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患者圍術期腦功能評估與監測專家意見（2025版）

中國老年醫學學會麻醉學分會

通信作者：謝克亮

Email: mzk2011@126.com

隨著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需接受手術的老年患者比例逐年上升。老年患者生理功能減退以及伴發多種慢性疾病，導致機體應對應激的能力下降，易使臟器功能進一步減退，給圍術期管理帶來諸多挑戰［1］。圍術期神經認知障礙（perioperative neurocognitive disorder， PND）主要包括：術前存在的器質性腦病（如缺血性腦血管病、阿爾茨海默病等）、精神心理疾病（如焦慮、抑郁等），以及麻醉后新發的腦部并發癥，包括術后譫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神經認知恢復延遲（delayed neurocognitive recovery， dNCR）、術后神經認知障礙（postoperative neurocognitive disorder, pNCD）、睡眠障礙及腦卒中等，這些問題嚴重影響老年患者術后康復及轉歸，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負擔［2-5］。因此，加強老年患者圍術期腦功能的綜合評估與動態監測，有助于早期識別高風險患者并及時實施精準干預，改善預后，實現老年患者圍術期腦健康的管理目標。

1.老年患者腦結構及功能特點

隨著年齡增長，大腦的結構和功能逐步改變，導致老年患者對麻醉藥與手術等應激反應的敏感性增加，易發生圍術期腦功能障礙。主要變化包括［6-10］：

(1)大腦結構變化：①大腦總體積減小，海馬體萎縮，主要與神經元丟失和神經突觸減少密切相關；②神經傳導速率下降；③血腦屏障（blood-brain barrier， BBB）結構和通透性受損；④腦血流量減少；⑤微血管病變增加等。

（2）神經炎癥改變：老年人群神經元及膠質細胞發生退行性改變，導致腦組織對手術應激與麻醉藥的敏感性增加，易引發神經炎癥反應，加劇腦功能損害。

（3）神經內分泌改變：衰老伴隨神經內分泌系統功能減退，影響神經元和神經膠質細胞的結構和功能，表現為感覺、運動、認知等神經功能減退。

（4）神經遞質水平變化：多巴胺、5-羥色胺、乙酰膽堿等神經遞質水平下降與平衡失調，影響情緒、認知及行為的調控。

2.老年患者圍術期腦功能障礙的危險因素［2-3］

（1）術前危險因素：高齡、低教育水平、術前認知功能水平降低、衰弱狀態、精神類疾病、合并癥（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感染、呼吸系統疾病、代謝性疾病、貧血）以及ASA≥Ⅲ級等。

（2）術中危險因素：高風險手術（心臟手術、大血管手術、顱腦手術、髖部骨折手術）、麻醉深度異常（BIS<40的持續時間>15 min或暴發抑制比>30%）、出血（>1 000 ml或Hb<80 g/L）、低血壓（MAP<65 mmHg累計時間>30 min）、缺氧、麻醉藥使用不當、內環境紊亂等。

（3）術后危險因素：中重度疼痛、低血壓、轉入ICU、并發癥（感染、炎癥反應、內環境紊亂等）、睡眠障礙（術后3 d睡眠效率<70%）等。

3.老年患者圍術期腦功能評估與監測

3.1 基于病史采集的老年患者腦功能評估

術前應重視老年患者神經系統的病史采集，重點了解其近期及既往是否出現缺血性、出血性或創傷性腦損傷以及有無相關后遺癥；同時，需評估患者是否出現運動、認知、記憶、語言交流及情緒等功能障礙，并詢問既往是否有藥物治療及其他治療干預措施；此外，還應關注患者是否存在視覺或聽覺障礙等問題。

3.2 基于量表的老年患者腦功能監測與評估

3.2.1 神經心理學量表評估

通過神經心理學評估量表評估患者記憶力、注意力/執行功能、語言功能等（表1）。

3.2.2 腦功能障礙患者疼痛相關評估

疼痛評估是老年患者圍術期重要監測內容之一，包括普通患者及不同程度認知功能損害患者（表2）。

3.2.3 Ramsay鎮靜評分

精準控制鎮靜水平，嚴禁深鎮靜過度，是圍術期腦功能保護和認知障礙預防的重要環節。深鎮靜（Ramsay鎮靜評分≥3分）與POD、dNCR和pNCD發生率升高密切相關，尤其對于高齡和易感人群。推薦圍術期維持Ramsay鎮靜評分2分（淺鎮靜），即患者安靜但可喚醒，有效平衡鎮靜和認知保護。

