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戴晶晶

經濟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認為是理解現代社會運行邏輯最重要的學科之一。從大蕭條后的凱恩斯主義，到全球化擴張時期的自由貿易理論，經濟學不僅解釋世界，也在深刻塑造政策與制度安排。

但隨著地緣沖突愈演愈烈，AI工具崛起、收入分配與人口變化等現實問題不斷沖擊世界，現代經濟學好像很難對重大變化提供及時且具有穿透力的解釋。

許多論文擁有復雜的模型與漂亮的識別策略，卻無法回答人們真正關心的問題，甚至出現了大量風馬牛不相及的因果分析，也因此引發了不少批評。而中國的制度結構獨特、區域差異顯著，加上政策實踐快速調整，經濟學研究與現實問題之間存在錯位。

“我認為目前尚未到達需要在學術與政策研究之間進行權衡或組合的階段，因為很多研究與現實政策根本脫節。”

2025年底，在第二十五屆中國經濟學年會上，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針對國內經濟學學術研究現狀進行了反思。

在今年2月發表的《經濟學研究“過度模型化”的誤區及其糾正》一文中，陸銘進一步指出，對具有重大理論和政策含義的研究，需要在問題的重要性、緊迫性和模型的復雜性、精確性之間有所權衡，并更充分發揮調查研究、案例研究的優勢。[1]

近日，《知識分子》與陸銘就經濟學研究的目的、現狀，以及其如何回應現實問題等進行了討論，同時涉及當前學術生態與評價體系等話題。

陸銘認為，當前中國經濟研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情況是，各個層次的政策研究在學術上都缺乏充分支撐，需要學界反思。

“近幾年很明顯的問題是，面對很多重大的現實問題和政策問題，經濟學研究往往難以提供有深度的事實描述、理論分析和政策建言。”陸銘提及，在科研機構尤其是大學的考評和晉升體制里，出現了對論文發表數量和雜志檔次的簡單追求。

在批評“過度模型化”的同時，陸銘強調，這絕不是說不要模型，而是要在研究選題和精力分配上保持多元價值。此外，為了鼓勵更多非常規但重要的研究，期刊和資深學者需要主動承擔責任。

以下為訪談實錄。

01 學術界與現實的脫節

《知識分子》：有學者認為，科學的核心目標應該是解惑而不是解決，看懂政策文件并不屬于科學范疇。您如何界定經濟學研究的目標？

陸銘：科學的核心目標是解惑，這一點沒有問題。但經濟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之所以需要關注政策，是因為我們所要解的“惑”，本身往往就來自政策實踐。

讀懂政策文件至少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首先，政策文件中涉及的，往往正是當下中國最前沿、最緊迫的問題。這些問題延展開來，背后包含著大量值得研究的經濟現象，而這些現象本身又關系到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因此理應成為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很多時候，政策中提出的問題，在經驗層面甚至還缺乏系統的事實刻畫與研究，這就更需要學界從事實梳理、經驗分析到理論建模等多個層面去回應與解惑。

第二，經濟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還有一個重要價值在于改造世界。從亞當·斯密、卡爾·馬克思到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再到20世紀70年代的貨幣主義，經濟學理論從來都是在解釋世界的同時，也在深刻影響現實世界，包括意識形態和政策走向。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學其實很像醫學，發現規律只是第一步，最終還是要“治病救人”。

因此，讀懂政策文件，有助于經濟學家理解自己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可以在哪些現實問題上發揮作用，從而實現改造世界的價值。

當然，不同學者對自身角色的定位可以有所不同，有人更傾向于從事純理論研究，這無可厚非。但如果整個學術界忽視對現實問題的回應，忽視將研究應用于政策與改革實踐，就容易被社會認為脫離實際、缺乏影響力，而這并不是經濟學幾百年發展所呈現的本來面貌。

在我看來，經濟學研究應當呈現為一個“光譜”：一端是對人類行為和經濟規律底層邏輯的基礎研究，另一端是基于現實數據的經驗檢驗與問題發現，還包括大量面向政策、產業與現實問題的應用研究。這些不同層次共同構成了完整的經濟學體系。

《知識分子》：當下的經濟學應在多大程度上以回應現實問題為導向？

陸銘：這個問題很難用一個具體比例來量化。但我認為，任何具有應用屬性的學科都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回應現實需求。即便是數學、物理這樣的基礎學科，也始終需要與現實應用存在某種聯系。

