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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為了進行戰爭需要日本國民盡其所能把收入繳納為儲蓄，那么當局獲取戰爭資金的另一個財源，或者說“正當財源”即國家稅收，自然也需要充分利用，所謂“苛捐雜稅”，自從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之后也膨脹到了頗為駭人的地步。

1、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

1938年4月，由日本法政學會編寫的《讓每個人都能讀懂國家總動員法指南》中的第二部，就是《事變特別稅法指南》，對增稅做了詳細的解釋。所謂“中國事變特別稅法”在增加一般性的所得稅、法人稅基礎上，又增加了物品特別稅，矛頭先指向服裝、化妝品、收音機、自行車等生活用品，全都要增稅。歸屬個人奢侈品的東西，鉆石、珍珠、龜甲等，全部課以極高的稅率，最高能達到80%。

一些過去興隆的“奢侈”行業遭到了增稅法案的打擊。作為日本傳統文化象征之一的藝伎，收入交稅額度直接翻了一倍。而受到西洋文化影響的咖啡店、酒吧，基本上稅率也要翻一倍。旅館業也不能幸免，住宿費一晚上3日元就要開始征稅，然后采用累進制，5日元收20%，10日元收30%，最高可以收50%。

服裝類商品已被納人“衣料切符”制度，就算有錢也必須按照規定的點數進行購買。但就算按點數購買，也要面對因抽稅而價格大幅上漲的局面。

一般而言，男性西式洋裝、國民服都按照30%收稅，70日元的免稅點下降到60日元，而女性服裝只要是色彩稍微濃郁的，就要從32日元開始收稅，洋外套、和服用外套等也要從50日元起收稅，和服類的免稅點下降到只有18日元，而商工省“大藏大臣指定”的品牌免稅點則是17日元，看似沒什么大區別，但實際上就讓市場上除了“大藏大臣指定”品牌剩不下別的。

日本人獨有的精細也運用到了極致，正如“衣料切符”制度管理到了小小的手帕，服裝類征稅也瞄準一切目標，比如領帶、披肩、腰帶，全都大幅度降低免稅點并提高稅率。絲綢類高級品就不用說了，“友禪”絲綢等把稅率從20%一舉提高到60%。洋服的價格達到110日元以上的也要收稅60%。這樣，這些高級服裝在日本從表面上是消失了，留下給有錢人家私下享用。還有一大堆與戰爭沒有直接關系的生活奢侈物大幅提高了稅率，按照提高幅度又可以分為多個類別。

以下抽取一些增稅物品名稱:

第一種甲類：寶石與寶石原料、金銀制品、龜甲制品、珊瑚制品、象牙制品、皮毛制品、高級羽毛制品。

第一種乙類：各種時鐘時表、筆墨、硯臺、紙張、書帖、削鉛筆器、戒指、手環、耳環、頸環、項鏈、發簪、發卡、蝴蝶結、領帶夾、皮帶扣、手表用帶、鞋墊、褲子吊帶、眼鏡框、眼鏡盒、鑰匙盒、手提袋、錢包、名片盒、定期券、攜帶刷子、各種鏡子；

各種化妝品容器、帽子、手杖、鞭子、洋傘、其他傘、各種包箱和行李箱、公文包、各種鞋類、書畫及古董、花瓶、置物架、過節用玩偶、各種玩具、搖籃、各種體育運動類器具、臺球桌、座燈、吊燈、手電筒、開水壺、調理用器具、毛發干燥器、洗衣機、暖房用小爐子、溫水槽、各種棋類用具、桌子、椅子、壁櫥、鏡臺、衣服籃子、火爐、屏風、漆器、陶瓷器、玻璃器、茶器、酒器、果子器、飯盒、坐墊、床褥用品、盆栽、貓狗等寵物；

觀賞魚、狗屋、鳥籠、魚缸、庭院用石材、暖簾、提燈、各種花類、釣魚用具、打字機、計算尺、算盤、打孔機、打票據機、日歷、碎紙機、印章、筆記本、工作臺、收銀臺。

第二種甲類：照相機、復印機、顯像用品、錄音機、收音機、各種樂器、獵槍及彈藥、高爾夫運動用品、霓虹燈管、香煙用打火機、乘用汽車、香水、香紙、香袋、口紅、化妝水、化妝粉、護膚霜、發油、染發劑、美甲用品、脫毛用品、真空管、擴音器、電風扇、瓦斯燈、礦燈、冰箱冰柜、冷凍機、金庫、鐵制家具；

