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良好的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基石，是涵養優良家風的源泉，更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筑牢國家發展根基的重要力量。

《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的施行，正式開啟“依法帶娃”新時代，將家庭教育由傳統“家事”上升為重要“國事”。2026年全國家庭教育宣傳周來臨之際，廣州法院發布家庭教育指導典型案例，旨在以司法之力喚醒家長責任意識、普及科學育兒理念、守護少年兒童未來，彰顯服務家庭幸福、護航未成年人成長的司法擔當。

此次發布的案例，是從全市法院近年來審結的涉未成年人案件中精心遴選而來，直擊監護失職、教養失當、親子疏離、離婚創傷、隔代養育、犯罪預防與治理等家庭關系與親子教育領域熱點難點問題，通過鮮活案例釋法說理，提供可參考、能借鑒的法治樣本。

一、筑牢監護履職“壓艙石”

對監護缺失、監護不力、怠于履行撫養義務的監護人，依法發出《家庭教育指導令》，以司法強制力壓實父母的法定責任，堅決守護未成年人基本生存與發展權益。

二、點亮離異家庭“暖心燈”

針對離婚后父母矛盾激化、探望權履行難、親子關系破裂等痛點，引導父母理性處理婚姻關系，全力降低家庭破碎對孩子的二次傷害。

三、織密罪錯少年“矯治網”

堅持源頭預防，深挖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背后的家庭原因，重建支持系統，從家庭端口預防和矯治未成年人偏差行為。

四、劃清科學育兒“法治線”

聚焦粗暴管教、過度溺愛等不當教育方式，引導家長摒棄錯誤理念，學會尊重孩子、平等溝通，樹立“立德樹人、德育為先”的科學教育觀。

五、構建協同保護“生態圈”

在撫養糾紛、監護權變更等案件中，聯合民政、婦聯、學校、社工組織等積極開展聯動協作，讓“六大保護”同頻共振、同向發力。

案例一：以修復式家事審判化解撫養權對抗 以司法引領重塑離異家庭合作養育新格局

——唐某某與武某某撫養糾紛案

【基本案情】

武某某（化名）與唐某某（化名）離婚后，婚生女兒武小某（化名）跟隨母親唐某某生活。雙方因養育理念差異長期激烈對抗，矛盾不斷升級，致使武小某長期處于壓抑、恐懼的環境中，出現心理不適等問題。武某某認為唐某某無法妥善履行撫養義務，訴至法院請求變更撫養權。一審法院判決支持武某某訴訟請求，唐某某不服上訴，親子關系、父母關系全面緊繃。

【家庭教育指導做法與成效】

本案系高度對抗型撫養糾紛。廣州中院堅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則，摒棄單純庭審裁判模式，以創傷修復為切入點，聯動專業力量創新履職，精準破解案件堵點：

一、引入專業力量，開展創傷干預與親子評估

針對雙方激烈對抗、唐某某離婚創傷未愈、親子認知扭曲的問題，法院主動引入家庭教育指導員，全程開展心理疏導與離婚創傷干預；通過與孩子進行沙盤游戲，精準讀懂孩子內心真實意愿，讓雙方客觀看待親子關系與矛盾根源，為理性溝通掃清障礙。

二、精準賦能成長，提升養育能力與認知水平

經辦法官堅持“賦能為先”，購買養育類書籍贈與雙方，引導其撰寫學習心得，逐步調整養育認知；邀請唐某某參加為期六周的單親養育團體輔導公益課程，內容包括處理離婚創傷、提升單親養育能力、學習親子溝通技巧，通過系統專業輔導，助力雙方從情緒對抗轉向理性育兒，從根源上優化親子互動模式。

三、創新探望機制，破解信任危機與探望僵局

針對唐某某提出的長達半年未能見到孩子、擔憂對方人為阻抗的核心顧慮，法院創設社工陪伴探望機制，委托專業社工開展10余次系統化專業輔導：完成親子關系認知評估，矯正雙方養育認知偏差，以孩子參加團體活動、母親報名義工等低壓力、柔性方式組織親子互動；經辦法官全程在現場溝通協調、防范意外，切實排除一方藏匿、阻撓情形，逐步消除信任疑慮。