當前中國經濟研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情況是，各個層次的政策研究在學術上都缺乏充分支撐，這需要學界反思。不僅政策制定層面學者參與不夠，在更基礎的層面，比如對現實經濟現象的系統刻畫與理論提煉上，同樣存在明顯不足。這就不得不說學術界跟現實出現很大脫節了。

《知識分子》：如何理解經濟學研究、中國經濟研究與政策研究之間的關系？

陸銘：這三者是相輔相成的關系。首先，經濟學研究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無論是哪個國家的政策研究或現實問題分析，其底層邏輯始終建立在人類行為、組織行為以及政府行為之上。

但在普遍性理論之上，還有國別研究。每個國家在文化、歷史、制度與現實政策上都具有顯著差異，尤其像中國這樣一個擁有深厚文化傳統、制度背景復雜、經濟體量巨大，并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大國，其經濟運行機制具有高度的獨特性。因此，中國經濟研究必須在一般理論框架之上，疊加具體的歷史與制度情境。

在此基礎上，政策研究進一步聚焦于現實問題，提出具有針對性的改革與發展方案。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中，從一個相對落后的發展中經濟體，逐步邁向高收入國家門檻，其間伴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提升、結構調整的深化，以及相應的政策演進。特別是改革開放已近50年，一些既有政策仍帶有傳統體制的遺留特征。其中一部分可能構成具有中國特色、并將在較長時期內持續存在的制度安排；而另一部分，則正如當前中央所強調的，需要通過深化改革，進一步推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另外，在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背景下，中國還需要不斷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這一過程中涉及大量尚未被充分研究的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學術界對現實改革需求的有效回應。

反過來看，中國經濟研究本身，也為經濟學理論發展提供了推動力。例如，既有經濟學理論多從“政府—市場”的二分框架出發，中國整體的治理結構，尤其是中央與地方關系就具有重要研究價值。這其中就需要探討如何在激發地方政府積極性的同時，實現中央層面的有效協調，并提供全國范圍內的公共品。此外，在規模經濟日益重要的背景下，“統一大市場”對經濟發展、產業演進以及國家競爭力的影響，同樣是關鍵議題。

在數字經濟與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當下，中國部分產業已經處于全球前沿，這也對制度框架與治理體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如何應對人工智能對就業結構與收入分配的影響，如何在技術發展中協調政府與市場的作用，如何在制度、規范與倫理層面構建適應新時代的治理體系，這些問題不僅是中國當前面臨的前沿挑戰，也是全球范圍內的共同議題。因此，在特定的領域里面，研究中國經濟就是全球的前沿課題。

《知識分子》：更具體來看的話，中國需要怎么樣的經濟學研究？在當前的發展階段，有哪些關鍵問題亟需得到系統性研究？

陸銘：基礎理論研究仍然不可或缺，例如圍繞人類行為普遍特征展開的經濟學研究，以及在人工智能時代背景下對經濟學新問題的探索，本質上都是對一般性經濟規律的追問。

我在近期發表的《經濟學研究“過度模型化”的誤區及其糾正》一文中，梳理了若干中國經濟值得重點關注的問題，在這里也可以簡要概括：現有模型難以充分刻畫大國治理結構，尤其是央—地關系與地方之間的間競合關系；對轉型期制度背景關注不足，容易忽視結構性問題；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將超大規模市場、地方競爭與轉型體制納入統一分析框架仍屬難題；同時，顯著的區域差異也對統一貨幣區內的經濟分析提出了更高要求。

《知識分子》：提到模型化，AI工具是否可能會顛覆經濟學研究的流程？比如近期已有研究者借助Claude Code在極短時間內生成論文。未來經濟學研究的核心能力將更多體現在哪些方面？

陸銘：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確實正在對經濟學研究產生深刻影響，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沖擊。從最基礎的文獻檢索、問題討論，到數據分析、指標構建，再到模型搭建與編程實現，AI都在顯著提升研究效率，改變傳統的研究流程。

傳統經濟學大量借助數學模型，通過“代表性個體”的設定來簡化分析，但這種方法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個體差異。在AI時代，如果能夠構建足夠多的人工智能體（Agent），并引入真實世界的數據和行為規律，就有可能模擬出大量異質主體的互動過程，使模型更貼近真實經濟運行。這為擺脫對單一代表性個體的依賴，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徑，也打開了方法創新的空間。我們團隊正在做一些這樣的嘗試。

