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jiān)委網站

【基本案情】

陳某某，1993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南京江寧經濟技術開發(fā)區(qū)管委會辦公室副主任、江寧區(qū)人社局局長、南京未來科技城黨工委書記等職。2021年4月辭去公職。

受賄罪。2013年2月至2021年4月，陳某某利用擔任江寧區(qū)人社局局長、南京未來科技城黨工委書記等職務上的便利，為江蘇某建設發(fā)展集團有限公司、南京某環(huán)境科技有限公司等單位在項目承接、租金支付等事項上提供幫助。2013年2月至2022年6月，陳某某多次收受上述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某、李某某等人所送財物共計6340.9萬余元。

其中，陳某某于2018年下半年與王某某達成約定，由陳某某幫助其公司承接業(yè)務，王某某則送給其5000萬元左右“養(yǎng)老錢”，此后陳某某利用職務便利幫助該公司承接了14.7億余元業(yè)務，2019年7月至2021年1月，王某某按照陳某某要求，將4594萬余元存放在以王某某父親名義開設的銀行賬戶中，該銀行賬戶綁定的手機號碼系陳某某提供，陳某某多次通過使用綁定該銀行賬戶的手機銀行APP進行購買理財產品等，王某某及其父親則未使用過上述款項。直至案發(fā)，上述4594萬余元仍存放在王某某父親名下的銀行賬戶中。

此外，2019年10月、2020年8月，王某某還按照陳某某要求，先后購買了一輛寶馬轎車和一輛大眾帕薩特轎車送給陳某某，共計花費259萬余元，除購車款206萬余元外，還額外支付了47.8萬余元的增值稅、購置稅等稅費以及5.7萬余元的保險費用。2021年4月，陳某某辭職后，王某某先后于當月和2022年6月，分2次以“工資”名義送給陳某某400萬元。

貪污罪。2009年4月至2014年1月，陳某某利用擔任江寧區(qū)人社局局長等職務上的便利，通過虛列開支的方式套取公款并據(jù)為己有，共計64.9萬余元。

洗錢罪。2021年8月，陳某某為掩飾、隱瞞受賄所得，將其收受蔡某某所送的100萬元現(xiàn)金賄款交給其司機李某某，并安排李某某、其朋友劉某將該款存入劉某的銀行賬戶，之后陳某某通過操作綁定該銀行賬戶的手機銀行APP，將該款中的95萬元與其他錢款一起購買了銀行理財產品。

【分析意見】

陳某某收受王某某所送賄賂中，有4594萬余元長期存放在王某某父親名下的銀行賬戶中，陳某某是否構成受賄既遂？

近年來，腐敗手段翻新升級，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日益增多，一些受賄人為了開脫罪責逃避懲罰，往往故意與行賄人約定將受賄財物保管在行賄人或者第三人處，在此情況下，如何準確認定受賄犯罪的既遂、未遂，需要結合具體案情探討。

本案中，陳某某與王某某均陳述，2018年下半年，雙方約定由陳某某利用職務便利幫助王某某名下公司承接業(yè)務，王某某則送給其5000萬元左右“養(yǎng)老錢”，雙方已經達成行受賄合意。但因為直至案發(fā)，上述4594萬余元仍存放在王某某父親名下的銀行賬戶中，并未交付給陳某某，對此4594萬余元能否認定陳某某構成受賄既遂？我們認為，對此類代持型受賄犯罪，必須堅持實質判斷，并重點從以下方面來判斷受賄犯罪的既遂未遂。

一是看行賄人是否有賄送財物的真實意愿、行為。一般情況下，行賄人有了行賄意思表示后，如果將財物獨立保管、單獨開戶存放或按照雙方約定購買了相應財物如房產、汽車等，方便受賄人隨時支取、使用，則表明行賄人有真實的意愿賄送財物。

從本案看，陳某某與王某某達成行受賄合意后，王某某按照陳某某要求，以其父親名義新辦了一張銀行卡，并自2019年7月至2021年1月分多次陸續(xù)往該卡中存放了4594萬余元，此后直至2023年5月陳某某案發(fā)，王某某均按照陳某某要求進行相關操作，從未使用過該銀行賬戶中的錢款，能夠看出其具有真正的兌付意愿。

