳大利亞女人一個人到了閬中千佛場。那是川北一個很偏僻的地方。那年頭正是亂世，災荒連著兵禍，老百姓自己都吃不飽，更別說那些被扔在路邊的女嬰，“因家貧而被拋棄的女孩”，這是《四川基督教》里的原話。

貝永光看見了，就撿回去養。一個民房不夠，就租更大的。租的不夠，就自己蓋。最忙的時候，她一個人管著200多個孤兒。

一個外國女人，在一個連本地人都想逃出去的地方，養活了200多個孩子。

今天我們知道這些事，是因為幾塊殘碑和幾個百歲老人的口述。

2008年，閬中學者王萌去千佛鎮找線索，在一塊斷成兩截的石碑上，看到了當年當地人刻下的文字。

碑上說，貝教士給孤兒們“理發垢、問饑寒、施醫藥、滌膿潰”。一百年前的文言，每一個字都沉甸甸的。

更讓人意外的是，她不只是讓孩子們活著。

當年被收養的一個孤兒叫張建賜，他的母親就是在孤兒院長大的。他告訴王萌，母親出嫁的時候，貝永光像打發自己閨女一樣，給置辦嫁妝，單夾棉衣服、鋪蓋、柜子、箱子、洗臉架，連以后生娃要用的毛線帽子襪子都備齊了。有一床羽絨被，張建賜一直用到五六十年代，卷起來背到城里學習，別人都沒見過這么高級的東西。

一個外國女人，在川北山溝溝里，給一個中國孤兒置辦羽絨被。

她收養的絕大多數是女嬰。在那個年代，女孩子意味著什么，不用多說。貝永光不光讓她們活著，還讓她們讀書、學手藝，到了年紀體體面面地出嫁。

羅會芳老人2008年接受采訪時已經99歲了。她小時候父母雙亡，冬天腳上長凍瘡爛得見了骨頭，是貝永光親手給她擠膿、上藥、包扎，整整治了一兩個月，一分錢沒要，還叫她來讀夜校。發的書都是貝教士帶來的，不收費。

一個百歲老人，九十多年后還記得清清楚楚。

貝永光1931年死于傷寒，才四十多歲。她葬在了千佛場福音堂后面，后來墳被砸了，碑被砸了，連殘碑都被扔在路邊風吹雨打。

當年親眼看到砸碑的人叫彭泰山，他告訴王萌：“‘破四舊’那年，當地小學一個姓唐的老師帶人砸的。”

順著貝永光這條線，王萌還查到了更多被遺忘的歷史。

閬中市區的郎家拐街，有一棟占地近50畝、建筑面積超過2000平方米的老教堂，叫圣約翰大教堂，能坐近2000人。這是一百多年前“劍橋七杰”之一的英國傳教士蓋士利建的。

劍橋七杰，1885年從劍橋大學畢業，受內地會差派來中國，這在當時的英國轟動一時。

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們來了之后去了哪、做了什么。蓋士利就來了閬中，一待就是幾十年。

蓋士利主教（英）肖像，伊莎貝拉.伯德拍攝

他先建了一個小教堂，后來不夠用了，就謀劃建個大的。因為時局太亂，從動意到落成用了十多年，1914年才建成。

后排從左至右：施達德、章必成、司米德；

前排從左至右：杜明德、何斯德、杜明理、蓋士利

這座教堂當時是東川教區的總堂，管著川北川東30多個縣的教會活動。

圣約翰教堂的設計有很多精巧到讓人咂舌的細節。鐘樓的樓梯是33級環形臺階，用整塊弧形石材鑲嵌而成，柱子接縫相互交疊，嚴絲合縫。33級，象征耶穌33年的人生。沿著臺階往上走，有一種說不出的肅穆感。

屋頂的弧形梁木層層升高，縱向延伸，像諾亞方舟的龍骨。橫梁用了鋼索連接，這在教堂建筑里非常罕見，通常只在橋梁上能看到。側面拱門兩旁各有一個“五餅二魚”的浮雕，構思巧妙。教堂的四壁曾有彩色玻璃窗，陽光透進來五彩繽紛。

但M先生回憶，他小時候親眼看見蓋士利的墓被掘開，“一個長條形的油布圓筒從墓穴里被拉出來”。

后來郎家拐街改名叫反帝街，圣約翰大教堂改成了反帝電影院，再后來變成了中藥材倉庫。

教堂僥幸保留了下來。鐘樓的33級臺階還在，五餅二魚的浮雕還在，碑文還在。但蓋士利的骨灰不知道去哪了。

這些傳教士到底是來干什么的？

他們有宗教使命，這毫無疑問。但放在一百年前那個具體的歷史場景里，事情遠比“傳教”兩個字復雜。

當時川北什么樣？災荒、兵禍、匪患，路有凍死骨。本地人都往外跑，貝永光一個外國人往里鉆。她救下來的那些女嬰，如果沒有她，大概率就是路邊一堆白骨。她教的那些孩子，如果沒有她，一輩子不認字。

仁濟醫院舊址（現閬中人民醫院前身）

碑文上寫貝永光“自奉非常儉約，布衣素食，與孤同寢處，共生活”。這不是歌功頌德的套話，是實情。她一個外國人，在四川鄉下，和孤兒們吃一樣的飯，住一樣的屋，穿一樣的衣服。

她圖什么？

在千佛場那個窮鄉僻壤，沒有任何物質上的東西值得一個外國女人待27年直到死。唯一的解釋，就是信仰。

今天很多人聽到“信仰”兩個字就覺得虛。但貝永光用二十七年、兩百多個活下來的孩子、幾十床嫁妝、無數個擠膿上藥的夜晚，證明了她信的那個東西是實的。

王萌在尋找貝永光的時候，在殘碑上看到這樣一段話：

“其尤可飲者，教士于撫養之余，復課以技能，俾造成有用之才，期能服務教會，其愛人也若此。”

翻譯成今天的話：她不僅讓孩子們活著，還讓他們有用。

千佛場那個地方，自從有了貝永光和她的孤兒院，開始有孩子讀書認字，開始有人走出去。碑文說這里“文風昌盛，沛然不竭”。

以前當地人以為是自己窮則思變，后來才明白，是人性的光輝和文明的火種照亮了這方水土。

貝永光死后近一百年，千佛場現在屬于千佛鎮，孤兒院早就不在了，石碑斷成兩截扔在路邊。知道她名字的人，一只手數得過來。

但那些被救活、被養大、被嫁出去的女孩子們，她們的后代還在。那些在夜校里認了字的孩子，他們的后輩還在。那一床被帶到城里讓人羨慕的羽絨被，早就不在了，但用過它的人，活著。

圣約翰大教堂還在，33級臺階還在，斷碑殘文還在。

這些沉默的東西，替一個被遺忘的女人，替一群被歷史碾過的人，替一段誰也改不了的真實往事，站在川北的風里雨里，站了一百多年。

我們今天記起貝永光，是想說一個最簡單的道理：那些曾經對這片土地好過的人，哪怕他們是外國人，哪怕他們的名字上過又沒上過歷史課本，哪怕他們的墳被砸了碑被斷了，這片土地都應該記得他們。

記住，不是因為他們需要。

是因為我們需要。

以前，我寫過另外一個偉大的女性：格蕾蒂絲·艾偉德

賈樟柯說：真話是最大的正能量。

同樣，記住真實的歷史，也是最大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