3.2.4 格拉斯哥昏迷量表

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lasgow coma scale, GCS）是公認的意識障礙評估標準工具，對疑似或存在意識障礙風險的患者應早期、規范采用此評分，以便及時識別病情變化和指導后續管理。存在意識障礙風險的患者應早期實施GCS評分。

推薦意見1：老年患者圍術期應常規進行神經心理學量表及疼痛評估；術后應采用淺鎮靜方案，維持Ramsay鎮靜評分2分；對存在意識障礙風險的患者，應早期實施GCS評分，以便及時識別、準確診斷和快速干預，提高患者安全性與預后質量。

3.3 基于床旁的便攜式腦功能監測與評估

3.3.1 基于腦灌注的監測

3.3.1.1 顱內壓

顱內壓（intracranial pressure, ICP）監測分為有創性和無創性兩類［11-12］。有創性ICP監測將導管置入腦室、腦池或蛛網膜下腔，顱外傳感器通過導管內的液體或腦脊液進行測壓。腦室外引流連接外部壓力傳感器，是目前測量ICP的“金標準”。無創性ICP監測主要包括經眶超聲測量視神經鞘直徑、經顱多普勒超聲（transcranial doppler， TCD）分析腦血流速度與波形變化、自動瞳孔測量等方法，這些技術快捷、便捷、安全，可間接反映ICP的變化，適用于初篩和動態評價，是決定是否開展有創監測的重要依據，但結果易受操作和個體差異影響，準確性有限。

3.3.1.2 壓力反應性指數

壓力反應性指數（pressure reactivity index, PRx）是動脈血壓與ICP的相關系數，是腦血管壓力反應性的量化指標［13］。PRx監測主要用于評估腦血管的自動調節功能，當腦血管反應性正常時，ABP升高會引發腦動脈收縮，腦血容量減少，ICP變化不大，此時PRx為負值；如反應性受損，ABP升高導致腦血容量和ICP同時升高，PRx為正值。因此，PRx為負值表示自動調節功能良好，正值則表示反應性損傷。本參數已成為判斷顱腦損傷患者腦血管自動調節能力和預后的重要生理指標，是危重神經監護精準化管理的關鍵監測參數［14］。

3.3.1.3 TCD監測

TCD是基于超聲波多普勒效應的無創性檢查方法，可測腦血流速度，血管栓塞及血管痙攣等，廣泛用于神經外科、心臟及大血管手術的圍術期管理［15］。心臟手術中，TCD監測可識別急性腦缺血、栓塞及腦灌注導管位置。頸動脈內膜剝脫術（carotid endarterectomy， CEA）中，TCD能監測腦血流速度下降和術后高灌注綜合征［16］。大腦中動脈腦血流速度下降50%對腦缺血診斷具有高度敏感性和特異性。心臟冠狀動脈旁路手術患者麻醉誘導和心肺轉流期間，TCD測得的大腦中動脈平均血流速度是預測術后dNCR和pNCD風險的良好指標［17］。

推薦意見2：對重癥創傷性腦損傷（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患者或術后需留置腦室引流患者，建議采用有創ICP監測；對于術前合并顱內感染或有凝血功能障礙的患者，則建議采用無創性ICP監測。此外，PRx指標可輔助評估重癥TBI患者腦血管自調節和預后風險。對于術中栓塞風險較高的患者，建議在圍術期常規進行TCD監測。

