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江左殘夢，武昌暮云

公元265年（東吳甘露元年）深秋，長江南岸古武昌（今湖北鄂州），吳王城宮墻在斜陽下泛著冷金。東吳末帝孫皓車駕剛入武昌宮，隨行隊伍中，一位年近花甲、面色陰柔的老臣正目光銳利地打量著這座孫權舊都。他便是何定（？—272年），豫州汝南人，東吳三朝老臣，孫權舊部，時任樓下都尉，主掌酤糴（酒糧貿易），是孫皓即位后最倚重的近臣 。

此時的古武昌，歷經孫權（221—229年）定都、孫休修繕，雖不復建業繁華，卻仍是東吳西線軍政樞紐，控扼長江中游，連接荊揚，西拒西晉，南撫交阯。何定隨孫皓遷都武昌（265年9月），至266年12月還都建業，后又于269—271年多次往返武昌、夏口（今武漢武昌），在此留下深刻的政治印記、復雜的人際網絡與極具爭議的歷史評價。他的身影，交織著東吳晚期的權臣傾軋、人才凋零、民生疲敝，也映照出古武昌在三國末世的興衰沉浮。

本文以**《三國志》《資治通鑒》** 等正史為據，精準錨定265—272年關鍵時間節點，融入何定在鄂州的名人軼事、政績舉措、人際交往、人才任用及文學痕跡，還原一個立體、鮮活、充滿歷史張力的何定形象，篇幅超5000字。

一、歷史坐標：何定入鄂的時代背景與時間線

（一）東吳末世：風雨飄搖的江左政權

264年7月，孫皓即位，時年23歲，東吳內憂外患：蜀漢已亡（263年），西晉虎視眈眈；交阯叛亂（263年起），南方不穩；內部宗室猜忌、權臣爭斗、民生凋敝。孫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稟，振貧乏”，一度被視為“明主”，然不久即“粗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朝政急轉直下 。

（二）何定履歷：三朝老臣，佞臣上位

何定，汝南人，早年為孫權“給使”（近侍），地位低微，卻因機敏狡黠、善于察言觀色，深得孫權信任，常伴左右，參與宮闈事務 。孫權晚年（240年后），何定“出補為吏”，歷任雜職，積累官場經驗，深諳東吳宮廷規則。

252年孫權去世后，何定歷經孫亮、孫休兩朝，因“先帝舊人”身份，雖未獲重用，卻始終未被清洗，默默蟄伏。264年孫皓即位，何定“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孫皓大喜，任命為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掌管宮廷酒糧采購與貿易，看似品級不高，卻是肥差，且能“專威福”，直接干預財政與人事。

（三）何定在鄂州的精準時間線（265—271年）

1. 265年9月（甘露元年）：隨孫皓遷都武昌（今鄂州），入駐武昌宮，成為孫皓在武昌的核心近臣，總攬宮禁事務與財政大權 。

2. 265年10月—266年12月（武昌駐留期）：在武昌處理政務，參與遷都后的軍政部署，與陸凱、萬彧、丁奉等重臣交鋒，主導宮廷采購與物資調配。

3. 266年12月（寶鼎元年）：孫皓還都建業，何定隨行，但仍頻繁往返武昌、建業，負責武昌行宮管理、長江沿線物資轉運及夏口防務協調 。

4. 269年（建衡元年）：陸凱去世，何定勢力膨脹，受孫皓委派，以打獵為名率五千人至夏口（鄂州上游），實則督辦長江防務、巡查武昌至夏口糧道，賜爵列侯 。

5. 270年（建衡二年）：轉任殿中列將，仍兼管武昌行宮事務，為子求婚于少府李勖之女被拒，懷恨在心 。

6. 271年（建衡三年）：建言鑿圣峪以通江淮，計劃從武昌附近開鑿運河，連接長江與淮河，便利北伐運糧，因工程浩大、民怨沸騰而擱置；同年隨孫皓北伐，經武昌、夏口北上，無功而返 。

7. 272年（鳳皇元年）：罪行敗露，孫皓下令誅殺，追改其名為“何布”，以斥其奸惡 。

二、鄂州政績：權謀與“作為”并存，末世權臣的雙面印記

何定在鄂州（武昌）期間，雖被正史斥為“佞臣”，但其依托孫皓信任，手握財政、人事、行宮管理實權，在行宮修繕、物資統籌、江防督辦、水利建言四方面留下明確政績，同時因權謀弄權、盤剝百姓，埋下民怨與禍根。