四、理念糾偏引導，樹立合作育兒正確認知

經辦法官多次向雙方釋法明理，撫養權歸屬并非父母爭斗的結果，核心是尊重孩子真實意愿、摒棄對立思維，樹立“孩子可自由往來父母家庭、共享雙親關愛”的合作養育理念。

五、持續回訪鞏固，實現親子關系全面修復

案件辦理后，法院聯合家庭教育指導員、社工持續開展回訪跟蹤。經多方共同努力，雙方對抗有效化解，撫養權依法順利變更，孩子在武某某身邊生活狀態良好；母女關系實質性修復，情感聯結日益緊密，暑假期間孩子還與唐某某共同出游。武某某專程向法院、家庭教育指導員、社工贈送錦旗，案件實現案結、事了、人和。

【典型意義】

本案是廣州法院“修復式”家事審判模式改革的生動實踐，為家事審判機制創新提供可復制樣本。司法裁判與家庭教育指導協同發力，摒棄“爭奪式撫養”，引領離異父母樹立“離婚不離愛、分手仍盡責”的合作養育理念，推動家庭教育促進法落地見效。通過構建“審判+修復+指導+觀護”全鏈條保護體系，實現司法剛性與人文柔性有機統一，真正做到辦理一案、修復一家，守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案例二：“法官+家庭教育指導員”模式 柔性化解探望權糾紛

——鐘某某與盧某探望權糾紛調解案

【基本案情】

盧某（化名）和鐘某某（化名）協議離婚，約定兒子盧小某（化名）由其父盧某撫養，鐘某某按月支付撫養費至完成大學學業止，鐘某某有探望的權利，盧某有協助的義務。離婚后，雙方因探望方式產生矛盾。盧某僅允許鐘某某在其家中進行探望，拒絕鐘某某將盧小某帶離，并將鐘某某微信拉黑，導致探望難以實現。鐘某某經與盧某及其家人溝通無果，遂訴至法院，請求法院判決支持其提出的包括定期探望、節假日及寒暑假探望等在內的具體探望方案。

【家庭教育指導做法與成效】

一、委托家庭教育指導員介入本案

番禺法院發現父母雙方的矛盾已對年僅6歲的盧小某的情感發展造成潛在影響，遂委托家庭教育指導員介入本案。在三個月的指導期內，家庭教育指導員進行了多次一對一、一對二、一對三等多層次、個性化的專業干預：首先，通過觀察與訪談，深入了解盧小某的情感現狀及對父母的真實感受；其次，引導鐘某某學習兒童心理知識，尊重盧小某的情感節奏，以孩子可接受的方式漸進互動；同時，指導盧某理解探望權對于子女健康成長的重要意義，學會以合作而非對抗的姿態履行協助義務，避免向孩子傳遞父母間的負面情緒。

二、設置探望觀護期

在開展家庭教育指導的同時，法院創新設置“探望觀護期”。觀護期初期，安排鐘某某在盧某家中進行短時的試探性探望（如每兩周一次，首次15分鐘，根據情況調整至30分鐘）。此階段目的并非固化方案，而是創造一個“實踐-反饋-調整”的安全空間，遵循情感培養規律。在觀護期內，雙方在家庭教育指導員的后續跟進下，逐步學習如何就具體時間、活動內容進行溝通，觀察孩子的反應，積累合作經驗，優化及提升探望方式和效果。這種方式根據感情培養循序漸進的規律，將抽象的訴訟請求轉化為具體的合作行為，有效降低了雙方的對抗性，提高了雙方的接受程度。

三、量身定制“關愛未成年人提示”

為進一步鞏固指導成果，明確父母雙方責任，法院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及家庭教育指導中發現的問題，為父母雙方量身定制了《關愛未成年子女提示函》。其中，給予直接撫養方盧某的提示函，著重強調其應保障探望權實現、尊重孩子情感、配合探望安排并協助建立良好互動；給予非直接撫養方鐘某某的提示函，則著重強調其應尊重孩子感受與節奏、遵守探望安排、履行法定義務并關注孩子反饋。兩份提示函內容各有側重，但核心均指向“一切為了孩子的健康成長”，督促雙方將注意力從彼此對抗轉向合作守護孩子。

四、案后回訪跟蹤

經過三個月的家庭教育指導及四周的探望觀護，鐘某某調整了探望心態與方式，盧某逐漸建立信任，盧小某與鐘某某的情感聯結從抵觸、短暫接觸到能共同愉快度過數小時。雙方均表示愿意配合后續探望，探索共同養育模式，鐘某某遂申請撤回起訴。回訪顯示探望順利進行，雙方均珍視現有成果，承諾共同養育好孩子，實現了糾紛的實質性化解。