當然，從研究者的角度來看，隨著建模與統計分析門檻的下降、效率的提升，經濟學家的核心能力也在發生轉移。未來更重要的，將是人機協作能力，對現實問題和發展趨勢的洞察，以及提出關鍵問題的能力。歸根結底，是思想的重要性在上升。

經濟學研究在某種意義上可能會“回到古典”。在AI時代，真正難以被替代的，仍然是扎實的調查研究、對現實問題尤其是政策前沿問題的敏銳把握，以及重大思想的前沿探索。如果以這些為基礎，再借助AI提升建模與分析能力，經濟學研究將插上一個前所未有的強大翅膀；但如果缺乏對重要問題的判斷和提問能力，再強大的工具也可能失去方向。

《知識分子》：我們需要警惕AI工具在經濟學研究中帶來的進一步“過度模型化”嗎？

陸銘：我不太擔心這個。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過度模型化”，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數量問題。AI會讓一些原本建模能力不強的研究者，也能借助工具完成數學建模、統計分析和因果推斷。我認為這總體上是好事，它降低了研究在方法層面的門檻，有助于提升研究的科學性，也可能提高整個經濟學研究的平均水平。

我真正擔心的“過度模型化”，是指研究缺乏重要問題的提出和引領。比如，有些研究只是機械復制流行的方法；有些研究雖然表面上做了因果識別，但在具體應用時忽視了制度背景和歷史條件，于是對現實產生誤讀。還有一些理論模型，雖然數學上很漂亮，但由于脫離現實制度環境和歷史背景，最后反而可能得出誤導性的結論。

這些問題本質上并不是AI帶來的，而是研究者自身的問題。即便沒有AI，這些問題也會存在。如果研究本身存在方向性的偏差，那么AI只會放大這種偏差；但如果研究的問題意識是清晰的，那么AI更多體現的是一種賦能的作用。甚至我認為，隨著AI輔助建模能力越來越強，模型供給會大量增加，反而會促使期刊和審稿人更加重視研究的思想性。

但是話又說回來，什么是好的思想，還有什么是問題的重要性、緊迫性，這些問題又帶有很強的主觀性。如果要是學術界和研究者不對這些問題有更深入的調查研究、思考以及關注，那么有可能產生的結果是AI放大當前的一些經濟學研究當中的誤區。

02 警惕“集體無意識”的有害結果

《知識分子》：學術研究是否應追求時效性，即對于中國轉型中的熱點問題，學者是否需在窗口期快速響應？如何平衡研究的及時性與長期學術價值？

陸銘：學術研究是否需要追求時效性，完全取決于所研究的問題本身。如果研究對象具有相對恒定的特性，那么未必要強調緊迫性。但對于那些具有明確現實指向的應用性研究而言，結論或者政策建議形成的早晚就可能直接關系到社會福祉。

打個比方，圍繞核武器的研究主要涉及物理學原理，但由于其與二戰進程和人類命運緊密相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多位科學家曾呼吁加快相關研究，以應對可能被德國率先掌握核武器的現實風險。這說明即便是看似恒定的基礎科學，也會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呈現出鮮明的時效性。

相比之下，經濟學更是如此。許多進入教科書的重要理論，往往誕生于回應特定問題的過程中。例如，凱恩斯主義產生于應對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此后圍繞滯脹問題發展的貨幣主義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則與20世紀70年代的宏觀經濟困境密切相關。在中國改革進程中，上世紀80年代提出的“雙軌制”等理論，同樣是在特定制度轉型背景下形成的。

因此，我并不認為學術研究與時效性之間存在矛盾。嚴謹的學術研究為緊迫的現實問題提供支撐，而對現實問題的回應也構成學術研究價值的重要來源。真正的分野在于研究者的價值取向。在個體層面，學者可以根據自身興趣，在基礎性研究與應用性研究之間、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間、恒久性和時效性之間作出不同選擇，這本身無可厚非。但從整體來看，如果一個學科普遍缺乏對重大現實問題的回應，不重視研究的時效性，導致其結論持續滯后于實踐需求，那么其社會影響力與公共價值勢必會受到削弱。