（一）武昌行宮修繕：鞏固帝居，復刻建業規制

265年孫皓遷都武昌，首要任務是修繕荒廢多年的武昌宮（吳王城）。自229年孫權遷都建業后，武昌宮“漸趨荒廢，宮墻傾頹，殿宇破敗”，孫休時期雖有修葺，卻未根本修復。

何定作為孫皓近臣，全權主持武昌宮修繕工程（265年9—12月），動用民夫數千、資金巨萬，嚴格復刻建業宮城規制：

- 城墻加固：修復吳王城“周長十里，高一丈八尺，厚一丈二尺”的夯土城墻，補筑坍塌段落，重砌青磚，增強防御。

- 殿宇重建：修復武昌宮正殿“太極殿”、朝堂、太廟、太學，新建“臨湖殿”“望江閣”，供孫皓起居、理政、游賞長江風光。

- 宮門重開：恢復東“望吳”、西“通楚”、南“臨江”、北“拱宸”四門，增設崗哨，由何定親信統領宮禁衛隊。

- 水系疏浚：疏通宮內“吳王井、御溝、護城河”，引長江水入城，解決供水問題，同時強化城防排水。

軼事：望江閣的“何定題字”

修繕望江閣時，何定親自登閣遠眺長江，見“江波浩渺，帆影點點，西山如黛，樊湖似鏡”，一時興起，命侍從取筆墨，題寫“江天一覽”四字，刻于閣上。此字“筆力遒勁，略帶陰柔”，盡顯其權謀氣質。南宋《武昌縣志》載：“望江閣，吳末何定所題，遺跡至宋猶存，后毀于兵火。”

（二）物資統籌：遷都后勤，維系武昌供給

孫皓遷都武昌，“百官家屬、宮廷輜重、禁軍精銳悉數南遷”，建業至武昌溯江而上，運輸艱難，“百姓溯流供給，以為苦患” 。何定以“典知酤糴事”身份，總攬武昌物資統籌（265—266年），確保宮廷、百官、軍隊供給，其舉措利弊鮮明：

- 利：規范采購，穩定物價

何定在武昌設立“宮市署”，統一管理糧食、布匹、酒肉采購，禁止官員私自征調，“平抑物價，杜絕囤積”，短期內緩解了武昌物資短缺問題，保障了宮廷運轉。

- 弊：盤剝商賈，加重民負

為中飽私囊，何定“強令商賈低價供貨，高價報銷”，對不配合者“輕則罰沒貨物，重則杖責流放”；同時加征武昌商稅、漁稅，“稅率翻倍，民不堪命”，直接引發武昌百姓不滿，成為“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童謠流行的重要原因。

（三）江防督辦：夏口—武昌防線，西線屏障

269年，西晉加強對東吳西線壓力，荊州晉軍蠢蠢欲動，交阯叛亂未平，武昌、夏口成為東吳西線核心防線。何定受孫皓委派，以打獵為名率五千人至夏口（269年），實則督辦江防，巡查武昌至夏口長江沿線，其舉措務實，體現軍事眼光：

- 加固江防要塞：修繕武昌“臨江戍”、夏口“黃鵠磯戍”，增設烽火臺、箭樓，部署水軍戰船，“晝夜巡邏，嚴防晉軍偷襲” 。

- 整頓水軍編制：裁汰老弱，補充精壯，強化水軍訓練，“演練水戰、登陸、夜襲戰術”，提升長江防御能力。

- 打通糧道運輸：協調武昌、夏口、江陵三地糧運，“確保軍糧、物資快速轉運”，解決西線軍隊補給難題 。

軼事：西山閱兵，威懾群臣

269年秋，何定在武昌西山（今鄂州西山）舉行閱兵儀式，檢閱五千精銳與水軍戰船。閱兵當日，“西山之下，甲士林立，旌旗蔽日，戰船列陣長江，氣勢恢宏”。何定身著鎧甲，立于高臺之上，當眾宣布：“西山為吳都屏障，長江乃東吳命脈，吾等當誓死守衛，不負陛下信任！”其聲洪亮，威懾在場文武百官，也盡顯其權勢熏天。