香波、洗衣粉、各種茶類、咖啡、可可、巧克力、清涼飲料、牛奶及牛奶制品、酸性飲料、果汁、咖啡粉、茶粉、煙花、線香及各種熏香類物品、大理石及各種裝飾用石材；

除了漁業和通信業等所用以外的燈泡、熱水瓶、水桶、手搖計算機、印刷板、謄寫器、墨水、變電器、幻燈機、黃油、奶油、奶酪、假牙、剃刀、調味料、包括防彈玻璃在內的各種玻璃、鞋油、咖喱粉、胡椒粉、辣椒粉、芥末粉、山椒粉、各種酒類、各種清涼飲料、砂糖、糖水、味噌、醬油、醋、油脂、鹽、雞蛋制品、各種糖果子、各種滋陰補陽強壯劑、維生素劑、荷爾蒙劑、人參等。

第二種乙類：葡萄糖、麥芽糖、蜂蜜、各種甜品。

以上這份加稅清單不完整，但其涵蓋范圍之廣，稱為“苛捐雜稅”真是當之無愧了，凡是在現代社會中想過最起碼正常生活的人就不可能避開。

《戰時生活讀本》對日本戰時政府如此大規模、大范圍對國民增稅，以如下言辭進行辯解。

隨著戰爭的推進，國家開支大量激增，從而導致國民的購買力增大，同時民用物資在減少。為了讓兩者保持平衡，一方面要增加國民儲蓄，另一方面通過增稅抑制消費，果斷吸收浮動購買力，特別是要針對奢侈消費課以重稅，這是日本全體國民早有覺悟的事情。有很多人認為對于娛樂稅還是征收得太少，還有對于超出生活必需的物品征稅應該達到將之禁絕的地步，不過通過目前的增稅，我們作為消費者也必須要認清商品與金錢的關系，端正自己的生活，積極協助進行儲蓄，同時各個行業的人也必須作為征稅義務者正確履行納稅義務。

我們經歷過的增稅有六次之多，如今進行第七次增稅的條件已經成熟。整個稅收收入，已經突破六倍之多，自然會引發很多的驚嘆，但是與正在戰斗的其他很多國家比，我國稅收仍然是相當低比率的，大體上依靠公債收入來維持財政，但是考慮到財政彈性，增稅向上擴張主要依靠間接稅，這次增稅也是以間接稅為主。

通過國民儲蓄、公債消化、間接消費稅等綜合運用，政府資金的支出純增長幅度在19年度(1942年)已經突破了90億日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本次增稅除了要進一步強化戰時財政，中心目標還是抑制消費，均衡浮動購買力，需要一億國民對此進行深刻理解并全力協助。

總而言之，對于日本政府的稅收從1937年至1943年狂漲6倍這件事，太田清文認為不過如此，出于抑制消費的目的是完全必要的。對于一個生活在戰爭中的日本國民而言，只需要貢獻一切精力為戰爭事業服務，用配給的食物勉強填飽肚子，其他一切欲望就都屬于“奢侈”。

2、結婚要求

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地認為日本政府在“抑制消費”方面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就算在政府和軍部看來國民只是“戰爭的燃料”，但把所有燃料一次性燒光并不符合其利益。因此，對于一些必須予以保護的人群，日本政府還是采取了一定的保護措施，最典型的就是“戰時夫妻”“戰時寶寶”。

如今日本任何地方的女性懷孕，其居住地域的町或村自治單位就會向其交付一份“母子健康手賬”，簡稱母子手賬。孕婦拿這份母子手賬去接受健康審查，在孩子出生后接受各種疫苗接種，接受各種保健指導。而這項母子手賬制度，是從二戰中的1942年開始實行的，當時叫作“孕產婦手賬”。執行這個制度的初始目的很明確，就是鼓勵日本女性“多生、快生”，彌補日本因戰爭而大量損失的人口。

“多生、快生”運動正好與抑制消費的各項政策直接違背。懷孕期間所需的營養品、孩子襁褓所需的布料，奶制品和糖制品甚至玩具，統統都被列在日本政府增稅清單里。而孕產婦手賬就有給予物資“加配”的好處，所以這項政策一經推出，立刻在整個日本普及，并延續至今。戰時給孕婦加配的伍子，包括每天350克的大米，還有砂糖、生產用脫脂棉、孕婦帶等。