《知識分子》：那么學者在學術光譜中本身是否應該各有分工？

陸銘：分工本身應該是學術發展的自然結果。在一個能夠回應多樣化需求的學術體系中，不同學者基于各自的專長和喜好，必然會在理論、實證與政策等不同方向上形成分化和分工。

問題是學術評價體系是否對不同類型的研究給予了合理權重，以有效激勵多元發展。學術研究終究需要遵循科學標準，因此即便是從事政策研究的學者，在職業早期也應接受扎實的理論與實證訓練，并產出符合學術規范的研究成果，以避免因基礎不牢而在政策建言上出現偏差。

但從現實來看，當前學術評價體系仍較為單一，往往過于依賴論文發表的數量與期刊層級。在具體評價中，更強調邏輯自洽、方法規范和文獻貢獻，卻相對忽視研究問題本身的現實意義，比如在解釋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方面。在這種考評體系中，好學者的標準就被可能被簡化為錢穎一老師所說的，“發表N篇A類文章的教師就好于發表N-1篇A類文章的教師”。[2]

《知識分子》：在這種情況下，青年學者應如何定位自己？

陸銘：如果評價標準主要圍繞發表，青年學者在審美上就會不自覺地脫離現實問題與政策討論，甚至會認為這是學術研究本身曲高和寡的特性決定的，這在社會科學領域其實有失偏頗。

對于青年學者而言，需要在既有評價體系與自身學術追求之間作出判斷。一方面，可以理解并利用現有體系，將發表作為職業發展的重要支撐，獲得職稱頭銜；另一方面，如果一個青年學者的價值觀仍認同社會科學服務于人類和國家發展的使命，就應該為重大現實問題做出回應。

較為理想的路徑，是在早期不放棄理論與實證研究的基礎訓練，同時將部分精力投入到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議題之中，并嘗試將二者結合起來。需要承認的是，一些具有重大現實價值的選題成果，未必完全能符合高水平期刊對研究方法嚴謹性和精準性的要求。

《知識分子》：頂級期刊在很大程度上設定了研究議程與方法偏好。這種“期刊引領”機制是否抑制了研究的多元化，例如您最近批評的“過度模型化”的現象？

陸銘：我不完全認同“頂級期刊單方面設定研究議程和方法偏好”的說法。在我看來，這是期刊、作者與審稿人三方互動的結果。

如果期刊在選稿時單一地強調方法的精準性與模型的復雜性，就會導致一些問題很重要，但數據、文獻或理論積累尚不充分的研究被忽視。久而久之，作者會主動回避這些選題，而審稿人也會逐漸將這種偏好視為學科發展的方向。

我曾批評過這種現象，一些本身研究雞毛蒜皮事情的選題，但由于因果分析做得還算精準，就能發表在好期刊。如果這種趨勢持續，就會影響青年學者的判斷，讓他們誤以為這就是前沿，進而形成一種跟風的研究審美。

我自己的研究，既有那些按照符合現在審美的因果識別和復雜建模來進行的重要課題，也有難以復雜建模，就用相對簡單的回歸分析甚至文字來進行表述的項目。后者雖然未必發表在頂級期刊，但我仍認為有必要去做。

因此，我認為應該在研究選題和精力分配上保持多元價值，絕不是說不要模型，我自己就在做模型。我在前段時間的文章里批評，現在用天氣作為解釋變量和工具變量的文章，要比研究收入差距的影響更容易發表。這是因為我自己就用天氣作為移民的工具變量，發表得更好，而研究城市消費多樣性和國內地區間貿易失衡的文章則往往被認為內生性問題解決得不好，我自己就在被現在的學術“審美”所局限。

《知識分子》：有很多批評認為目前經濟學領域有很多沒有價值的論文，您整體怎么看待這些“無用但似乎也無害”的論文？

陸銘：我是這么看的，在科學探索的過程中，不管是什么樣的學科，都很可能事后產生一些所謂的冗余和浪費。因為科學研究和探索本身就存在不確定性，有些研究者主觀認為重要的問題在事后看來并不重要。甚至有些結論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被認為成立，但隨著時間推移和技術進步，又被新的證據推翻。這些現象所導致的“無用”是非常正常的現象。