【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起通過“柔性司法干預+專業指導+實踐磨合+持續回訪”模式實質化解探望權糾紛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將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貫穿始終，將探望權糾紛的解決場景從法庭辯論延伸至生活實踐，使雙方在專業監督下嘗試合作，重建信任基礎，通過“法院審判指引+家庭教育指導專業介入+觀護期實踐磨合+判后回訪跟蹤”的四步聯動，成功引導父母雙方將焦點從“權利爭奪”轉向“合作育兒”，就探望的具體安排達成了比判決更具生命力的一致意見，合作養育的撫養共識最大限度地維護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發展所需的穩定、和諧環境。

案例三：創新拓寬家庭教育指導文書適用對象 公職監護人履行家庭教育職責

——某社區居委會申請撤銷郭某監護人資格案

【基本案情】

8歲女童小如（化名）生父不詳，經親子鑒定，出生證上載明的父親并非其生父。小如母親郭某不僅存在虐待小如、指使小如偷竊的行為，還阻止小如接受義務教育。而小如的外祖父母均已去世。

某社區居委會作為申請人起訴要求撤銷郭某監護人資格。法院認為郭某侵害了小如身心健康，使其處于危困狀態，遂判決撤銷郭某的監護人資格，并從最有利于被監護人的原則出發，指定某社區居委會為小如監護人。

從尊重小如的意愿出發，判決后，某社區居委會委托小如舅媽對小如學習、生活進行日常照料，采用了“監護人”與“照料人”分離的模式，為了讓孩子能感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圍，法院向某社區居委會出具《家庭教育責任告知書》。

【家庭教育指導做法與成效】

一、發出《家庭教育責任告知書》

海珠法院在判決指定某社區居委會作為小如的監護人的同時，創新性向某社區居委會發出《家庭教育責任告知書》，要求某社區居委會應當設置專人專崗負責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如委托其他主體照護小如，監督小如的委托照護情況，最大程度維護好小如的人身權益和財產權益；對小如進行定期探訪，密切關注其生理、心理狀況和情感需求，制定好成長檔案；保障小如接受并完成義務教育，與其學校老師密切溝通，幫助小如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

二、專業化家庭教育責任內容

《家庭教育責任告知書》針對社區居委會作為公職監護人的特點，注重內容的實用性和針對性。為了落實好《家庭教育責任告知書》，法院積極推動并指導某社區居委會與小如舅媽簽署委托協議書，并要求其出具承諾書。由某社區居委會委托小如舅媽對小如的日常生活予以照料，某社區居委會定期進行探訪并支付生活補貼，實現“國家監護+親屬代養”模式。

三、多方協作豐富家庭教育責任內容

法院聯合婦聯組織、公益組織提供長期幫扶，確保小如生活、教育、醫療等得到切實有效保障。同時，推動民政、婦聯、教育部門協作，破解監護權轉移后“誰來管、如何管”難題。

四、持續監督與回訪

基于此類案件的特殊性，法院建立不定期回訪機制，持續跟蹤監護效果，并在回訪過程中向孩子普及自我保護法律知識，鼓勵其在自身權益受到侵害時，積極向街道居委會等部門反映、求助，學會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當發現小如存在學業適應困難、與同齡人交往疏離時，法院立即聯動人大代表、婦聯引入專業心理輔導。通過“司法判決+政府監護+社會支持”的閉環模式，為困境兒童救助從“有人管”到“管得好”筑起了堅實保障，以實際行動保護好、教育好未成年人。

【典型意義】

本案中，人民法院創新性地將《家庭教育責任告知書》適用對象從父母擴大到公職監護人，豐富了國家監護制度的內涵，傳遞了公職監護人承擔監護責任應確保未成年人能夠獲得足夠良好、健康家庭教育環境的導向，體現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為公職監護人如何履行家庭教育職責提供了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該案入選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家庭教育指導令”司法適用典型案例。

案例四：深度訪談辨真愿 理念重塑促共養

——林某某與程某某撫養糾紛調解案

【基本案情】

林某某（化名）與程某某（化名）協議離婚，約定兩名子女均由母親林某某撫養，父親程某某按月支付撫養費。離婚后雙方未實際分居，仍共同居住在同一棟房屋內，后因爆發矛盾徹底決裂。程某某以年滿8周歲的小兒子明確表示愿意隨其生活為由，提起變更撫養關系訴訟；林某某則以程某某長期未按協議支付撫養費為由，以子女名義另行起訴追索撫養費，兩案矛盾交織。

