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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1864年1月1日-1957年9月16日),祖籍安徽宿州碭山,生于湖南長沙府湘潭(今湖南湘潭)。原名純芝,字渭青,號蘭亭。后改名璜,字瀕生,號白石、白石山翁、老萍、餓叟、借山吟館主者、寄萍堂上老人、三百石印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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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圖
紙本設色
68.0×50.0cm
1952年
北京畫院藏
齊白石出身貧苦,
自稱“草衣”,
但一生都有“貴人相助”!
《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十巨冊的出版,其價值不僅在于提供了齊白石書、畫、印的權威范本(當下所有收錄齊白石作品的畫冊,包括全集、選集、合集,都有意或無心地混入了或多或少的偽作,其他凡是能在藝術市場賣錢的已故畫家的作品集無不如此,中國書畫鑒定重“著錄”的觀念,從未像今天這樣不靠譜),更重要的是,大量未發表的日記、詩集、文稿、雜記、書信、賬簿等文字資料,以及齊白石收藏的師友作品同時影印出版,為齊白石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
齊白石去世后不久,家屬將其遺作、遺物和收藏,包括老人所有的文字留存都捐獻出來。準備安置這些物品的“齊白石紀念館”雖然由于種種原因,遲遲未能建成,但這些物品卻因此得以在北京畫院的庫房里完整保留至今,也算幸事。北京畫院的這批藏品除了齊白石本人的書、畫、印和詩文以不同形式不完整地出版過,其他內容只有少數幾位有機會接觸它們的研究者在文章中有所引用,一鱗半爪,讓其他無緣得見者羨慕得緊。現在北京畫院用如此巨大的篇幅將其全部出版,真有點“大揭秘”的感覺。尤其是第九冊《手稿卷》和第十冊《綜合卷》,直接或間接透露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有“重新發現”齊白石的意義。
齊白石出身貧苦,自稱“草衣”,但一生都有“貴人相助”。中年之前,家鄉士紳的提攜是其出人頭地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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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山圖之一
30×48cm
紙本水墨
1910年
北京畫院藏
齊白石27歲時,為做“雕花活”的顧主隨手畫的幾張花鳥畫,被鄰村名士胡沁園賞識,遂收為學生,授其畫藝,又請好友陳少蕃教其詩文。胡沁園不僅無償提供齊白石食宿,還為他張羅替人畫像的生意,促成了齊白石由雕花木匠向職業畫師的身份轉變。《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綜合卷》收有齊白石珍藏的兩件胡沁園的寫意墨蝦、墨蟹,這頗出人意料。胡沁園以細筆見長,所作多以工筆花鳥為主,《白石老人自述》中也說:“我早年跟胡沁園師學的是工筆畫。”蝦和蟹是“衰年變法”后的齊白石經常畫的題材,筆墨自然比恩師當年要老到得多,但逸筆草草、水墨淋漓的氣質是一致的。齊白石刻意保留恩師這兩張未署款鈐印的意筆小畫,無意間透露了其晚年畫風的最早淵源。
齊白石視胡沁園為“生平第一知己”,1914年胡沁園去世時,齊白石畫了二十幅畫,親自裱好在靈前焚化。后來,凡胡家及親友求畫,齊白石皆有求必應。解放后,胡沁園之孫胡文效與齊白石三子齊子如一道供職于東北博物館(今遼寧省博物館),齊白石提供了多件作品作為該館館藏。1953年甚至為東北博物館抄寫《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全文,1954年又在東北博物館舉辦“齊白石畫展”,這都不無報答師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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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峰梅夢圖