我們真正應該討論的還是，學界是是否存在著對既有雜志審美進行迎合的研究，以及過度追逐流行的方法和技術，結果導致很多真正重要、但難以研究的問題被忽略，而發表出來的研究跟潛在的重要議題相比較而言顯得無用。現在真正需要反思的，其實是這種“無用”。

尤其是在中國，這幾年很明顯的問題是，面對很多重大的現實問題和政策問題，經濟學研究往往難以提供有深度的事實描述、理論分析和政策建言。此外，在科研機構尤其是大學的考評和晉升體制里，出現了對論文發表數量和雜志檔次的簡單追求。審稿機制中，隨著大量年輕審稿人的進入，稿件錄用也存在越來越偏向方法導向，而不是問題導向的趨勢。

如果是因為系統性的體制問題和激勵機制產生的“無用”，那么它們實質是有害的。因為它會進一步引導學術界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持續流向那些容易運用流行方法、但意義有限的研究方向；而真正重要、但更難研究的問題，反而會因為資源和版面的有限而被擠壓。長遠來看，這會影響整個學科的發展方向。

我之前在經濟學年會上也談過，有些無用論文會產生很強的“負外部性”。它會讓其他學科，甚至年輕一代經濟學研究者，誤以為經濟學就是這樣子的。如果這種傾向長期得不到糾正，那么單篇文章看似無害，但當它累積成一種整體性的學術氛圍時，就會形成一種我所說的集體無意識的有害結果。

《知識分子》：如何鼓勵更多非常規但重要的研究？

陸銘：要改變這種狀況，我認為期刊和資深學者需要主動承擔責任。作為審稿人，如果面對的是一個問題重大、但方法存在局限的研究，應更多從其在該領域內是否已做到當前條件下的最佳來判斷，而不是簡單與其他選題做橫向比較。對方法上的不完美，應當保持一定的包容性，把問題的重要性放在更核心的位置。

我個人也做過一些嘗試。比如在2025年11月我組織“中國經濟學嘉年華”時，我明確將選題的重要性作為優先標準，同時再考察方法在該問題上的適配性。這一做法得到了不少學者的支持。

此外，我還在主編一本文集，系統梳理過去二十多年中具有代表性的中文經濟學研究，希望讓青年學者看到，上一代學人如何在方法有限的條件下，研究重大問題，并對中國的理論發展、政策研究乃至改革實踐產生推動作用。

《知識分子》：如何看待中文期刊建設的意義？

陸銘：首先，中國經濟在制度、歷史與文化上具有顯著特殊性，很多問題無法簡單從他國研究中直接推導；同時，中國經濟體量巨大，無論對本國還是全球都具有重要意義；此外，仍有大量關心中國問題的讀者并不具備英文學術閱讀能力。

在這種情況下，中文期刊的價值是不言自明的。尤其是在當前學術環境下，如果全球經濟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因過度強調方法嚴謹性而忽視重大問題，那么這種傾向在中國經濟研究中可能帶來更大的影響，讓一些重要但不完全符合英文期刊審美的研究，反而更難發表。這也正是中文期刊不可替代的地方，可以更加突出中國問題的重要性。

從實踐來看，中文期刊上確實發表過大量對中國經濟政策產生重要影響的研究成果。

03 擺脫流行方法限制

《知識分子》：在全球逆全球化、產業政策回歸主流和數字經濟崛起等趨勢下，有些人認為經濟學在這個時代的解釋力已經下降了，您怎么看待這種觀點？

陸銘：“經濟學的解釋力下降”是一個事實判斷，不是應然的判斷。我認為經濟學的底層邏輯并沒有發生本質變化，比如追求資源的最優配置、研究激勵機制等，這些核心依然成立。但問題是，經濟學對現實回應的速度和力度存在不足，既有研究范式未必能及時解釋新現象，創新性的研究又常常面臨發表和學術評價上的困難，這的確會導致經濟學研究滯后于實踐的發展。

以逆全球化為例，該話題就需要引入大國間政治經濟博弈的內容，傳統貿易理論在這方面的研究不足。不過最近幾年出現的“地緣經濟學”或“地緣政治經濟學”正在興起，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再比如產業政策，其在經濟學研究中確實碰到很大困難，因為它本身作為一個宏大的主題，很難做嚴格的因果識別，短期效果和長期效果也未必一致，收益與負面影響都不容易準確評估。因此，在既有的經濟學審美中，這類問題往往被忽略。另外，現有產業政策研究更多聚焦于某項具體政策的局部效果，但對于產業政策整體、綜合性的影響，仍缺乏充分評價。