既然戰時日本推進“多生、快生”運動，自然也要鼓勵青年男女盡快結婚。

不過，在戰時狀態下的日本婚禮儀式，照舊要遵從“直到取勝之前不存欲望”這個原則。神奈川縣鐮倉市政府發行于1940年的一本小冊子《鐮倉市民戰時生活體制實行方案》流傳到了戰后，只有14頁。

其中第一頁就對戰時鐮倉市民應該怎樣舉辦婚禮進行“指導”，開頭寫道:“為了應對越發嚴峻的國際形勢，確立本次圣戰之最終目的大東亞共榮圈，向著建設世界新秩序而邁進，必須加速完成高度國防國家的建設?！?/p>

眾所周知，日本1937年發動侵華戰爭后所用的口號是“為了東洋和平”或“為了確立東亞永遠的和平”。“大東亞共榮圈”是在1940年7月第二次近衛文麿內閣成立后喊出來的。這本用作生活指導的小冊子，把這個當時的“新詞”寫在開頭。

日本一億國民應盡快認識到立即推進國防國家建設的深刻時局，克服一切困難確立戰時生活體制，共同團結協力，一掃時弊，實現簡樸質素的戰時生活方式，張揚我國獨特的家族制度之美風。

對于市民婚姻事宜，有如下建議：

第一，相親。

（1）相親活動應在媒人的家中或者與之相當的場所舉行，避免去劇場、飯店等場所舉行。
（2）相關者的服裝應該盡量簡樸。
（3）食物應只有茶水、果子的程度。
（4）不要被生辰八字、五行相沖等迷信影響。
（5）可以互相了解血統、健康狀態、思想、品行、興趣以及資產情況等，需如實告知。

第二，定親。

定親應以簡樸的儀式舉行，即完全廢除贈送戒指、高等和服等行為，對于木扇、熨斗、海帶等禮品的交換則只需交換清單即可。

第三，婚禮準備。

（1）準備服裝應專注于簡樸，盡量不要購買新衣。
（2）結婚新衣的展示活動等應全部廢除。
（3）如果有余力，可以持郵政儲蓄券、國債等出席婚禮。

第四，婚禮服裝。

（1）新郎應穿著西裝，或者國民服出席婚禮，須佩戴禮儀章。
（2）新娘應穿著佩戴禮儀章的平服或者留袖服、白無垢。
（3）參加婚禮其他人，盡量服裝簡樸化。
（4）不要在儀式結束后為服裝補色。

第五，婚禮場所。

（1）儀式應在神社、家庭或者公共場所舉行。
（2）在儀式現場，必須向(天皇)宮城方向遙拜，并向地方神靈舉行奉告儀式，向祖先報告。
（3）誓詞應做成文書，永久保存。
（4）儀式費用應控制在20元以下。

第六，接待宴會。

（1）接待宴會原則上應在小范圍內舉行，對于其他人僅僅進行通告。
（2）接待宴會應在神社、家庭或公共場所舉行。
（3）接待宴會應該以簡樸為宗旨，單人禮金不超過5元。
（4）接待宴會應在一天內舉行，晚上10點前結束，不應舉行多次。
（5）不要進行任何舞蹈或余興活動。
（6）新郎、新娘只在鄰組范圍內進行上門告知活動。
（7）不要有互相贈禮的行動。

第七，蜜月旅行。

應全面廢除蜜月旅行。

總之，鐮倉市政府對于市民的結婚儀式就是一個要求——簡樸化，規定到了具體服裝、花費數額這樣的細節。雖說這本小冊子只是市政府的“建議”，但實際上誰都明白，不按照這些要求去做，就會被扣上“非國民”的帽子。

3、婚禮約束的背后

關于當時日本人的婚姻，法律上是在民法第四篇第三章中進行規定的，基本條款如下：

“男子滿17歲、女子滿15歲即可結婚。女性在前次婚姻消除之日開始六個月時間內，不得再婚。因通奸罪而被宣告離婚者，不得與通奸對象成立婚姻。直系血族或者三等親戚關系以內者(伯叔甥侄)之間不得結婚。子女在結婚前需要得到仍在世的父母同意，但男性滿30歲、女性滿25歲之后，可不受此限制?！?br/>

最后一個條款很有戰前日本特色，男子在30歲之前、女子在25歲之前，不可以以自我意愿結婚，必須父母同意。反過來說，就算本人并不同意，但父母只要強迫他們走完相親、定親、結婚儀式這套流程，婚姻就能成立。樹立家長的權威，與結婚儀式上通過“遙拜宮城”強化對天皇崇拜，是相輔相成的。