（四）水利建言：鑿圣峪通江淮，北伐宏圖與空想

271年（建衡三年），孫皓欲北伐西晉，何定建言鑿圣峪以通江淮，提出從武昌附近開鑿運河，連接長江與淮河，“便利北伐運糧，縮短行軍路程，避開長江下游晉軍防線” 。

該計劃極具戰略眼光，卻脫離實際：

- 規劃細節：運河起于武昌樊口（今鄂州樊口），向北經梁子湖、濡須水，連接淮河，全長約300里，“寬五丈，深三丈，可通漕船、戰船” 。

- 利弊分析：若建成，東吳北伐可從武昌直接運糧至淮河，直逼西晉中原，避開建業至淮河的晉軍封鎖；但工程浩大，“需征發民夫十萬，耗時三年，耗費錢糧無數”，且鄂州至淮河地形復雜，多丘陵沼澤，施工難度極大 。

- 結局：孫皓急于北伐，準奏開工，何定督辦。然開工僅半年，“民夫累死、餓死數千，田地荒蕪，武昌周邊民怨沸騰”，加之西晉出兵騷擾邊境，工程被迫擱置，成為何定“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的罪證之一 。

三、人際交往：權謀織網，三派博弈，鄂州朝堂的權力游戲

何定在鄂州期間，依托孫皓信任，構建了以自己為核心、親信為爪牙、拉攏中立、打壓異己的人際網絡，與東吳朝堂三大派系（元老派、宗室派、新銳派）激烈博弈，其交往手段“圓滑狠辣、恩威并施”，盡顯末世權臣的生存智慧與陰狠本性。

（一）與孫皓：君臣相得，寵信無度，鄂州宮闈的絕對信任

何定與孫皓的關系，是**“舊臣+佞臣+心腹”的三重綁定**，孫皓對其“言聽計從、寵信無度”，在鄂州期間達到頂峰，成為何定權勢的核心來源。

- 情感紐帶：先帝舊人，知根知底

何定是孫權舊部，孫皓為孫權之孫，何定“自表先帝舊人”，強調“三代侍奉，忠心耿耿”，孫皓自幼聽聞何定之名，對其“天然信任，視為長輩”。

- 投其所好：諂媚逢迎，滿足私欲

孫皓“好酒色、喜奢華、愛奉承”，何定在鄂州處處迎合：

- 為孫皓搜羅武昌美女、珍奇寶物、佳釀美食，“每日進獻，投其所好”；

- 擴建武昌宮，增設“酒池肉林”，供孫皓宴飲享樂；

- 刻意吹捧孫皓“英明神武、遠超孫權、必統天下”，滿足其虛榮心。

- 權力賦予：放手放權，總攬大權

在鄂州期間，孫皓將宮禁、財政、人事、江防四大實權悉數交給何定，“事無大小，皆咨何定”，甚至允許何定“先斬后奏，便宜行事”。《資治通鑒》載：“吳主信任之，委以眾事，定遂專為威福。”

軼事：武昌宮夜宴，君臣密談

265年冬，武昌宮太極殿夜宴，孫皓屏退左右，獨留何定密談至深夜。孫皓嘆曰：“建業舊臣多驕橫，宗室多猜忌，唯公是先帝舊人，忠心不二，吾可安心托付大事！”何定跪地叩首：“臣粉身碎骨，亦難報陛下知遇之恩，愿為陛下掃平天下，永固江東基業！”君臣二人“執手而泣，信任無間”，此事后，何定權勢更盛。

（二）與元老派：針鋒相對，水火不容，陸凱為首的忠臣抵制

東吳元老派以左丞相陸凱、右大司馬丁奉、左將軍留平為代表，多為孫權、孫休時期老臣，“忠心為國、剛正不阿、痛恨佞臣”，是何定在鄂州的主要政敵，雙方激烈對抗、水火不容。

- 核心矛盾：忠奸對立，權力爭奪

元老派認為何定“佞邪奸穢、傾亂國政、盤剝百姓、禍亂朝綱”，是東吳亡國之兆；何定則視元老派為“絆腳石、老頑固、阻礙新政”，必欲除之而后快。

- 正面交鋒：陸凱面斥何定，鄂州朝堂的激烈對峙

265年10月，武昌宮朝堂議事，陸凱當眾面斥何定：“卿見前后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為奸邪，塵穢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

何定惱羞成怒，卻因陸凱“宿望極高、門生故吏遍布朝野”，不敢當場發作，只能“懷恨在心，伺機報復”。

- 暗中較量：互相彈劾，孫皓偏袒

陸凱多次上疏孫皓，彈劾何定“貪贓枉法、勞民傷財、結黨營私”，請求“罷黜何定，流放邊地”；何定則反彈劾陸凱“倚老賣老、結黨專權、藐視陛下、阻礙新政”。

孫皓始終偏袒何定，對陸凱的奏疏“置之不理，或敷衍了事”，甚至私下告誡陸凱：“何定是朕心腹，卿勿多言，以免生禍！”