【家庭教育指導做法與成效】

一、深度專業訪談，精準甄別未成年人真實意愿

廣州中院堅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則，不簡單采信未成年人表面意愿，聯合婦聯引入家庭教育指導員，通過對父母及子女三場深度一對一訪談，精準查明：小兒子聲稱愿意跟隨父親，并非基于穩定情感與長遠利益，而是因母親管教嚴格、父親極度放任，默許其沉迷游戲。家庭教育指導員揭示，父母教育理念嚴重對立、養育方式失衡，直接影響孩子人格塑造與心理健康。

二、專家協同調解，摒棄對抗思維達成合作養育

法官依托專業評估結論，聯合家庭教育指導員開展多輪靶向調解，全面剖析林某某與程某某兩種教養理念與方式的利弊，引導雙方跳出“撫養權爭奪” 的零和思維，回歸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最終促成父母達成合作養育共識，實現兩案一攬子調解，實質性化解矛盾。

三、開展創傷療愈輔導，提升養育能力

針對林某某見到程某某即出現應激反應的嚴重心理狀況，法院依托家庭教育指導資源，邀請其參加線上單親父母成長小組，開展系統性離婚創傷干預、情緒疏導與親子溝通技巧指導。經過專業輔導，林某某軀體癥狀明顯緩解，心理狀態恢復穩定，能夠理性、平和地參與共同養育。

四、建立雙向共養模式，實現家庭關系全面修復

在法院與家庭教育指導員持續指導下，雙方建立穩定有序的合作養育機制，孩子可在父母兩邊家庭自由生活、雙向感受關愛。林某某對處理結果高度認可，向法院及家庭教育指導員贈送錦旗，致謝司法溫情與專業力量。

【典型意義】

本案是人民法院精準甄別未成年人真實意愿、積極推動合作養育的典型案例。一是堅持實質求真，精準識別未成年人真實意愿。通過專業深度訪談穿透心理動因，有效區分迎合型選擇、逃避型選擇與真實穩定意愿，避免未成年人因認知不成熟、環境影響而利益受損，真正將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落到實處。二是重塑養育理念，通過司法裁判指引+家庭教育指導員評估調解+團體創傷輔導三位一體模式，成功引導父母從“對抗爭權”轉向“理性共養”，既依法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又療愈家庭創傷、修復親子關系、重塑養育能力，為涉未成年撫養糾紛提供了“化解矛盾、修復關系、賦能家庭”的高質量司法樣本。

案例五：追根溯源開展家庭生態診斷精準幫教 涉案未成年人重獲“新生”

——林某某犯盜竊罪案

【基本案情】

涉案未成年被告人小林（化名）犯盜竊罪，經辦法官委托家庭教育指導員了解其犯罪動因，評估后發現該被告人曾遭受欺凌，同時因父母反對其選擇職業高中、逼迫其上普通高中，而與父母產生較深矛盾，產生較強的厭學心理，進而無所事事，結識社會不良青年，最終實施了犯罪行為。

【家庭教育指導做法與成效】

一、追根溯源開展“家庭生態診斷”找準“病因”

荔灣法院委托心理機構的家庭教育指導員與小林父母會面，通過深度訪談、心理評估等方式開展“家庭生態診斷”，全面了解小林的家庭背景、小林父母的個人性格、對小林的日常教養模式以及小林與父母的核心沖突所在。小林生長在一個典型的“母親溺愛、父親嚴厲”的家庭環境中，忽視對孩子心理健康的關注，孩子與父母之間存在隔閡，進而導致孩子向不良社會群體尋求認同感與歸屬感。家庭教育指導員進一步引導小林父母認識到家庭教育不當、親子關系疏離與小林實施違法犯罪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指出作為家長須改變錯誤的教養方式，幫助孩子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

二、細致入微傳授科學教養方法精準“施方”

家庭教育指導員向小林父母傳達了小林在求學方面的真實意愿，以及對于父母轉變教育方式的期待。同時向小林父母細致介紹科學的教育方法，強調要關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多與孩子進行平等、深入的溝通。對于父親，建議他減少指責和控制，對于母親，提醒其不要過度溺愛孩子。建議他們尊重孩子真實意愿，充分發揮小林的一技之長，為小林選擇他所喜歡的專業。小林父母表示愿意主動改變自己的教育行為，幫助孩子重回正軌。