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則進一步對傳統經濟學提出了挑戰。比如，什么叫“稀缺性”？當邊際成本趨近于零、規模經濟和邊際收益遞增效應越來越強時，很多經典分析框架都需要重新思考。AI的出現又帶來了新的問題，比如Agent、token等新事物，包括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到底如何重新定義壟斷，這些都正在催生新的經濟學研究方向。總體來說，經濟學界對于這些新事物的關注不充分，但我認為這不是經濟學本身的問題，而是經濟學需要主動打破既有研究范式來及時回應新的變化。

《知識分子》：當前，經濟學內部有沒有一些您認為值得特別關注的新理論、新分析框架，或者新的研究趨勢？

陸銘：AI對人類社會和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毫無疑問值得關注。但現在學界的討論仍比較局限在AI對就業替代、收入差距的影響，針對它如何改變市場結構、資源配置、壟斷形態、治理方式，以及由此產生的新經濟問題，研究仍然不夠。

第二就是地緣政治經濟學。今天的大國競爭、技術封鎖、供應鏈重組、國際公共品提供等問題，已經越來越無法脫離地緣政治來理解。我認為，這方面研究會深刻影響未來的國際貿易、國際金融、技術合作以及全球經貿秩序。

第三個方向是國家治理。中國、美國和歐盟等不同的經濟體內部形成了非常不同的治理模式，尤其是中國在中央與地方關系、區域治理、發展激勵機制等方面，有很多獨特經驗值得研究和總結。其中有些經驗可能具有可復制性，有些因為與中國長期形成的大國治理結構密切相關，需要進一步分析它們對于當代經濟發展的各方面影響，在改革時也可以借鑒其它經濟體的先進經驗。

第四個方向是轉型。上世紀90年代，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曾是一個非常熱門的研究領域，后來隨著計劃經濟逐漸退出歷史舞臺，這個方向也慢慢沉寂下來。但我認為，在今天新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和技術變遷背景下，幾乎所有國家都面臨制度改革和經濟轉型的問題。改革應該以什么節奏推進？采取什么路徑？不同制度之間如何銜接？這些其實都屬于經濟學非常重要、但研究并不充分的問題，尤其是“最優轉型速度”和“最優轉型路徑”的研究非常不夠。

還有一個我特別關注、但經濟學研究較少的方向，即觀念、身份認同以及意識形態等社會因素對于經濟行為和制度變遷的影響。經濟學通常更強調激勵和利益，但現實世界里，人并不僅僅是經濟人，人的社會身份、價值觀、意識形態，會深刻影響個體行為、群體行為，甚至影響國家層面的政策選擇。實際上，無論是宏觀經濟、金融市場，還是地方治理、公共政策，觀念因素都在發揮非常深遠的作用，但很多經濟學二級學科對此關注并不夠。

當然，我這里只是舉幾個自己特別關注的方向，經濟學值得研究和拓展的方向非常多。我一直強調，今天的經濟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既有范式和流行方法所限制了，尤其是在中國，這種影響更加明顯。

《知識分子》：您如何看待目前經濟學教育體系？在課程設置和教學理念方面，您有哪些具體的建議？

陸銘：我認為當前的經濟學教育體系是有其優勢的，也存在值得反思的問題。好的方面在于，國內高校普遍重視理論與方法訓練，尤其是在一些頂尖院校，基礎方法的教學水平與國際差距已經越來越接近。

但問題同樣明顯。首先，在教學中邊學邊做、與現實問題緊密結合的內容仍然不足。很多青年學者在海外完成博士訓練后回到國內，如果缺乏主動融入中國經濟研究的意識，沒有通過調研和中文文獻去理解中國的制度與實踐背景，就很容易在課堂上直接復制歐美的教學內容。方法層面的引入當然是必要的，這體現了經濟學的普遍性。但如果在文獻選擇、問題意識等方面也簡單照搬國外課堂，就可能導致教學脫離中國現實。這種問題尤其是在本科教學、MBA教學、企業培訓和政府培訓中較為嚴重。