3.3.2 基于腦氧代謝的監測

3.3.2.1 頸靜脈球部血氧飽和度

頸靜脈球部血氧飽和度（jugular venous oxygen saturation, SjvO2）是臨床最早使用的侵入性腦氧監測技術，需經頸內靜脈逆行插管至頸靜脈球部［18］。SjvO2是評價全腦血流量與代謝的間接指標，反映全腦的氧供需動態平衡，正常值為55％～75％。SjvO2<55%，提示腦氧供需失衡、CBF增加等因素也可導致SjvO2升高。目前，SjvO2主要用于神經重癥、心臟、神經外科手術患者的腦氧監測，并指導腦灌注壓維持和過度通氣治療。對于TBI患者，SjvO2監測可早期發現CBF變化，SjvO2＜50%提示預后不良。在深低溫停循環的胸腹部大血管手術中，SjvO2監測可以反映腦氧代謝情況［19］。心肺轉流中SjvO2降低與術后早期認知功能減退相關，而心搏驟停心肺復蘇時SjvO2升高則提示預后不良［20］。

3.3.2.2 局部腦氧飽和度

作為一種實時、連續、無創的腦氧監測技術，局部腦氧飽和度（regional cerebral oxygen saturation, rSO2）臨床應用日益廣泛。它反映局部腦組織的血流和/或代謝，與反映全腦氧供需情況的SjvO2降不同［21］。rSO2監測最初用于預防心血管手術中的腦灌注不足，如今已擴展至腦缺血高風險患者，如沙灘椅體位手術、頸動脈手術、腦卒中溶栓、ICU及心肺復蘇等。術中rSO2降低與術后并發癥增加有關，基于rSO2的目標導向圍術期管理可減少中樞系統并發癥。對于接受視頻輔助單肺葉切除術的老年患者，應用環泊酚較丙泊酚在維持血流動力學穩定、優化腦氧合和降低術后意識模糊評估量表（confusion assessment method, CAM）-S評分方面優勢顯著［22］。心肺復蘇中，rSO2改善預示著更好的結局。目前，rSO2監測尚無統一標準，多數觀點認為rSO2降低超基礎值20%或絕對值＜60%時應啟動干預措施。

3.3.2.3 腦組織氧分壓

腦組織氧分壓（partial pressure of brain tissue oxygen, PbtO2）監測可反映局部腦組織在細胞水平的氧合及血流灌注情況，為臨床早期發現腦缺血、缺氧提供直接證據［23］，體現了腦氧供需的動態平衡。理論上，PbtO2降低提示缺氧或腦氧代謝增加，而PbtO2升高則可能表示腦血流量（cerebral blood flow， CBF）與腦氧代謝失衡或自動氧調節機制障礙。目前，PbtO2的正常值及缺血閾值尚無統一標準，但多數研究認為其正常范圍在15～40 mmHg。當PbtO2＜15 mmHg提示存在腦缺血、缺氧，需要啟動干預措施，而持續的PbtO2降低預示著不良結局的風險增加。對于蛛網膜下腔出血患者，較低的PbtO2可能預示術后血管痙攣及預后不良［24-25］。需要注意的是，PbtO2監測結果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探頭植入位置、動脈氧分壓、紅細胞含量、腦溫以及是否存在癲癇狀態等。因此，在解讀PbtO2監測數據時，必須綜合考慮患者的整體病情。

推薦意見3：對于心外科手術（特別是在心肺轉流期間）、CEA、神經外科手術以及其他存在顯著腦灌注風險的手術患者，推薦使用rSO2監測；在無法實施rSO2監測的情況下，如神經外科手術或嚴重TBI患者，可以考慮采用SjvO2監測；嚴重TBI或腦缺血患者術后的神經重癥治療，建議考慮進行PbtO2監測（表3）。