三、持續開展跟蹤回訪確保幫教舉措落實到位

家庭教育指導結束后，法院持續進行跟蹤回訪。回訪中，小林父母稱尊重小林意愿，為其選擇了適合其發展的職業技術學校，小林已經在新的學校正常學習生活。現在，小林父母積極主動關注小林的心理健康和日常行為，與小林加強日常溝通，親子關系大大改善。

【典型意義】

人民法院充分貫徹落實“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政策方針以及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借助專業社會力量主動了解未成年人犯罪動因，科學評估其悔罪態度、再犯可能性與矯正可能性。探索涉少刑事案件“心理評估+家庭教育”相融合的幫教矯治范式，發現未成年人犯罪背后家庭教育存在的問題，揭示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行為與家庭教育不當之間的緊密關聯，精準修復家庭監護這一防線，降低再犯風險。

案例六：創新適用階段性國家監護 破解非婚生子女“監管真空”難題

——何某甲與劉某同居關系子女撫養糾紛案

【基本案情】

何某甲（化名）與劉某（化名）非婚生育一子何某乙（化名），何某乙自幼由何某甲單獨撫養，劉某僅支付部分費用。雙方因感情破裂分手后，均拒絕直接撫養何某乙，導致其流離失所，出現自殘、偷盜等行為。何某甲起訴要求確認撫養權并追索歷史撫養費。法院判決劉某返還歷史撫養費并明確撫養權歸屬，同時創新適用“階段性國家監護”模式，將何某乙臨時托付至特殊教育機構，由民政部門提供專業照護，由父母負擔送教費用。送教階段結束后，劉某按生效判決履行支付撫養費的義務。

【家庭教育指導做法與成效】

一、依法發出指導令，要求參與課程學習

從化法院依據家庭教育促進法第四十九條，責令父母接受為期6個月的家庭教育指導，內容包括親子溝通技巧、心理健康輔導及法律責任認知。要求雙方當事人每月至少參加2次家庭教育指導課程，提交親子互動記錄。聯合婦聯、教育部門委托專業機構評估指導效果，未達標者延長指導期限。通過指導，雙方父母表示學會有效溝通、規范探望并參與孩子成長。

二、進行心理疏導，定期回訪跟蹤

心理疏導員對何某乙進行心理疏導，法院每季度聯合民政部門開展家庭回訪，動態調整指導方案。經了解，何某乙自殘行為停止，重新回歸校園生活，心理狀態顯著改善。

三、依法送教入學，父母負擔送教費用

根據對何某乙的接觸與了解，結合何某乙的行為表現，在行政管理部門征得家屬同意的情況下，將何某乙送往特殊教育機構進行學習。送教期間，父母雙方為何某乙支付送教期間的學費，履行定時探望、關愛何某乙成長的義務。

【典型意義】

本案創新司法干預模式，首次將“階段性國家監護”與《家庭教育指導令》結合，破解非婚生子女撫養糾紛中的“監管真空”難題，通過司法令狀強制父母履行監護職責，明確家庭教育促進法第四十九條的實操路徑，推動法律條文從“紙面”走向“實踐”，彰顯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則。

案例七：法院聯動婦聯做好家庭教育指導工作 助力對抗型育兒家庭達成育兒共識

——張某與汪某離婚糾紛案

【基本案情】

張某（化名）與汪某（化名）婚后因家庭瑣事頻繁爭吵，汪某對張某實施家庭暴力，雙方分居。張某訴至法院，要求離婚并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案件審理中，經辦法官發現，兩未成年兒子因長期目睹父母間的激烈沖突，情緒明顯低落，行為出現偏差，學習成績下滑，社交意愿減弱，已受到家庭變故的嚴重影響。即便婚姻關系解除，雙方在子女教育理念、撫養方式上的嚴重對立，仍將持續損害孩子的身心健康。

【家庭教育指導做法與成效】

一、聯動婦聯，啟動“轉介+共治”指導機制

白云法院為最大限度保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啟動該院與婦聯共建的聯動機制，將該案轉介至區婦聯，正式啟動家庭教育指導程序。依托雙方共建的家庭教育實踐基地，形成了“法官發現問題—婦聯聯動資源—專業人員精準介入”的協作鏈條，將司法審判的剛性與社會服務的柔性有機結合。

二、“背對背”定制，從“相互指責”到“共列清單”