紙本墨筆
34×45.5cm
1910年
遼寧省博物館藏
通過胡沁園,齊白石結識了湘潭互為姻親的望族——胡、黎兩家的子弟,如胡沁園的外甥王訓、黎丹,侄子胡立三,以及黎松安、羅醒吾、羅真吾、譚子荃、黎薇蓀等同輩好友。他們詩詞唱和、畫筆留連,還推年長的齊白石為詩社社長,使他漸漸融入了當地的士紳文人圈。其中黎松安、黎薇蓀還是齊白石的篆刻啟蒙者,黎薇蓀后來在四川做官時仍不忘寄給他丁敬、黃小松兩家的印譜。《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手稿卷》收《白石詩草》,有《憶羅山往事》二首寫黎松安,其一云:“誰云春夢了無痕,印見丁黃始入門。今日羨君贏一著,兒為博士父詩人。”可見齊白石是很感念這些世家子弟不嫌其出身貧賤而相扶持的。黎松安的“博士”兒子黎錦熙為著名語言學家,是毛主席早年的老師和摯友,也是齊白石的忘年交。《綜合卷》收有1946年齊白石請胡適為自己所編《齊白石年譜》的手稿,上面有黎錦熙的多處按語。胡適原稿在齊白石年歲上的涂改痕跡甚多,黎錦熙在批注中揭示了齊白石年歲的秘密:齊白石七十五歲時,同鄉舒貽上(湖南名流,也是毛主席早年的老師之一,解放后,經毛主席親自介紹到北京出版總署工作,1952年調至人民出版社)為他算八字,稱丁丑年(1937)是命關,要他用“瞞天過海法”,直接稱77歲。胡適后來照此進行了修改,才算一一吻合。
齊白石37歲時,拜名滿天下的湘潭王湘綺為師。此前王湘綺已收了一個銅匠曾招吉和一個鐵匠張仲飏為徒弟,加上齊白石這位木匠,號稱“王門三匠”。王氏《湘綺樓日記》說齊白石“文尚成章,詩則似薛蟠體”,并且在背后稱他“齊木匠”。胡適在《齊白石年譜》的序言中還因此為他鳴不平:“白石雖拜在湘綺門下,但他的性情與身世都使他學不會王湘綺那一套假古董,所以白石的詩與文都沒有中他的毒。”事實上,王湘綺對齊白石十分器重并多有提攜。《綜合卷》收有王湘綺的墨跡十余件。其中書法條幅及楹聯有屬齊白石上款,也有屬他人上款的,顯然是齊白石另外搜羅而來;序跋、信札等其他文字則是專為齊白石而作的。光緒三十年甲辰(1904)為齊白石撰《白石草衣金石刻畫序言》,稱“白石草衣,起于造士,畫品琴德,俱入名域,尤精刀筆,非知交不妄應。朋座密談時,有生客至,輒逡巡避去,有高世之志,而恂恂如不能言”。王湘綺還為齊白石祖母作《齊璜祖母馬孺人墓志銘》,齊白石親自奏刀勒石,并將拓本和王氏原稿一起隨身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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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覽樓禊集圖卷
36.1×132.4cm
紙本設色
故宮博物院藏
王湘綺交游遍天下,齊白石也經常隨侍參加各種詩會雅集,得以結識文人名士和社會名流。四十二歲時與鐵匠張仲飏一起,應王湘綺之約游歷江西。《白石老人自述》中說:“銅匠出身的曾招吉,那時在南昌制造空運大氣球,聽說他試驗了幾次,都掉到水里去了,人都作為笑談,他仍是專心一志地研究……他們二人的學問,也許比我高明些,但是性情可不與我一樣。仲飏也是新從陜西回來,他是一個熱心做官的人,喜歡高談闊論,說些不著邊際的大話,表示他的抱負不凡。招吉平常日子都穿著官靴,走起路來,邁著鴨子似的八字方步,表示他是一個會做文章的讀書人。南昌是江西省城,大官兒不算很少,欽慕湘綺師的盛名,時常來登門拜訪。仲飏和招吉,依傍老師的面子,周旋其間。倒也認識了很多闊人。”“王門三匠”齊聚南昌,并隨王湘綺周旋于達官貴人之間,也是一道奇觀。齊白石對另外“二匠”的不以為然,頗有點“同行”相輕的味道。
《白石老人自述》提起這次南昌之行還說:“七夕那天,湘綺師在寓所,招集我們一起飲酒,并賜食石榴。席間,湘綺師說:‘南昌自從曾文正公去后,文風停頓了好久,今天是七夕良辰,不可無詩,我們來聯句吧!’他就自己首唱了兩句:‘地靈盛江匯,星聚及秋期。’我們三個人聽了,都沒有聯上,大家互相看看,覺得很不體面。好在湘綺師是知道我們底細的,看我們誰都聯不上,也就罷了。”齊白石為此深感羞愧,后來“就把‘借山吟館’的‘吟’字刪去,我的書室,只名為‘借山館’了”。《綜合卷》收有小楷“南昌七夕聯句”一紙,看筆跡應為王湘綺所書,聯句中赫然有齊白石一句“久坐生微涼,竹簟清露滋”,也有張仲飏的一句在其中。既然齊白石在《自述》中稱“沒有聯上”,那或許是王湘綺事后謄寫時給他們名下一人加了一句,因此齊白石一直是“偷偷”地保存這張紙片。還有一紙為王湘綺寫給他的《招飲會客便箋》,是要他與求印的主顧見面,并說:“多見一人增一閱歷,不必效孤僻一派。”這是對齊白石“高世之志”的批評,非親密者不能如此直言。