3.3.3 基于腦電的監測

3.3.3.1 腦電圖

腦電圖（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因其無創性和安全性，成為臨床上常用的腦功能監測技術［26］。靜息狀態下，EEG的連續改變與病理性衰老相關，表現為α波和β波功率降低，δ波和θ波功率增加。在麻醉狀態下，通過分析EEG波形和頻率變化，可以評估患者的麻醉深度。對于存在多種合并癥或術前存在認知功能損傷的老年患者，α波功率降低，更容易出現暴發抑制；腦缺血時，EEG波形會發生特征性變化，如α波和β波減少、δ波增加［27-28］。術中EEG的突然改變，如功率向較低頻率范圍轉移、幅度進行性降低或出現暴發抑制甚至等電位腦電圖，可能提示腦缺血的發生。EEG波形與患者的認知功能密切相關，某些特征性變化（如暴發抑制、彌散性減慢、快速活動喪失）可能預示術后神經并發癥的發生。目前大部分麻醉深度監測設備對暴發抑制的監測主要采用暴發抑制率（BS/BSR）這一指標，相對比較單一，近幾年臨床對暴發抑制的監測增加了抑制持續時間的分析［29］。與BS/BSR相比，抑制持續時間的實時性更高，對老年患者，特別是衰弱患者POD的發生有很好的預測作用，并且在術中可以更早提示醫師做出相應措施以降低患者POD的發生率。老年患者隨年齡增長,前額EEG功率顯著減少，低頻段的腦電特征（30 Hz以下）在麻醉過程中的變化可能因總體功率降低而不再顯著，從而影響狀態的判斷。γ波（30～100 Hz）顯示出監測意識的潛力，特別是老年患者，脆弱腦患者監測前景巨大。

3.3.3.2 腦電雙頻指數

腦電雙頻指數（bispectral index, BIS）監測是目前最廣泛使用的麻醉深度監測技術，與鎮靜水平具有良好的相關性［30］。BIS 40～60可防止術中知曉，全身麻醉期間應用BIS監測，還能縮短患者拔管、恢復定向力及離開恢復室的時間。此外，BIS監測可降低POD和dNCR的風險，并可用于評估腦損傷患者的意識水平和預后，與GCS等其他評估方法聯用可提高預測準確性［31］。已有研究［32］證實，術中等效劑量環泊酚較丙泊酚維持BIS 40～60的時間比例更高，麻醉深度更理想。

3.3.3.3 其他基于EEG的衍生技術

除了BIS，其他基于EEG信號的麻醉深度監測技術包括Narcotrend指數、熵指數、腦功能狀態指數、麻醉深度指數（qCON）、麻醉意識指數（Ai），這些技術均利用EEG信號評估鎮靜和全麻狀態下的意識水平［33］。

推薦意見4：推薦在老年患者圍術期使用基于EEG的監測技術，以實現適宜的麻醉深度管理。

3.3.4 基于誘發電位的監測

3.3.4.1 體感誘發電位

體感誘發電位（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 SEPs）是通過刺激感覺器官、感覺神經或感覺傳導，在中樞神經系統引導出的電位，反映特異性軀體感覺傳入通路、腦干網狀結構及大腦皮層的機能狀態［34］。SEPs是脊柱手術中常用的神經生理監測技術，其電位變化與神經損傷具有較高的特異性。監測過程中，若出現振幅波動幅度>50%和/或潛伏期變化幅度>10%，需警惕神經損傷的可能。

3.3.4.2 腦干聽覺誘發電位

腦干聽覺誘發電位（brainstem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 BAEP）是通過聲刺激從顱頂頭皮記錄的電位，主要用于評估聽覺傳導通路功能，包括聽神經、耳蝸、吻側腦干、下丘和聽覺皮層［35］。它對判斷聽神經、耳蝸或腦干損傷以及昏迷狀態具有重要價值，還可輔助診斷涉及腦干的顱腦疾病（如聽神經瘤、腦干腫瘤等）。BAEP的判斷依據是潛伏期和振幅，術中若出現振幅降低>50%和/或潛伏期增加>1 ms，提示聽神經損傷風險。對于顱后窩手術，BAEP對避免聽覺系統損傷具有重要意義。

3.3.4.3 視覺誘發電位

視覺誘發電位（visual evoked potential, VEP）監測通過閃光刺激視網膜，捕獲頂葉和枕葉電極記錄的電位，主要用于術前評估視覺系統損傷患者［36］。目前，VEP術中變化與術后視覺功能預后關系尚無一致結論。

3.3.4.4 運動誘發電位

運動誘發電位（motor evoked potential, MEP）通過刺激大腦運動皮層，記錄錐體束或骨骼肌的電活動，用于評估運動傳導通路功能。它能直接反映錐體束功能狀態，在檢測腦干腹側病變、斜坡病變和脊髓病變等方面具有重要價值［37］。與基線相比，若出現降低幅度>50%和/或潛伏期增加幅度>10%，需引起關注。MEP還可用于判斷腦卒中取栓術后的預后，其波幅變化能反映組織灌注恢復后運動傳導通路的功能狀態，恢復灌注后患肢的MEP波幅增加越多，術后肢體偏癱改善的可能性越大。