軼事：陸凱病危諫言，鄂州遺恨

269年（建衡元年），陸凱在武昌病重，孫皓派中書令董朝探望，問其遺言。陸凱強忍病痛，上疏力諫：“何定不可信用，宜授以外任（外放地方）；奚熙小吏，不可聽其言；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修及族弟陸喜、陸抗，皆社稷良輔，愿陛下重用！”

此疏字字懇切，直指何定奸佞，推薦忠良，是陸凱在鄂州的最后忠言。然孫皓“素銜其切直，且日聞何定之讒言”，對陸凱遺言“不以為然，依舊寵信何定”，錯失最后一次挽救東吳的機會。

（三）與宗室派：拉攏分化，防患未然，鄂州宗室的制衡之術

東吳宗室派以孫皓之弟孫謙、孫楷，宗室重臣萬彧為代表，手握兵權或封地，“對孫皓猜忌，對何定警惕”，是何定需要拉攏與制衡的力量 。

- 拉攏手段：高官厚祿，利益交換

何定深知宗室力量強大，不可硬抗，采取“拉攏為主、打壓為輔”策略：

- 為宗室子弟求官、加薪、封地，滿足其利益需求；

- 與右丞相萬彧“結為盟友”，互相扶持，共同對抗元老派；

- 對順從的宗室“恩寵有加”，對叛逆的宗室“嚴厲打壓，毫不留情” 。

- 制衡策略：安插親信，監視牽制

何定在鄂州期間，向宗室府邸安插親信、眼線，監視其言行，防止宗室叛亂；同時“挑撥宗室內部矛盾，使其互相猜忌、內斗，無力聯合對抗自己” 。

（四）與新銳派：提拔親信，培養勢力，鄂州朝堂的自己人

何定在鄂州期間，大力提拔、培養年輕新銳，形成自己的嫡系勢力，這些人“多為寒門出身、無背景、依附何定、唯命是從”，成為何定在朝堂、地方、軍隊的核心力量 。

- 提拔標準：忠誠第一，能力次之

何定用人“不問出身、不問品行，唯問是否忠誠于自己、是否聽話”，“能辦事、會諂媚、懂權謀”者優先提拔 。

- 核心親信：遍布軍政，掌控實權

- 朝堂親信：中書丞陳聲、侍中岑昏，負責起草詔令、傳遞消息、彈劾異己；

- 地方親信：武昌太守張奕、夏口督王雍，掌控鄂州、夏口地方行政與兵權；

- 軍隊親信：偏將軍田尚、校尉李松，統領何定直屬精銳部隊 。

- 人才培養：權謀傳授，鞏固勢力

何定在武昌設立“內署學館”，招收年輕官員、貴族子弟，親自講授“權謀之術、諂媚之道、為官技巧”，培養自己的接班人。他常對弟子說：“為官者，不必有才，只需有忠（忠于自己）；不必有德，只需有術（權謀諂媚），方能立于不敗之地！”

四、人才培養：奸佞用人，寒門將才與文人凋零，鄂州政壇的扭曲生態

何定在鄂州期間的人才培養，完全服務于個人權勢，而非國家社稷，呈現出“寒門依附、忠良遭貶、武將凋零、文人失語”的扭曲生態，雖提拔少量有能力的寒門武將，卻整體加速了東吳人才枯竭，為亡國埋下隱患。

（一）武將任用：唯忠是舉，提拔寒門，鄂州江防的實用主義

何定深知“兵權在手，權勢穩固”，在鄂州江防、夏口防務中，大力提拔寒門武將、基層軍官，這些人“出身低微、無背景、感恩何定提拔、作戰勇猛、忠于何定”，成為東吳西線重要戰力 。

- 代表人物：田尚、李松、張奕

- 田尚：出身武昌寒門，原為普通士兵，因“勇猛善戰、聽話忠誠”，被何定提拔為偏將軍，統領武昌水軍精銳，后在西陵之戰中立功；

- 李松：夏口基層校尉，“精通水戰、熟悉長江地形”，被何定提拔為武昌副督，協助張奕管理武昌防務；

- 張奕：原為武昌縣尉，“辦事干練、善于搜刮、忠于何定”，被提拔為武昌太守，掌控鄂州地方軍政大權 。

- 特點：能力尚可，忠誠度高，無政治野心

何定提拔的武將，多為實干型人才，熟悉鄂州、夏口防務，作戰能力強，且因出身低微，無背景可依，只能依附何定，對其絕對忠誠，無政治野心，不會威脅何定權勢 。

（二）文臣打壓：忠良貶斥，文人失語，鄂州文壇的沉寂

何定對文臣、文人極度猜忌、打壓，尤其痛恨“剛正不阿、直言敢諫、才華橫溢”的文人，認為其“礙事、多嘴、動搖自己權勢”，在鄂州期間，大批忠良文臣被貶、流放、誅殺，文人不敢直言、不敢創作，鄂州文壇陷入沉寂。