實踐中，如果行賄人不是真實意思表示，僅僅是虛假承諾或是行賄人根本不具有兌付經濟能力，其承諾可能就是“空中樓閣”，一般不宜認定受賄犯罪既遂。

二是看受賄人有無實際控制財物。在犯罪既遂的判斷上，有無實際控制財物應當是判斷的關鍵所在，至于部分人員為了掩飾犯罪，形式上雖未完成賄款的交付，但是控制權已經轉移，這種情況也應當認定既遂。

就本案而言，上述4594萬余元賄款雖存放在王某某父親名下的銀行賬戶中，但銀行賬戶綁定的手機號碼卻系陳某某提供，且陳某某本人日常通過手機銀行APP使用上述款項進行購買理財產品等操作，王某某及其父親則未使用過上述款項。結合上述行為，可以看出陳某某對賄款多次、長期進行支配，事實上行使了對財物的占有、使用、收益或處分權能，對行賄人給予的財物做到了實際的控制。

除了上述關鍵因素外，還可以了解受賄人對行賄人是否有較強的控制力。如果受賄人對行賄人控制力較弱，則行賄人完全有可能中途反悔。實踐中，可以從約定代持中由誰主導，受賄人當前及今后的身份、職務，行受賄雙方關系緊密程度，行賄人是否已實際謀取到利益，行賄人后續(xù)是否還有求于受賄人等多個方面進行綜合分析。如果行賄人與受賄人之間日常關系并不緊密，或行賄人實際并未從受賄人處謀取到利益，則受賄人對行賄人的控制力就明顯偏弱，受賄人最終能否獲得財物就存在不確定性，可能影響既未遂甚至受賄犯罪認定。

本案中，陳某某與王某某長期交往，按照陳某某所述，雙方交往從“初識”發(fā)展到“信任”階段，形成了較為固定的你予我取的關系。王某某通過陳某某承接了多個工程，工程量大、延續(xù)時間長，在工程推進、驗收結算等方面都有求于陳某某，即使后期陳某某已辭職，其仍對陳某某提出的發(fā)放“工資”等要求逐一照辦，雙方之間形成了固定緊密的關系。綜合以上因素，能夠認定陳某某上述行為構成受賄犯罪既遂。

行賄人以代為購買商品方式行賄時，相關稅費是否應計入受賄人受賄數(shù)額？

在以汽車、房屋等作為收受對象或受賄人收受行賄人代為支付相關服務的受賄犯罪中，行受賄雙方為實現(xiàn)權錢交易，有時需要行賄人在賄賂物之外額外支付某些費用，如購車時支付的車輛購置稅、購房時支付的契稅等。這種情況下，是以賄賂物的實際價值來認定受賄數(shù)額，還是以行賄人的實際支出來認定，往往存在不同認識。我們認為，認定此類受賄犯罪的數(shù)額，應以賄賂財物的實際價值為基礎，同時把握兩個方面。

一是費用是否必要。如果行賄人支付的相關稅費是其完成行賄必須支付的款項，稅費與財物本身不能割裂，如換作受賄人或其他任何人購買財物也應同樣支付稅費，那么該稅費一般應當計入受賄數(shù)額。本案中，王某某在購買汽車送給陳某某時，除購車款外，還支付了車輛購置稅、車船稅、交強險。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輛購置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船稅法》《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等規(guī)定，除一些特殊情形外，購買新車均需支付上述費用，這些稅費雖未被陳某某實際取得，但也應計入其受賄數(shù)額。

二是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根據(jù)主客觀相一致原則，認定受賄數(shù)額時既要考慮受賄人是否實際收受或有無實際收受可能等客觀情況，也要考慮行受賄雙方是否就財物的種類、金額等達成合意，特別是受賄人是否對行賄人支付的相關稅費具有明知或明知的可能性。就本案而言，王某某送給陳某某的2輛汽車，車輛品牌均系陳某某指定，其了解車輛大致價格，購車所支付的增值稅等稅費以及保險費屬于必要支出，陳某某雖不清楚相關稅費的準確金額，但按照社會一般常識，其對金額有一定認知，按照上述原則，可以將上述支出認定為受賄數(shù)額。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相關財物是即買即送，那么上述費用應當納入受賄數(shù)額，如果不是根據(jù)受賄人要求購買車輛，如行賄人自行購買車輛時支付了保險費、服務費等相關費用，但時隔多年才將車輛送給國家工作人員，那么受賄數(shù)額一般應當根據(jù)行受賄當時的車輛價值予以認定。換言之，行賄人購車時支付的保險費、服務費等是當年車輛流轉過程中產生的費用，不是多年后車輛價值的必然組成部分，故不宜計入受賄數(shù)額。