推薦意見5：建議根據具體手術類型選擇相應的誘發電位監測技術。麻醉科醫師需熟悉疾病和手術操作，同時了解麻醉藥物和技術對誘發電位的影響，以確保麻醉質量并減少對監測數據采集的干擾。

3.4 基于神經影像技術的腦功能監測與評估

神經影像技術可非侵入性地觀察和分析腦的結構、功能和活動，對腦功能評估監測具有重要意義。

3.4.1 計算機斷層掃描

計算機斷層掃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側重評估腦組織結構和解剖關系，間接反映與腦功能相關的病理改變。它對腦出血和腦梗死的診斷具有高敏感性和特異性，能顯示腦出血的高密度影和腦梗死的低密度影［38］。CT血管成像（CT angiography, CTA）可清晰顯示顱內血管病變，如狹窄、閉塞等，這些血管病變與腦功能障礙密切相關。CT灌注成像（CT perfusion imaging, CTPI）通過動態掃描獲取腦血流量、腦血容量等參數，反映腦組織灌注狀態，對評估腦缺血、腦梗死等引起的腦功能障礙具有重要意義。術前CT檢查還可預測術后腦功能障礙，如腦室擴大和白質體積減小與術后神經功能障礙有關。

3.4.2 磁共振成像

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利用水分子與磁場的相互作用，生成組織的高分辨率影像。在缺血性腦梗死發病6 h內，MRI能檢測到細胞水腫引起的高信號改變，比CT更早發現并定位梗死灶。MRI可評估腦功能狀態，磁敏感加權成像能檢測微小出血灶和靜脈血管結構。通過測量腦皮質厚度、CBF、全腦萎縮程度等指標，MRI可預測術后腦功能，海馬或丘腦體積減小、白質高信號等與發生POD、dNCR和pNCD風險增加有關［39］。

3.4.3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通過腦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技術發現，pNCD患者的大腦默認模式網絡靜息態功能連接發生改變，其活動和連通性可能是診斷dNCR和pNCD的重要指標和潛在干預靶點。dNCR和pNCD患者工作記憶相關腦區的中心性和局部連通性顯著變化。對于發生POD的患者，fMRI靜息態網絡呈現低效和崩解狀態，與POD持續時間相關。

3.4.4 正電子發射斷層顯像

臨床常用的18F-FDG-正電子發射斷層顯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可反映體內葡萄糖代謝［40］。與其他功能影像技術相比，PET的優勢在于能特異性標記與神經遞質代謝相關的物質或與腦內功能蛋白結合的物質。PET具有高敏感性和特異性，能夠發現MRI難以檢測的微細病灶。癡呆癥患者PET顯示特定腦區葡萄糖代謝減低，18F-FDG-PET發現POD患者多個皮層及皮層下區域糖代謝率降低，且降低程度與POD嚴重程度及量表評估結果相關。PiB-PET檢查發現，Aβ可能參與POD的病理過程。

推薦意見6：腦結構和功能成像技術能夠發現腦代謝、腦血流動力學及神經網絡的紊亂，這些可作為圍術期腦功能障礙的診斷、預防和治療靶點。但對設備要求高且部分檢查需患者配合，目前難以常規開展。建議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積極對特殊患者進行此類檢查。

3.5 基于生物標志物的腦功能監測與評估

生物標志物能夠客觀反映機體生理或病理過程的變化。理想的腦功能生物標志物須具備中樞神經系統特異性，便于在血液中檢測且敏感性高，能隨腦功能損傷程度變化，并在神經保護措施實施后改善，同時對短期和長期預后有良好預測作用。血液和腦脊液因成分易獲取且可準確測量，成為腦功能評估的關鍵生物標志物來源，對評估老年患者腦功能狀態及預測圍術期腦功能障礙風險意義重大［41-42］。