區婦聯第一時間指派經驗豐富的家庭教育指導員、專業社工組成指導小組，指導小組采用“背對背”單獨面談形式分別溝通，逐步植入“夫妻關系可解，父母責任永續”的核心認知。

雙方當事人情緒平穩后，指導小組抓住契機，引導二人將注意力轉向對孩子的共同關切，圍繞未成年子女的教育規劃、生活照料、行為習慣培養、心理健康支持等核心議題，家庭教育指導員穿針引線，推動雙方尋求共識。經過連續4次深入輔導，張某與汪某共同制定了一份具有操作性的“家庭教育核心規則清單”，就探望交接、學業督導、興趣培養、情緒安撫等事項達成一致，完成了從“對抗型父母”到“協作型伙伴”的蛻變。

三、案后回訪，鞏固理念與親情的雙重修復

法院依法判決離婚后，雙方均服判息訴。法院與區婦聯對涉案家庭進行持續回訪。在穩定、一致的家庭教育環境中，兩個孩子逐漸走出心理陰霾，學習狀態明顯回升，情緒趨于穩定，與父母的親子關系得到顯著改善。張某攜兩個孩子向法院贈送錦旗，以示感謝。

【典型意義】

人民法院在審理該家事案件時，并未止于厘清財產與身份關系，而是敏銳捕捉到“問題家庭”背后的風險，主動延伸審判職能，通過轉介機制將案件納入家庭教育指導軌道，并以“共識清單”方式固化溝通成果，將家庭教育指導從空洞說教轉變為一套可理解、可操作、可監督的行動方案，重塑父母的認知與協作方式，為探索從源頭化解未成年人成長危機的社會治理模式提供了寶貴經驗。

案例八：聚焦親情隔閡與隔代撫養 全方位家庭教育指導彌合成長裂痕

——吳某與方某監護權糾紛案

【基本案情】

吳某（化名）的兒子吳甲（化名）與中國女子方某（化名）在國外相繼生育了三個子女吳乙、吳丙、吳丁（均為化名），三個子女均取得外國國籍。在出生后不久三個子女先后被送回廣州跟隨祖父吳某生活至今。后吳甲在國外不測身亡，方某在國外另行組建了新的家庭生育了子女，并已取得國外永久居留證。吳某與方某就三位子女的監護人問題協商多年未果訴至法院，要求撤銷方某監護資格并指定自己作為三位孫子女的監護人。

吳乙、吳丙、吳丁三人均無中國國籍，因缺乏有關資料暫不符合在國內參加高考的條件，三人產生輟學的想法。爺爺吳某年事已高，與孫子女共同話語不多，代溝明顯，難以給孫子女有效的指引。母親方某常年在國外，極少與三子女聯系，感情疏遠。

【家庭教育指導做法與成效】

一、聯合心理疏導解心結

花都法院聯合家事心理疏導員對吳乙、吳丙、吳丁開展心理疏導，引導表達自我想法和困惑。經疏導，三人袒露從小父母缺失對個人成長的影響，想在國內長遠發展的意愿以及擔心無法在國內參加高考的心理負擔。

二、現場發出指導文書

經辦法官重點針對久居國外的方某進行家庭教育指導，發出《家庭教育建議書》，引導方某主動關愛指導孩子成長，協助規劃孩子發展道路，方某承諾會通過郵件和視頻方式與孩子直接溝通，關注吳乙、吳丙、吳丁青春期的心理變化，彌補母愛缺失。

三、案后回訪遠程指導

法院判決支持吳某的訴訟請求。判決作出后，法官定期電話回訪吳某，了解祖孫相處情況和吳乙等人的學習生活變化，并就隔代撫養中的疑惑進行指導，幫助了解外籍人員在國內參加高考的相關政策和手續。了解到吳丁后來因與吳某言語不和出現厭學情緒，法官主動到吳某家中家訪，傳授溝通技巧，并就青春期教育等問題與吳某進行交流。吳某與吳丁等人的溝通障礙逐漸消除，吳丁安心上學，吳乙、吳丙、吳丁三人入籍問題已解決。

【典型意義】

具有外國國籍但實際長期在中國生活并由祖父母等長輩隔代撫養的未成年子女，在成長過程中面臨著不小的挑戰。本案靈活開展家庭教育指導，既厘清監護權責，又彌合跨境親情裂痕，協助克服隔代撫養帶來的種種矛盾，幫助青春期未成年子女度過叛逆期、重拾學業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