這就需要調整激勵機制，鼓勵高校教師深入中國實踐，通過調研和本土研究積累洞見，并將這些內容帶入課堂，實現理論與中國經驗的結合。

第二，我認為經濟學訓練不應只限于現代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證方法，還應包括對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的系統學習。現在這些領域在現有評價體系下相對邊緣化，優秀學者也更難進入或留在高校課堂。即便是經濟史研究，也越來越傾向于計量史學，強調因果識別，卻相對忽視對歷史的整體性理解。

第三，對當代中國經濟的教學重視仍然不足。一方面，相關研究本身積累不夠；另一方面，教材體系也相對薄弱。許多課程仍主要依賴國外學者編寫的教材，而這些教材并非針對中國情境，導致課堂中中國案例和經驗的融入不充分。

我自己長期從事勞動與人力資源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這些年也一直在推動相關教材建設，目前已經出版到第三版，努力在一般理論與中國實踐之間搭建橋梁。但總體來看，這樣的工作在中國仍然遠遠不夠。特別是在商學院和MBA教學中，教學對象往往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如果課程仍停留在標準化理論和陳舊的、國外的案例上，很難滿足他們的學習需求。

因此，我認為，在高校評價體系和職稱評定中，也應當將教學效果作為重要指標之一。

《知識分子》：您認為，考慮到教職、發表要求或其他壓力，處于不同職業階段的經濟學研究者，其工作類型會存在差異嗎？又是否應該有差異？

陸銘：這個問題我認為，關鍵在于是被動適應評價體系，還是具有主動性。如果被動適應，無論是在學術早期還是中后期，都完全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論文發表上。而如果帶有更強的自主意識，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這種評價框架。

對于那些確實關心現實問題的學者，我不太贊同一種常見的路徑設想：即在青年階段只做論文，等到職稱穩定、成為教授之后，再轉向中國問題或政策研究。我認為這種想法是有待商榷的。

一方面，重要的學術研究往往與重要的現實問題存在交集，二者并不是割裂的。即使在學術早期，也不意味著可以完全脫離現實問題。

另一方面，從能力積累的角度看，現實問題研究，尤其是中國問題研究，需要長期積累知識和經驗。因此，更合理的方式是盡早開始積累。對于方法和文獻訓練較強、但對現實問題尚不熟悉的青年學者，可以通過與有經驗的學者合作，在優勢互補中逐步建立對中國問題和現實議題的理解。

此外，日常也可以有意識地拓展信息來源，例如關注新聞、社會熱點和政策文件，并盡可能參與調研。這些投入有助于培養對現實問題的直覺，以及對公共討論焦點的敏感度。

《知識分子》：如果要更好地回應現實問題，經濟學家應該掌握什么樣的信息結構？即除了理論訓練之外，是否還需要對制度背景、微觀運行機制乃至一線實踐有更深入的理解？

陸銘：一個好的經濟學家，或者更廣義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在學術早期應該需要建立扎實工具箱，包括理論與方法的系統訓練，以及對學術文獻的充分閱讀。

但要真正理解現實問題，還需要來自實踐的一手信息。現在很多研究的選題和靈感主要來源于文獻，而不是來自對現實的直接觀察。我們有時會問學生，是否做過與課題相關的調研，哪怕只走訪一家企業或一個政府部門？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否定的。這種做法就是極其危險的，研究者很可能在理論上構建出一個看似合理的機制，但這個機制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者被誤解。

此外，還需要有意識地建立多元化的信息來源結構。這既包括學術書籍與文獻，也包括新聞報道、政策文件以及各類互聯網內容。我個人比較推薦播客，它通常有較長的討論時間，能夠對一個問題進行相對深入的展開。在時間碎片化的情況下，播客也有助于突破時空限制，持續補充知識結構。

當下經濟學家可能還對一些關鍵外部變量的關注仍然不足。經濟學家需要適當拓展知識邊界，補充來自政治學、歷史、地理乃至哲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解。當前無論是在課堂教學還是研究實踐中，對這些“鄰近學科”的重視仍然不夠，很大程度上需要研究者自行投入時間去彌補。

參考資料：

• [1] 陸銘.《經濟學研究“過度模型化”的誤區及其糾正》.《中國社會科學》2026年第2期
• [2]《錢穎一：學術研究的品味》，“清華文科”微信公號，2026年3月 https://mp.weixin.qq.com/s/12v3feIH_voZv3kfMK3Oo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