3.5.1 炎性標志物

手術創傷引發的全身炎癥反應是圍術期腦功能障礙的關鍵因素。常見的炎性標志物包括：C-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 IL）-6、IL-8、IL-10及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薈萃分析結果顯示，與POD相關的術前炎性標志物僅有IL-6，術前其他炎性標志物與POD的關系尚不明確。而pNCD方面，目前尚無明確能夠預測其發生的術前炎性標志物。

3.5.2 S100鈣結合蛋白β

S100鈣結合蛋白β（S100 calcium-binding protein β, S100β）是中樞神經系統星形膠質細胞合成的酸性鈣結合蛋白。血清或腦脊液中S100β濃度升高是中樞神經系統功能障礙的重要標志。顱腦外傷后S100β濃度迅速升高，其峰值與預后密切相關；腦卒中患者S100β濃度與病灶大小及神經功能缺損程度相關；心肺轉流心臟手術期間及術后早期S100β濃度顯著升高，其峰值與腦功能障礙的發生率及嚴重程度密切相關。非心肺轉流心臟手術可降低S100β濃度，進而減少術后腦功能障礙風險。

3.5.3 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

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neuron specific enolase, NSE）,是主要存在于神經元和神經內分泌細胞中的烯醇化酶。NSE 是腦損傷的敏感標志物，顱腦外傷、腦卒中患者NSE血清濃度顯著升高，與損傷程度及預后密切相關。重型顱腦損傷患者中，NSE濃度變化可作為判斷預后的獨立因素。神經退行性疾病患者血液和腦脊液中NSE水平也不同程度升高。在圍術期，血清NSE水平可預測心臟或大血管手術患者不良神經功能結局。

推薦意見7：術前炎性標志物IL-6對預測POD具有一定價值，血清S100β、NSE濃度變化與腦損傷程度和預后密切相關。

4.老年患者圍術期常見腦功能障礙的評估

圍術期腦功能監測隨技術進步日益受臨床醫師重視，但不同監測手段各有優缺點，建議多模式監測以提高敏感性和特異性。高齡及高危手術患者術后意識恢復差，需警惕腦損傷，EEG、CT、眼底檢查、fMRI等有助于判斷腦損傷。

4.1 dNCR和pNCD監測

dNCR（術后30 d內）和pNCD（術后30 d至1年）是老年患者術后常見中樞神經系統并發癥，診斷標準尚未統一。主要依靠神經心理學測試，如MoCA和T-MoCA量表。診斷標準當無對照人群時，術后輕度dNCR或pNCD定義為與術前基線比，術后測試結果下降1～2個標準差；重度dNCR或pNCD則定義為測試結果下降超過2個標準差。但該方法無法避免被評估者的學習效應。為避免學習效應，當同時具備基線數據和對照組時，Z評分計算方法被廣泛采用。對于每項測試，用術前與術后測試分數的差值減去平均練習效應值，再除以對照組的標準差得到Z評分。將個體患者所有測試的Z評分求和，再除以對照組Z評分總和的標準差，即得到復合Z評分。當單項測試中兩個Z評分或復合Z評分≤-1.96時，則可以診斷dNCR或pNCD。基線評估通常在入院時或術前1 d進行。術后認知功能下降時，建議縱向隨訪至少3個月。此外，磁共振彌散張量成像、磁共振波譜成像和18F-FDG PET/CT等神經影像學技術，以及NSE、tau蛋白和MMP-9等生物標志物、θ波或δ波慢化等EEG標志物可輔助診斷dNCR或pNCD。

4.2 POD評估

POD是術后1周內出現的急性、暫時性腦功能異常，表現為注意力不集中、意識水平變化和認知功能急性改變。常用譫妄診斷量表包括CAM、CAM-ICU和3D-CAM。推薦圍術期采用多模式監測，如rSO2-EEG聯合監測、腦氧監測技術（SjvO2、PbtO2、fNIRS）、腦灌注監測技術（ICP、TCD）、神經生理監測技術（SEPs）和麻醉深度監測（BIS、Ai、qCON）等。同時，一些生物標志物可能有預測和診斷價值，包括腦源性相關標志物（S100β、tau蛋白、NSE、BDNF）、炎性標志物（IL、TNF、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CRP）、膽堿能相關標志物（乙酰膽堿酯酶、丁酰膽堿酯酶）和激素（皮質醇、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