《綜合卷》還收錄了瞿宣穎所作《白石老人八十壽言》楷書條幅,其中說:“宣統己庚之間,山人偕湘綺翁來長沙。適吾家有春禊之集,先公為詩,湘綺與諸君和焉。待山人為圖,圖未及就,蹉跎逢變。”瞿宣穎即瞿蛻園,其父瞿鴻禨為清末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權傾一時。《白石老人自述》記載此事稱:“當日湘綺師在席間對我說:‘瀕生這幾年,足跡半天下,好久沒有給同鄉人作畫了,今天的集會,可以畫一幅《超覽樓禊集圖》啦!’我說:‘老師的吩咐,一定遵辦!’可是我口頭雖答允了,因為不久就回了家,這圖卻沒有畫成。”這顯然是王湘綺在名流顯貴之前有意力挺齊白石。王湘綺還曾介紹齊白石為兩廣總督譚鐘麟畫像,即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文勤公像》。對王湘綺的提攜,齊白石是感恩戴德的,三十年后,齊白石還為瞿蛻園補畫了《長沙超覽樓禊集圖》,此圖現藏故宮博物院,上有題詩三首,其一云:“憶舊難逢話舊人,阿吾不復夢王門。則思處處堪揮淚,食果看花總有恩。”
其實,在清末民初,王門弟子這一身份本身就是上流社會的通行證。《綜合卷》收有三張潤格,兩張為樊樊山所書,一張為吳昌碩所書。三件潤格無一例外都在開頭即強調齊白石乃“湘綺高弟子”,可見這個身份也可以帶來很好的市場號召力。更不用說湘綺老人門下三千弟子,遍布政界文壇,原本就是一個可以互相照應幫襯的交游圈。王湘綺的弟子楊度、夏午詒、楊莊、易實甫、陳兆奎、張篁溪等都給過齊白石不同程度的關照。尤其是夏午詒,可以說是促使齊白石真正成名的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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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山圖
紙本水墨
30.0cm×48.cm
1910年
北京畫院藏
齊白石40歲時,認識了同門夏午詒。此前,齊白石足跡還未出湘潭。夏午詒力勸齊白石不要“株守家園”,光緒二十八年(1902),以教如夫人書畫的理由請齊白石赴西安游歷,并介紹齊白石認識了另一個“貴人”樊樊山;第二年又帶齊白石去北京任上,使其得以與李瑞荃、曾熙等書畫名家交往。正是夏午詒讓齊白石走出了所謂“五出五歸”的第一步,齊白石本人和后來的研究者對此都津津樂道,故不再贅述。但很少有人提及夏午詒的生平,這里不妨作一簡介。
夏壽田,字午詒,清末江西巡撫夏竹軒之子。父子皆受業湘綺老人門下。夏午詒文學甚佳,能詩,尤精于詞,擅書法。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中一甲第二名進士(榜眼)。“保路運動”時為四川總督端方幕僚,端方為起義新軍所殺后,夏午詒收拾端方骸骨,護櫬北歸,一時人稱“風義”。后入袁世凱府,成為袁世凱的親信幕僚之一。袁世凱死后,1916年7月14日黎元洪下懲辦禍首令,楊度居第一名,夏午詒也赫然同列,這么一來,湘綺門下出了兩個“莽大夫”。夏午詒后又入直系頭領曹錕幕府,并不得志,加上操守清廉,幾至無以為生。后來,上海猶太富商哈同的義子姬覺彌,有偏愛“活古董”之癖,因他是榜眼,迎他南下,和劉春霖、商衍鎏湊成“三鼎甲”之數,供其食住。夏午詒一直意興蕭索,晚年逃佛,1934年到福州鼓山受戒,又到泉州,和弘一大師盤桓些時,回到上海不久便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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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山圖(洞庭君山)
30×48cm
紙本設色
1910年
北京畫院藏