在查辦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中如何準確識別自洗錢犯罪？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將自洗錢行為納入刑法的規(guī)制范疇，自洗錢犯罪與貪污賄賂等上游犯罪高度關聯(lián)，不僅助推上游犯罪蔓延、擴大，更對國家金融安全和社會秩序穩(wěn)定造成不利影響。根據(jù)國家監(jiān)察委員會辦公廳、最高人民檢察院辦公廳、公安部辦公廳聯(lián)合印發(fā)的《關于在辦理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中加強反洗錢協(xié)作配合的意見》，各級監(jiān)察機關、檢察機關、公安機關既要有效調查上游貪污賄賂犯罪，又重視洗錢犯罪辦理，貫徹貪污賄賂犯罪與洗錢罪“一案雙查”機制，同步審查貪污賄賂犯罪的犯罪所得及收益的去向和轉移過程。監(jiān)察機關在調查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中，發(fā)現(xiàn)涉案人員涉嫌“自洗錢”犯罪的，應當及時收集固定“自洗錢”犯罪相關證據(jù)。實踐中，應注意以下問題。

一是自洗錢犯罪以貪污賄賂犯罪事實成立為前提。自洗錢是通過對其上游犯罪的違法所得進行洗白進而掩飾其非法來源的行為，具備獨立完整的犯罪構成要件，但其與上游犯罪又具有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上游犯罪事實不成立則洗錢罪名不成立。

需要注意的是，依據(jù)“兩高”《關于辦理洗錢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相關規(guī)定，認定洗錢罪應當以上游犯罪事實成立為前提，有下列情形的，不影響洗錢罪的認定：

（一）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有證據(jù)證明確實存在的；

（二）有證據(jù)證明上游犯罪確實存在，因行為人逃匿未到案的；

（三）有證據(jù)證明上游犯罪確實存在，因行為人死亡等原因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

（四）有證據(jù)證明上游犯罪確實存在，但同時構成其他犯罪而以其他罪名定罪處罰的。

二是自洗錢的行為必須侵害了新的法益。在傳統(tǒng)贓物犯罪理論中，對于上游犯罪所得贓物的處置行為屬于“不可罰的事后行為”，但自洗錢犯罪有別于傳統(tǒng)贓物犯罪，自洗錢犯罪行為人意在洗白其犯罪所得，使其犯罪所得及收益能“由黑轉白”，其行為侵害了金融管理秩序和司法機關正常活動法益，這是上游犯罪未包含的新的、獨立的法益。行為人所實施的“掩飾、隱瞞”等行為必須使貪污賄賂犯罪所得產生了實質性變化，如通過一系列洗白行為妄圖將其合法化，掩飾、隱瞞貪污賄賂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質、來源等，對此應當認定為洗錢行為。如果行為人實施的“掩飾、隱瞞”等行為僅僅是對貪污賄賂犯罪所得進行“物理轉移”，如單純占有、藏匿贓款贓物等，其后續(xù)行為所侵害的法益在內容和范圍上未有改變，則不應認定為洗錢行為。

本案中，陳某某在收受他人所送現(xiàn)金100萬元后，即安排將上述受賄款存入關聯(lián)人員銀行賬戶，并實際控制關聯(lián)人員資金賬戶進行操作，購買理財產品等，陳某某的上述行為企圖使非法的受賄贓物經合法流轉轉化為“合法財產”，實現(xiàn)以合法名義掩蓋財物非法性的目的，其將受賄犯罪所得予以“漂白”，不僅助長了上游犯罪危害的蔓延，同時也嚴重破壞了金融管理秩序和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所實施的“漂白”行為侵害了新的法益，應當作入罪處理，其行為應當以洗錢罪定罪處罰。（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