4.3 圍術期睡眠障礙評估

圍術期睡眠障礙與圍術期神經認知障礙密切相關，也會對患者的術后康復產生不利影響。睡眠障礙與圍術期神經認知障礙密切相關。對于術后每天的睡眠評估，可采用睡眠視覺模擬評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 for sleep， VAS-Sleep）或理查茲-坎貝爾睡眠量表（Richards-Campbell sleep questionnaire， RCSQ）進行評估；對于1個月內的睡眠狀況，可采用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進行評估。

4.4 圍術期腦卒中評估

圍術期腦卒中是老年患者術后嚴重并發癥之一，可導致殘疾甚至死亡。圍術期腦卒中僅約10%發生在手術當日，高峰在術后1～2 d。對于高危老年患者，需警惕術后腦卒中，術后蘇醒延遲、精神狀態改變和（或）局灶性神經功能缺損可能提示腦卒中。術后麻醉藥的殘余作用和患者自身病理改變可能掩蓋腦卒中癥狀，導致診斷延遲。目前缺乏簡單快捷的圍術期腦卒中篩查工具，推薦術后腦卒中評估方法包括改良的NIHSS、FAST、Cincinnati和急診腦卒中識別評分。顱腦CT和MRI是診斷腦卒中的常見影像學檢查。CT是掃描腦出血的首選方法，可以清楚地顯示出血部位、出血量大小、血腫形態、是否破入腦室以及血腫周圍有無低密度水腫帶和占位效應等。MRI是術后腦梗死診斷的首選方法，其彌散加權成像可在癥狀出現數分鐘內發現缺血病灶并確定病灶的大小及部位，對早期發現小的梗死灶更加敏感。

4.5 圍術期焦慮和抑郁評估

老年患者圍術期易出現焦慮、抑郁與軀體化癥狀。術后焦慮和抑郁評估主要通過臨床訪談、心理測試量表和生理指標監測。建議使用“90秒4問題詢問法”快速初步篩查術后焦慮，廣泛性焦慮篩查量表、焦慮自評量表、狀態—特質焦慮問卷、HADS等量表適合快速評估焦慮，HAMA等他評量表也可使用。量表評估中度以上建議請精神科醫師進一步診斷。術后抑郁可采用PHQ-2或“90秒4問題詢問法”初步篩查，陽性結果需進一步臨床評估。有自傷/自殺觀念或行為者需進一步抑郁評估與疾病診斷。炎性標志物（CRP、IL-6）、神經遞質標志物（5-羥色胺、去甲腎上腺素、多巴胺）和腦源性相關標志物（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可能與術后抑郁相關，診斷準確性有待研究。多模態神經成像技術（EEG、MRI、fMRI、fNIRS）有望成為評估術后焦慮和抑郁的重要手段。

小 結

老年患者圍術期腦功能監測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隨著監測技術的進步，老年患者圍術期腦功能監測將為提高老年患者的術后腦康復提供有力保障（圖1）。未來的研究和實踐應進一步優化監測方法，探索新的生物標志物和監測指標，為老年患者圍術期腦健康的管理提供更科學、更精準的依據。

《老年患者圍術期腦功能評估與監測專家意見（2025版）》專家組成員名單

負責人

王國林（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麻醉科、重癥醫學科）

楊建軍（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麻醉與圍手術期及疼痛醫學部、江蘇省人民醫院麻醉科）

執筆人

謝克亮（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麻醉科、重癥醫學科）

鄧 斌（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麻醉科）

紀木火（南京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麻醉科）

成 員

韓如泉（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麻醉科）

倉 靜（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麻醉科）

嵇富海（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麻醉科）

張加強（河南省人民醫院麻醉科）

羅 艷（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麻醉科）

戴茹萍（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麻醉科）

曹江北（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醫學中心麻醉科）

李 娟（安徽省立醫院麻醉科）

羅佛全（浙江省人民醫院麻醉科）

李佩盈（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麻醉科）

李依澤（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麻醉科）

王東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麻醉科）

參考文獻略。

DOI:10.12089/jca.2026.05.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