楊度作為“洪憲六君子”的主角,后又加入共產黨,可謂風云人物;夏午詒一生多居贊襄帷幄的地位,注意的人較少,聲名遠不及楊度。不過兩人對齊白石都極其關照。《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手稿卷》所收齊白石《己未日記》記載,他賣畫收入的錢,都交楊度收存,楊度在折子上記:“齊白石山人寄存款項于虎頭陀室。約以周年八厘生息。隨時可以取還。非瀕生及其世兄子貞親自取款,不得發與他人。他人得此折者,不足為據。虎頭陀楊晢子批。民國八年七月五日收瀕生交來洋五百元。七月五日收瀕生交來洋叁百元,七月九日收瀕生交來洋貳百元,七月十四收瀕生交來洋壹百元。”閏七月及八、九月,又存楊度處七次約計八百元。白石在九月初九記:“此約楊虎公處二千二百元,后去數筆無細數。”看來1919年定居北京之初,齊白石的賣畫生意并不像他后來所說的那般蕭條,何況還有楊度幫他“理財”。
《手稿卷》所收《庚申日記并雜作》記當年十月初三,夏午詒派人接他“去保定游玩”。在保定二十余日,日記只記了幾通書信、幾首題畫詩。十月十五日記“是日得人謝金”,并說“羞其年將六十,猶受人憐”。得了誰的“謝金”、受誰“憐”呢?齊白石在保定為某人作畫刻印,卻又不愿說出姓名的這個人就是曹錕。《手稿卷》所收《辛酉日記》記載這一年齊白石三次赴保定,只有一則為夏作畫的記載,十月廿一日記:“為天畸畫關、岳像成,伊以為不如前畫二像之衣用筆超絕也。”“前畫二像”是指為曹錕所畫《漢關壯繆像》和《岳武穆像》,今藏天津藝術博物館,上有“虎威上將軍命齊璜恭摹”款。聯系到光緒二十九年(1903)要推薦齊白石為內廷供奉,夏午詒對齊白石的照應可謂不遺余力。
《綜合卷》收有多件樊樊山寫給齊白石的書法、信札和潤格。夏午詒介紹兩人在西安初識時,樊樊山為陜西布政使。齊白石送了幾方印章,樊氏贈以白銀五十兩,并為他制定了一份詳細的賣畫和印章的潤例。憑借此潤格和樊樊山的大名,齊白石在西安、桂林、北京、廣州等地吸引了許多顧主,多有收入。1919年齊白石定居北京之初,聲名不顯,閑居北京的樊樊山又再次為他書寫潤格。信札大多與齊白石討論詩歌、篆刻,褒揚之外也有建議商榷。《綜合卷》還收錄了樊樊山為齊白石《借山吟館詩草》所作序言,齊白石在文稿上注:“樊山翁序白石之詩。文章之妙,此序不如前作,余固不用,他日兒孫棄之可矣。余不忍棄者,與樊君之交情,見前敘可知,可感耳。” 所謂“前作”即1926年出版《借山吟館詩草》時用的樊序。兩序相比,皆以溢美之詞為主,這也是作序的一般套路,但“前作”對齊白石詩作的形容更為風雅虛華,或許這正是齊白石取舍的原因。兩人感情固然深厚,只是此時的齊白石對自己“薛蟠體”的信心已今非昔比,樊樊山這樣的詩壇老手也不知如何投其所好了。可以說樊樊山是為齊白石鼓吹最多、最積極的顯赫人物。《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篆刻卷》收有齊白石篆刻“老年涕淚哭樊山”,是他們三十年情誼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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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葬花圖
約1897-1902年
齊白石的貴人還有一位不得不提,那就是曾任湖北省政務廳長、眾議院議員、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長、上海《時事新報》總經理的胡南湖。《己未日記》七月七日記:“胡南湖人最慕余,一見如故。”閏七月十八日記:“胡南湖見余畫籬豆一幅,喜極。正色曰:能贈我,當報公以婢。余即贈之。并作詩以紀其事。”兩個月后的九月十三日,白石南返回鄉,“胡南湖送寶珠來”。寶珠就是胡南湖所說之“婢”,是以胡南湖母親義女身份送到齊家的。白石將她帶回湘潭家中,不久,就由白石發妻陳春君做主,納胡寶珠為副室。1920年代到1940年代初,即齊白石藝術創作最旺盛的時期,始終是胡寶珠侍候他的生活起居,并為他生了諸多兒女。1941年,陳春君去世后,齊白石立胡寶珠為繼室。一幅“籬豆”而換得一妻,也是一段佳話。
另一位也送給齊白石“婢”的“貴人”就沒有得到齊白石的好評。先后任國民革命軍師長、軍長、四川省政府主席的王瓚緒,1931年托在京的友人請齊白石刻印,后彼此通訊,成為“千里神交”。齊白石為王瓚緒作畫甚多,王氏也報以重金,并贈他一侍女,為他“磨墨理紙”,后逃逸。1932年齊白石作《山水十二屏》贈王瓚緒,此作現藏重慶博物館,為存世齊白石山水畫之最佳者,其中“夢中蜀景”一屏題詩曰:“百尺紅素倦紅鱗,一諾應酬知己恩。昨夜夢中偏識道,布衣長揖見將軍。”王氏一再邀齊白石入川游歷,并說可掙豐厚潤資。
