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4年臘月初九，我正在廚房里剁餃子餡，手機突然響了。

一個陌生號碼，我接起來，那頭一個女人哭哭啼啼地說："你是李秀蘭吧？你爸在縣醫院住院，肝癌晚期，你趕緊來看看吧。"

我握著菜刀的手頓了一下，剁碎的白菜汁濺到了圍裙上，涼絲絲的。

"你打錯了。"我平靜地說，"我沒有爸。"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又急急地說："秀蘭，我是你周阿姨，你爸他真的不行了，醫生說最多撐兩三個月……"

周阿姨——這三個字像一把生銹的釘子，一下子扎進了我的記憶深處。三十年前，就是這個女人，穿著一件碎花的確良襯衫，燙著大波浪卷發，踩著紅色高跟皮鞋，站在我家院門口，沖我媽叫囂："老李早就不要你了，你死了這條心吧！"

那年我十二歲，弟弟秀軍才八歲。

我掛了電話，繼續剁餡。窗外飄著細雪，遠處傳來鄰居殺年豬的嚎叫聲。我一刀一刀剁下去，砧板上的白菜碎成了泥。

晚上弟弟打電話來，聲音悶悶的："姐，周翠蓮也給我打電話了。"

我說："我知道。"

弟弟沉默了很久："姐，你說咋辦？"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已經涼透了，苦澀澀的。"秀軍，你還記得媽是咋死的不？"

電話那頭沒了聲。

二

我媽叫趙桂芳，嫁給我爸李建國那年才十九歲。

媽長得不算多好看，但手特別巧，做的酸菜魚三條街都聞得到香味。爸在鎮上磚瓦廠當車間主任，日子雖然緊巴巴的，但一家四口擠在兩間土坯房里，也算和和美美。

變化是從1994年開始的。

那年廠里來了個會計，就是周翠蓮。她比我媽小三歲，從縣城下來的，說話細聲細氣，走路一扭一扭。爸開始頻繁加班，回家越來越晚，身上帶著一股子廉價香水味。

媽起初不吭聲，只是晚上一個人坐在灶臺邊抹眼淚。灶膛里的火映著她的臉，明明暗暗的，我躲在門簾后面偷偷看，心里害怕得不行。

終于有一天，爸把存折和戶口本都拿走了。他站在院子里，對著跪在地上求他別走的媽說了一句話，我這輩子都忘不了——

"桂芳，你就放過我吧，跟你過日子，跟坐牢有什么區別？"

媽跪在泥地上，膝蓋磕在碎石子上滲出血來，八歲的弟弟抱著爸的腿哭，被他一把推開，弟弟后腦勺磕在門檻上，鼓起一個大包。

爸頭也不回地走了。

三

那之后的日子，像掉進了一口枯井。

爸不僅走了，還把家里僅有的三千多塊積蓄全卷走了。媽一個人拉扯我們姐弟倆，白天在磚瓦廠搬磚，晚上去鎮上飯館洗碗。她的手整天泡在堿水里，指關節腫得跟小饅頭似的，一到冬天就裂口子，碗上全是血印子。

我上初中那年，學費交不起。媽大年三十的晚上挨家挨戶去借錢，冰天雪地里走了七八家門，最后只有五嬸子借了兩百塊。媽回來的時候渾身都濕透了，摔了一跤，棉褲膝蓋那兒破了個大洞，凍得嘴唇發紫。

她把錢塞進我手里，笑著說："閨女，夠了，明天就去交。"

那兩百塊錢上有媽手指裂口滲出的血跡，我攥在手心里，攥了一整夜。

弟弟念到初一就不念了，跟著村里人去南方打工。十四歲的孩子，站在綠皮火車的車窗前沖媽揮手，嘴里喊著"媽你放心"，眼淚卻糊了滿臉。

而我們的父親李建國呢？他和周翠蓮搬去了省城，聽說承包了一個小工程，日子過得有聲有色。他再沒回來看過我們一次，連一分錢的撫養費都沒給過。

媽病倒是2008年秋天的事。常年的辛苦勞作讓她的腰椎、膝蓋全壞了，后來又查出了尿毒癥。住院那會兒我剛結婚沒兩年，手頭緊得很。弟弟從廣東工地上連夜趕回來，兜里揣著三萬塊錢，是他四年省吃儉用攢下的全部。

媽在病床上拉著我的手，瘦得只剩一層皮包著骨頭。她忽然說了一句："秀蘭，你說你爸他……還會回來看看我不？"

我鼻子一酸，別過頭去。

媽最后還是沒等到。2009年正月初三，外面鞭炮震天響，家家戶戶貼著紅對聯，媽閉上了眼。她走的時候才五十一歲，頭發全白了。

弟弟跪在床前，哭得像條狗。那天他喝了整整一瓶白酒，砸碎了家里唯一一張全家福——那上面的父親，笑得那么燦爛，好像從來沒有辜負過任何人。

四

媽去世后的十五年里，我們姐弟再沒聽到過李建國的任何消息。

直到這個電話。

周翠蓮在電話里哭著說，李建國這些年過得并不好。工程虧了本，欠了一屁股債。她跟他生了一個兒子，但那兒子初中畢業就混社會，吸毒進了戒毒所，到現在音訊全無。周翠蓮自己身體也不好，糖尿病并發癥，一只眼睛快瞎了。如今李建國查出肝癌，醫藥費掏不起，她才想起來找我們。

"秀蘭啊，到底是親生的，你爸他天天叨念你們……"

我聽著這話，覺得又好氣又好笑。

天天叨念？三十年了，他知道我媽的墳在哪兒嗎？他知道弟弟十四歲就去工地搬磚，右手小指被機器軋斷了一截嗎？他知道我生老大的時候難產大出血，在手術臺上躺了四個小時嗎？

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在他快死的時候，想起自己還有兩個親生骨肉，可以來給他收拾爛攤子。

第二天，我和弟弟約在鎮上老供銷社門口見面。他開著那輛跑了二十萬公里的面包車，車門上的漆都掉了。他點了根煙，斷了半截的小指夾著煙卷，被風吹得明滅不定。

"姐，我想了一宿。"他吐出一口煙，"我不去。"

我看著他鬢角的白發，想起他十四歲站在火車窗前哭的樣子，點了點頭："我也不去。"

弟弟把煙頭摁滅在鞋底，抬頭看了看天。天灰蒙蒙的，像要下雪，又像不下。他忽然說："姐，有時候我也想，是不是咱們太狠了。"

我沒說話。

"但我一想到媽臨死前還念著他，我就……"弟弟的聲音啞了，"我就恨得牙根疼。"

風從街口灌進來，供銷社的鐵皮招牌銹跡斑斑，在風里發出吱呀吱呀的響聲，像是什么東西在哭。

后來周翠蓮又打過幾次電話，我們都沒接。聽說鎮上有人議論，說李建國的兩個孩子不孝順，親爹病了都不去看一眼。

隨他們說去吧。

這世上有一種冷，不是天冷，是心被凍透了之后，就再也暖不回來。我媽在那些寒冬臘月里借錢、搬磚、洗碗的時候，沒有人說李建國不是人。如今他躺在病床上了，倒有人來教訓我們要孝順。

大年三十那天，我和弟弟去媽墳前燒了紙。紙錢在火里打著旋兒飛起來，弟弟往地上倒了杯酒，輕聲說："媽，我跟姐過得挺好的，你別掛念。"

風停了一瞬，墳前的枯草一動不動。

有些親情，不是血緣能綁定的。三十年的缺席，不是一場病就能補回來的。他選擇了離開，我們選擇了不原諒。

誰也怪不了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