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90年代末的互聯網泡沫時期，我在舊金山編輯一本名為《The Industry Standard》的新聞雜志，既見證也記錄著互聯網經濟的誕生。整座城市彌漫著一種 exuberance，一種理想主義的信念——新興的互聯網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賦權于民，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我們知道這是泡沫時刻，也知道那些崇高理想承載著終將讓我們回歸現實的矛盾。但在雜志頁面上，在我們屋頂舉辦的喧鬧擁擠的周五派對中，我們為身處互聯網革命而狂歡，確信自己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如今，那種帶有反文化色彩、氣泡般輕盈的技術樂觀主義——它定義了互聯網行業近30年——正在迅速消逝。部分原因在于它自身承諾的落空。但這也是國家政治戰爭的犧牲品。
當下科技圈流行將舊日理想主義斥為天真和自我放縱。在特朗普第二屆政府中掌權的右翼科技高管精英們則將其貶為更糟的東西："激進覺醒左翼"意識形態的體現——正如總統不久前譴責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時所言。他們正在倡導一種截然不同的技術樂觀主義版本，摒棄包容性的人文主義價值，轉而擁抱軍事化民族主義和冷酷的達爾文式資本主義競爭觀。
然而，科技能幫助我們"改變世界"這一理念——正如舊日咒語所言——絕非左翼專屬。相反，互聯網文化始終是一種融合自由意志主義的混合體，頌揚個人自由、社會寬容，以及通過技術和自由市場實現集體賦權。在其最佳狀態，它是一個關于未來的希望思想大帳篷，是各類創意思想家的燈塔。在當下關于人工智能影響的陰郁對話中，它的更好精神正是我們所急需的。
值得銘記的是，1990年代舊金山那種自由奔放的創意文化，曾孕育出異常豐富的創新成果。
在《Wired》雜志，聯合創始人Louis Rossetto在頁面上宣講技術革命的自由意志主義福音，而一群看似不搭界的年輕作家和程序員幾乎發明了我們現在所知的網站——包括至今仍無處不在的橫幅廣告。
來自新澤西、社交笨拙的年輕程序員Craig Newmark，身處早期科技派對場景的中心，周圍人們正在試驗虛擬現實等概念，他想提供些小貼士；最終他發明了一種新型社區市集，以及"共享經濟"的理念。
開源軟件運動，部分是一項保護自由修補、防止企業寡頭扼殺創新的政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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