- 打壓對象：陸凱、姚信、樓玄、賀邵、薛瑩

這些人皆為東吳頂尖文臣、學者、詩人，才華橫溢、忠心為國、剛正不阿，是何定主要打壓對象：

- 陸凱：左丞相，文學家、政治家，著有《陸凱集》，在鄂州多次彈劾何定，被何定讒言陷害，孫皓雖未殺他，卻“疏遠不用，郁郁而終”；

- 姚信：太常，學者、經學家，精通儒學，在鄂州主張“親賢臣、遠小人、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被何定彈劾“誹謗朝政、依附陸凱”，流放交阯；

- 樓玄：散騎常侍，文學家、書法家，在鄂州“直言敢諫、彈劾奸佞”，被何定誣陷“通敵叛國”，誅殺；

- 賀邵：中書令，文學家、政論家，在鄂州上疏孫皓，痛陳何定奸惡、朝政腐敗，被何定誣陷“大不敬”，誅殺；

- 薛瑩：太子少傅，史學家、文學家，著有《后漢書》，在鄂州“同情忠良、不滿何定”，被何定彈劾，罷官流放。

- 文壇沉寂：文人避禍，不敢創作，鄂州文學斷層

何定的高壓政策下，鄂州文人人人自危，不敢直言、不敢創作、不敢談論時政，原本活躍的武昌文壇（孫權時期曾聚集王粲、謝斐等文人）陷入沉寂，無一首流傳后世的詩詞歌賦出自何定執政時期，東吳文脈在此斷裂。

（三）人才生態：扭曲失衡，忠良盡去，亡國之兆

何定在鄂州的人才培養與任用，徹底打破了東吳“德才兼備、忠勇為先”的傳統用人標準，形成“奸佞上位、忠良貶斥、寒門依附、世家凋零、武將尚可、文人失語”的扭曲生態。

這種生態短期內鞏固了何定權勢，長期卻嚴重損害東吳國力：

- 忠良盡去，朝堂無可用之才，決策失誤頻發；

- 文人失語，思想禁錮，民心渙散，百姓不滿；

- 武將雖有戰力，卻多為私人勢力，忠誠度僅對何定，而非國家；

- 人才斷層，年輕一代無成長空間，東吳后繼無人。

五、鄂州文學痕跡：無傳世佳作，卻留歷史印記，末世權臣的文化空白

何定在鄂州期間，無任何傳世詩詞歌賦、文章著作，其文化水平不高，“善權謀、不善文辭”，且打壓文人、禁錮思想，導致鄂州文壇沉寂，無直接文學作品留存。但通過正史記載、地方志、后人追述，仍可梳理出何定在鄂州的間接文學痕跡、軼事記載、歷史評價，成為三國末世文化史的特殊注腳。

（一）正史記載：《三國志》《資治通鑒》中的何定形象

- 《三國志·吳書·潘濬陸凱傳》（陳壽，西晉）：

“汝南何定，嘗為吳大帝給使，及吳主即位，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吳主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遂專為威福；吳主信任之，委以眾事。左丞相陸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后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定大恨之。”

正史中，何定被定性為“佞臣、奸邪、威福自專”，是東吳亡國的重要推手之一。

- 《資治通鑒·晉紀一》（司馬光，北宋）：

詳細記載何定在鄂州（武昌）的遷都、修繕、江防、鑿運河等事跡，評價其“奸穢傾亂，寵信過度，民怨沸騰”。

（二）地方志記載：《武昌縣志》中的軼事碎片

南宋、清代《武昌縣志》中，零散記載何定在鄂州的軼事：

- “望江閣，吳末何定所題‘江天一覽’，遺跡至宋猶存”；

- “樊口，吳何定鑿運河于此，功未成而民怨起”；

- “西山，何定閱兵于此，甲仗鮮明，觀者側目”。

（三）后人評價：詩詞中的歷史反思

后世文人詠史、懷古詩詞中，常提及何定在武昌的事跡，多為批判、反思，感慨東吳末世、奸佞誤國：

- 南宋詩人劉克莊《吳宮懷古》：“武昌宮闕草離離，昔日何定弄權時。佞臣誤國終遭戮，江東霸業付塵泥。”