1936年,齊白石終于成行,在成都等地為王瓚緒刻印又作畫。但這次蜀游,齊白石是敗興而歸,因為王瓚緒原答應給他三千元酬金,最后只給了四百元。《手稿卷》收錄了齊白石弟子姚石倩捐贈的齊氏1919年至1950年寫給他的書信四十一封,為傳世最多的齊白石書信文字。這批書信大多是齊白石通過姚石倩與王瓚緒聯系,談為王氏刻印作畫之事。未入蜀前,齊白石提及王瓚緒無不用尊稱,也多奉承之語。1933年一信云:“來蜀不久留連為快,不在金錢,在王君之愛書畫金石之誠,即可欽佩。況對余吾有可銘感也。吾如能游蜀,不在此數千元,愿一見王將軍,吾不為食言之人幸矣。一息猶存,待機后會。”而從成都返京后的書信卻說:“此次予之出成都,大有容人之失信食言。倘吾執弟代王瓚緒許贈三千元之函說話,瓚緒難騙人三千元,吾弟難矣。吾愛吾弟,故一擲三千金,足見君子與小人也。”從“王將軍”到直呼“王瓚緒”,《白石老人自述》提及此事更是成了“四川有個姓王的軍人”,可見齊白石“賣畫不論交情,君子有恥”的底線是不容觸犯的。《手稿卷》所收《蜀游雜記》手稿,齊白石對提及王瓚緒的部分均做了涂抹和撕毀,姚石倩的來函也未作保留,而姚石倩卻把齊白石的書信捐獻出來,這恐怕是有違師愿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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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徐悲鴻、新鳳霞
其實,齊白石的貴人還有很多,如促成其“衰年變法”的陳師曾、請他到北京藝專任教的徐悲鴻、為他的大力宣揚的王森然和胡佩衡、被他稱為“知己第五人”朱屺瞻、在眾人面前給足他顏面的梅蘭芳,等等。他們或是在藝術層面被齊白石引為知己,或是在齊白石名聲大振之后錦上添花,或是以弟子輩的身份為齊白石鼓吹奔走,故不在本文所謂的“貴人”之列。他們為齊白石所感念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不但從不觸碰“賣畫不論交情”的底線,而且還幫助他拓展市場,進而關心他的生活起居,這是齊白石最為高興的。至于后來結識的于右任、李宗仁、張學良、張群、胡若愚、王樹常等高官達人,或梁啟超、周作人、羅家倫、張伯駒等一時名流,不過是慕名而來的“賣畫交情”而已。真正給他晚年帶來意想不到的聲譽和地位的是他的另一個湖南湘潭老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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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與李可染
《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手稿卷》第266頁印有《齊某上書》一紙,文曰:“主席鈞鑒:敬呈者,某自七歲牧牛,十□歲為木工,卅歲學作畫刊印,六十歲后因鄉關有兵事,避亂來北京,以賣畫刊印作活計。今已九十歲,還在人間,且欲以口服累及吾主席矣。蓋某老年喪偶,飲食起居,賴護士扶持,膝下稚子雛孫近廿口。去歲承藝專月贈小米八百斤,當時物價低廉,且有少量刊畫收入補助,故得勉強支持。最近百物上漲,刊畫更趨沉寂,僅恃藝專薪資,每月樽節為之,只能支持旬日,活計實屬堪虞。以是不揣迫切上書,乞主席按月增加津貼,借以全我主席養老之大德。此外,某于往年在湖南湘潭白石鋪茹家沖置有田屋,田約二百余畝,住宅一進。當時出此者,實欲于老年南歸,教子耕種,以養某余年。不料從抗戰至今,卒無南還機會,余年幾何?且兒輩均侍在京,往后決令其以勞動取食,以符主席各盡所能、各取所值之旨,無須田屋。為此,擬將上項田屋全部獻給國家,以便歸還人民。上兩項謹呈,某不勝待命之至。未緣覲見,惟遙祝主席壽并河山。敬請鈞安。齊某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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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齊白石與梅蘭芳合影