政府強烈建議婚禮乃至接待宴會在神社內舉行，也是為了在簡樸化的前提下，讓“國家神道”能夠盡量多一些收入。婚禮簡樸化節約下來的錢，最好就去儲蓄或者購買國債，資助日本正在進行的“圣戰”，憑證還要拿到婚禮儀式上去彰顯，才能顯得這場婚姻是“大東亞圣戰”的一塊基石。

上文提及新郎、新娘的結婚服裝上佩戴禮儀章這件事，例如新郎結婚時推薦穿著所謂“國民服”，男性國民服可以看作一種日?；年戃娭品?，在平時穿著就是“平服”，但只要配上這個禮儀章，國民服就變成禮儀服裝。后人看來這是自欺欺人。禮儀章本身，是按照所謂“將八統一宇形象化”來設計的一個東西。

1940年10月出版的《婦人俱樂部》雜志上，介紹了“婦人時局研究會干事”金子茂里、“大妻高等女子校長”大妻小鷹、“愛國婦人會理事”力石喜乃子三人組成的一個組織，叫作“精動奢侈全廢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辦了一個座談會，內容聚焦在“新型婚禮儀式”上。

以下是這場座談會上的部分談話內容:

大妻委員：

今年(1940年)6月，我們精動委員會一名課長的女兒舉行婚禮，婚姻雙方家庭都是相當有錢的資本家，當地人都很期待能看到有幾十箱抬嫁妝的盛大場面，但實際上只用出租車送了一車的嫁妝。其中還有用香煙箱子臨時拿來用的。結果在名古屋變成了街頭巷尾的笑談。因為雙方都是有些錢財的家庭，所以被周圍的人那樣議論，恐怕確實有傷了顏面的想法。

力石委員：

今年5月，我在佐賀縣的一位朋友舉行了模范婚禮。他們是中等資產水準的家庭，通過某村長做媒嫁到了農村去。結婚儀式上最高檔的服裝僅僅是新娘的一身白無垢，其他人基本都穿著制服，連新郎也是在警防團制服上佩戴禮儀章而已。接待宴會是自己人做的家常料理，而將節省下來的100日元捐獻給了軍方。

結婚費用節省下來捐獻軍費，在這個軍國主義國家當中，確實是能夠成“美談”。

1941年的一期《婦女之友》上介紹了另外一次性質類似的座談會，川田進行了如下介紹：

我家中有兩個女兒，以前決定為每個女兒準備的結婚費用是3000日元。這次女兒的結婚對象，剛從大學畢業，月工資只有85日元，總共帶來的準備金是500日元。他們住的地方是相當方便的公寓，有三個房間，月租金35日元，不過他們每個月過日子總歸有10日元左右的缺口。我很想給他們補助，但小夫妻說努力勞動來挺過去，最后總算是成功的。

日本戰前在東京郊外買一棟獨門獨戶的新婚住房，花費大約是3500元。因此女方川田家準備的3000元，加上男方家庭準備的500元，其實可以買一棟新婚住房，但這對新人住在公寓中，并且拒絕娘家給予的補助。所以，這也是一樁“美談”。根據1941年某調查資料的統計，當時日本普通白領的平均結婚花費是600元，其中雙方家庭負擔248元，其他依靠的是出席招待宴會者贈予的禮金。按照鐮倉市發行的那本小冊子說，每人禮金上限是5日元，招待70名親戚朋友所得就是350日元。

無論如何，日本人在這場漫長的戰爭中仍然在不斷舉行婚禮，因為這是政府鼓勵的，擁有家庭至少還是幸福的，畢竟有大量青年男子保持“童貞”被送往戰場后一去不返。日本政府也討論過干脆取消所有婚禮儀式，但被否定了，因為如此強硬規定，會導致民眾更不愿意結婚。

順便說，戰爭中的日本將人口發展目標設定在1960年達到1億人，戰后進入和平時期的日本因為戰時損失太多人口，沒能按時達成這個目標，日本人口突破1億人是在經濟高度發展期的1967年。如今日本人口在1.27億左右，是負增長，死亡人口超過出生人口。與戰時日本政府一樣，如今日本政府在拼命應對“少子化政策”，但顯然很難提高出生率了。

日本政府已經沒有那樣的權力，也沒有那樣的威望，要求所有適齡男女都把結婚生子視作對國家的義務。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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