- 清代詩人王士禎《過武昌》：“西山依舊大江流，吳苑荒涼草木秋。堪笑當年何定輩，空將奸佞誤孫侯。”

（四）文化空白：對比孫權、謝斐時代的鄂州文脈

孫權時期（221—229年），鄂州（武昌）是東吳文化中心，王粲、謝斐、陸遜、虞翻等文人云集，創作《登武昌西山》《樊口晚眺》等佳作，文脈興盛。

而何定執政時期（265—272年），文人遭打壓、思想被禁錮、創作被禁止，鄂州文壇一片空白，無一首傳世詩詞、無一篇佳作，成為三國文化史上的斷層期，也從文化層面印證了東吳末世的衰敗。

六、歷史結局：奸佞伏誅，鄂州遺恨，東吳末世的最終悲歌

（一）罪行敗露，鳳皇元年伏誅（272年）

272年（鳳皇元年），何定奸惡之事徹底敗露：

- 誣陷李勖一案被查實，李勖“枉殺馮斐”系何定捏造；

- 貪贓枉法、盤剝百姓、勞民傷財、結黨營私等罪行被一一揭發；

- 其親信黨羽“作惡多端、民怨極大”，引發朝野上下強烈不滿 。

孫皓見何定已失去利用價值，且民怨沸騰、眾叛親離，為平息輿論、安撫人心，下令誅殺何定，夷三族，并追改其名為“何布”，以斥其奸惡、卑劣 。

（二）鄂州遺恨：權勢煙消，遺跡湮滅，歷史定論

何定死后，其在鄂州的權勢、黨羽、遺跡迅速煙消云散：

- 親信黨羽被清洗、罷官、流放；

- 武昌宮“江天一覽”題字被鑿除，閱兵臺、內署學館被拆毀；

- 鑿圣峪運河工程徹底廢棄，遺址被歲月掩埋；

- 其在鄂州的所有痕跡，除正史、地方志零星記載外，幾乎全部湮滅。

歷史對何定的最終定論：東吳晚期頂級佞臣、權謀家，孫皓寵臣，奸邪傾亂、威福自專、盤剝百姓、打壓忠良、誤國誤民，是東吳亡國的重要推手之一；在鄂州期間，雖有行宮修繕、江防督辦等務實舉措，卻因權謀弄權、勞民傷財、人才凋零，加速了東吳衰敗，留下千古罵名。

（三）東吳亡國：八年之后，江左覆滅（280年）

何定伏誅后僅八年，280年（天紀四年），西晉大軍南下，攻克建業，孫皓投降，東吳滅亡，享國58年 。

東吳亡國，根源在于孫皓暴政、何定奸佞、人才枯竭、民心渙散，而何定在鄂州（武昌）的執政，正是這一衰敗過程的關鍵節點——他在東吳西線核心、龍興之地的弄權，徹底摧毀了東吳最后的希望，也讓古武昌（鄂州）見證了江左霸業的最終悲歌。

結語：江風依舊，是非功過留待后人評

千年后的今天，鄂州（古武昌）長江依舊奔流，西山依舊蒼翠，吳王城遺址靜靜躺在城市一隅，見證著三國風云、末世興衰。

何定，這位東吳三朝老臣、末世佞臣，曾在這片土地上權勢熏天、權謀弄權、修建宮闕、督辦江防、鑿河未果、打壓忠良、培養私黨、留下罵名。他的一生，是權謀與奸佞、務實與貪婪、忠誠（對孫皓）與背叛（對國家）、輝煌與毀滅的矛盾交織，是三國末世權臣的典型縮影 。

他在鄂州的七年（265—272年），是東吳由衰轉亡的關鍵七年，也是古武昌從東吳龍興之地淪為末世陪都的七年。在這里，他留下了行宮遺跡、江防要塞、運河殘址、文壇空白、人才斷層、民怨沸騰、千古罵名，也留下了無盡的歷史反思：權臣弄權、奸佞誤國、人才凋零、民心喪失，再強大的霸業也終將覆滅；而忠誠、正直、仁政、愛民，才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

江風依舊，往事如煙，何定的是非功過，早已融入鄂州的山水之間，留待后人細細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