《齊某上書》為1950年初齊白石寫給毛主席信函的草稿。此信前半段為虛,后半段才是實。當時天下初定,百廢待興,黨和政府的關懷還未送達齊白石這樣的老藝人身邊,加上藝術市場萎縮,“刊畫更趨沉寂”,以賣畫為生的齊白石不得不為將來的“活計”擔憂;不過齊白石三十年代以后賣畫生意向來很好,加上生活節儉,一有積蓄即換為金銀,埋入地下保存,因而絕不至于無米下鍋。強調早年窮苦、中年奔波、老年喪偶、生活困難,先博取同情,是為了探聽在“土改”運動中,家鄉的“田約二百余畝,住宅一進”是否會累及自身和家人。白石老人還是搭準了“新社會”的“時代的脈搏”,在明知保不住的前提下,主動向同鄉毛主席表態將“田屋全部獻給國家,以便歸還人民”。后來的事實證明,齊白石這種一貫的只求做“順民”的低姿態,在“新時代”不僅足以自保,并且得到的禮遇遠比“按月增加津貼”要多得多,這或許是出乎他意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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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與郭沫若
事實上,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毛主席就曾寫信向齊白石致意。應在此“上書”后不久,1950年4月,毛主席便邀請齊白石晚宴,朱德作陪。10月,齊白石把自己八十二歲時所作《鷹》配上“海為龍世界,云是鶴家鄉”的篆書對聯,獻給毛主席。1946年,齊白石為蔣介石祝壽送的《松柏高立》圖,畫的也是鷹,篆書對聯是“人生長壽、天下太平”。1955年,齊白石送給到訪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總理格羅的作品也是《鷹》,同時送給副總理博爾茨的卻是《菊花蝴蝶》。足見齊白石的“鷹”是非大“貴人”不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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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與周恩來
接著,好事連連:1951年,齊白石被選為中國文聯主席團委員;1953年1月,中央美術學院慶祝白石老人九十壽誕,毛主席亦送壽禮;同年,文化部授予齊白石“人民藝術家”榮譽獎狀,并選其為北京中國畫研究會主席;1954年,在北京舉辦“齊白石繪畫展”,并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藝術科學院授予齊白石為“通訊院士”榮譽狀;1956年,榮獲世界和平理事會頒發的1955年度國際和平獎金;1957年,在他故世的這一年年初,擔任北京中國畫院名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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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與當時藝術界名人其中有張伯駒、彭八百等人合影
當年夏午詒曾給齊白石一筆錢,讓他捐個官做,但齊白石堅持布衣身份。1920年,為感激梅蘭芳在“滿座都是闊人”面前為他“圓了面子”,贈詩云:“曾見先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動公卿。而今淪落長安市,幸有梅郎識姓名。”齊白石正是以布衣農民的質樸與精明,經營自己的藝術和人際關系,贏得了“先朝公卿”的禮遇和幫助。《綜合卷》收有一封夏午詒1933年寫給齊白石的信札,對久未謀面的故交,夏氏的語氣超乎尋常的恭敬,對齊白石的藝術更是無比“佩仰”,求字則曰:“敬求白石山翁篆一窄小長聯。”此“山翁”在夏榜眼的眼里早已不是當年的“草衣”。在“貴人”們一一故去之后,齊白石也還有過“動公卿”的念頭,如1946年請胡適編年譜、去南京辦展覽、送蔣介石畫作等一系列舉動。無奈天下不太平,“公卿”們自顧不暇。好在齊白石“人生長壽”,等到真正的“新朝”到來時,他的“草衣”身世及其藝術的民間性,反而為他帶來了“人民藝術家”的最高榮譽,成了那個時代的“貴人”,這是齊白石所不曾夢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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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與老舍及夫人
《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綜合卷》收有老舍的那封著名的《命題求畫信函》,以古詩四句為題求畫。我們知道的故事是:齊白石以“蛙聲十里出山泉”作畫,只畫一泓山泉和數只蝌蚪,即讓人若聞“蛙聲十里”矣。于是我們感慨畫家的奇思妙想和高超手段。看到這信的原稿才知道,其實老舍事先對每句古詩都做了提示,如:“二、蛙聲十里出山泉,查初白句。蝌斗四五,隨水搖曳,無蛙而蛙聲可想矣。三、凄迷燈火更宜秋,趙秋谷句。一燈斜吹,上飄一黃葉,有秋意矣。”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整個時代對齊白石的寵愛。我們不知道年過九旬的白石老人,是否會像當年王湘綺在“南昌七夕聯句”詩稿上加上他的名字一樣,覺得受之有愧。可以肯定的是,《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的很多內容,齊白石是不愿公之于世的。比如,我們把收錄作品的幾卷和《手稿卷》、《綜合卷》對比著讀,細心而諳熟齊白石畫風的讀者會發現,所謂的“范本”有時候也不必是畫家本人的手筆。天才總是有一點怪癖與算計的,既然齊白石早年的“貴人”們可以如此寬容,那么我們完全可以上升為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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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
作者簡介:湯發周,字子海,號少白,人稱“少白公子”,白石山堂主人,齊白石小女-齊良芷嫡傳弟子,現為齊白石書畫院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社會藝術考級優秀指導教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特邀客座教授、榮寶齋特邀簽約畫家、齊白石家族書畫遺產運營官、齊良芷藝術館館長、國家一級書畫鑒定師、北京畫院·齊白石美術館簽約畫家,齊白石紀念館特邀畫師、國家注冊一級文物藝術品鑒定估價師,齊白石藝術基金投資人、齊白石品牌聯盟秘書長、齊白石美術館終生簽約藝術家,上市公司-網易集團官方形象代言人、網易有道國畫課推薦官及齊白石書畫大數據鑒定專家,齊白石版權及齊白石傳人版權擁有者,他年少時拜齊白石小女齊良芷為師,得其親授國畫、篆刻、書法技藝,獲贈"白石山堂"墨寶及"白石傳人"印章。他長期致力于齊白石藝術研究,擅長齊派水墨蝦蟹與花鳥草蟲畫,作品吸取白石老人"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的美學思想,筆墨簡練而形神兼備。近些年他主持編纂多部齊白石研究專著,多次國內外齊白石真跡展覽,主持鑒定齊良遲、齊良已,齊良芷等齊白石家族舊藏齊白石印章系列等珍貴文物,并擔任上海齊白石藝術研究會會長,大力推動齊派藝術的學術梳理與創新傳播,為弘揚齊白石文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白石四子齊良遲曾為湯發周先生的畫集撰寫題記:"白石老人再傳弟子湯發周,乃吾妹之得意門生,其書法、繪畫、篆刻皆有獨到之處,齊派書畫傳人也,甲午吉日,白石四子齊良遲題記。"
齊白石幼子-齊良末看過湯發周先生的畫作后曾親筆所題“家法再傳”。
當《白石傳人少白畫家》結集出版時,齊良芷女士曾在其畫集上題:"發周從余數年,畫藝精進。工筆草蟲、寫意花卉、皆有神韻。且發周書畫,多文人氣息、乃儒雅本色也!"
國畫大師齊白石的女弟子--郭秀儀女士也欣然在其畫集上題:"世侄發周先生畫蝦得余先師白石老人之筆法與神韻,作畫著力于似與不似之間,得吾師真諦也!喜題之。"
齊白石弟子、著名國家級大師-婁師白看過湯發周先生的畫作后曾說:余曾觀少白公子畫作無論是丈巨制或尺幅扇冊,大筆潑灑或工細草蟲,皆能于筆中求韻、墨中求味。機趣之巧,成于腕下;畫法之妙,出于胸中,老辣蒼勁,雄肆沉郁。雖源于白石老人,而骨氣洞達,自性已見。倘白石老人重生亦當撫掌…足見其藝術造詣之高,是不同凡響的。 就連故宮博物院資深研究員、中國世家鑒定委員會資深鑒定專家單國強先生也曾稱贊:白石畫派、一脈相承、名家手筆、不減昔年白石老人神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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