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22.8%的農村學生明確表示，‘想依賴AI思考，不想自己思考’，這一比例較城市學生（17.7%）高出5.1個百分點。”在接受南風窗采訪時，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戰略研究基地（北京）主任、北京師范大學智慧學習研究院院長黃榮懷特意將這組數據找了出來。

這是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2025年做的一項調查。調查顯示，城鄉學生接觸AI的總體比例差距并不明顯，但農村中小學生用AI輔助完成作業,甚至代寫作業的比例更高，用于創新與創作的比例卻相對較低。

黃榮懷的擔憂正是源于此。“AI正在悄然改變農村學生的部分學習習慣，尤其體現在獲取答案、完成作業、獲得反饋和解決即時困難等環節。”他表示，這意味著，中小學生使用AI時，AI首先介入的，往往是學習任務的完成過程。

這直接指向了農村中小學生AI正向使用能力不足的現狀。如今，技術門檻越來越低，孩子們只需要一部手機，就能接觸人工智能。不少人反而開始擔心，AI會讓這些年齡尚小、判斷力不足的孩子“變笨”“失去思考能力”。由此，如何準確認識和使用AI，變得更為重要。

圖源：圖蟲·創意

2026年4月，教育部等五部門聯合印發《“人工智能+教育”行動計劃》明確指出，在基礎教育階段，要開齊、開足、開好人工智能相關課程，且提出“支持農村、邊遠地區學校利用國家平臺開好AI課程”，并將人工智能素養納入教師資格考試內容。

依據政策計劃，到2030年，我國要基本形成人工智能與教育深度融合的新格局，推動智能技術與教育全要素融合、全過程貫通、全場景覆蓋。

如何確保AI教育應用不僅服務城市，更要覆蓋農村和偏遠地區，實現科技普惠，以數字化手段促進城鄉教育公平，彌合城鄉教育鴻溝，將成為教育層面的重大政策導向。

兩種課堂

談論AI進校園，首先要厘清兩個概念。

一個是用人工智能賦能教學，讓AI幫老師和學生教得更好、學得更好；另一個是人工智能普及教育，把AI本身當作一門課來教，讓孩子理解人工智能是怎么回事。華南師范大學教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長穆肅向南風窗表示，這其實是兩條完全不同的路徑。

穆肅長期帶領團隊在鄉村學校做田野調研，曾在廣東封開、茂名等地的村小開設AI課程。在她看來，用AI賦能教學這條路，已經滲透得相當廣。哪怕是西部那些山區學校，老師們也會用AI備課、生成教學資源，或者快速獲得一些教學方案設計，“而且用得挺好”。

2025年9月10日，鹽川學校的學生在再生電腦教室里體驗AI課/新華社記者 陳斌 攝

而一旦深入課堂內部，城鄉的差異就開始浮現。鄉村學校的AI設備，通常是“一塊大屏一體機”。她說，部分企業為學校開發了虛擬數字人，老師們可以通過一體機調用數字人和學生聊一聊故事，或者做做簡單的對話互動。

但要想讓技術真正融入并重構教學流程，“路還很長很遠”。除去設施設備的局限，“老師的教學觀念、方法及教學活動設計還需要改進”。穆肅說，這就導致課堂上的AI應用很難深入。

黃榮懷注意到，一些AI產品本身就“水土不服”。“當前很多人工智能教育產品，是基于城市學生的認知背景和生活經驗來訓練的。”他表示，城市孩子在使用這些產品時，問題常常是答案過于標準化，可能扼殺批判性思維。

而鄉村孩子遇到的則是另一重門檻。比如，虛擬情境里的超市、圖書館、博物館，城市孩子覺得親切，但對鄉村孩子而言是陌生的。

在應用深度上，城鄉之間的鴻溝同樣明顯。在黃榮懷看來，AI進入課堂，最先滲透的往往是“教師負擔最重、重復性最強、結果反饋最快”的環節，如做課件、批改作業、生成課堂反饋等。

東部發達地區的學校已經不滿足于此，開始聚焦學生高階能力培養、教師AI素養提升等深層議題。而偏遠地區還在應對更基礎的挑戰，比如硬件老化、網絡不穩、教師技術素養參差不齊。

2025年10月15日，在北京市海淀區第四實驗小學《歡樂的游樂園》主題美術公開課上，老師展示利用AI技術生成的學生漫畫形象/新華社記者 馬寧 攝

“城市暴露的問題，大多是‘方向選擇的迷思’，是怎么把好技術用到正道上的煩惱；而鄉村的問題，是‘起點接入的掙扎’，是為跨越基本使用門檻而進行的艱難補課。”他如此描述這兩種困境。

城市里，“高端設備常被用于低階刷題和自動批改，個性化教學的潛能被閑置”。他認為，這反映出應試導向對技術的規訓。鄉村則演變為資源浪費。部分設備送進學校后，面臨“既缺維護的人，更缺會用的老師”的窘境，最終落灰，淪為擺設。

這種差異也延伸到了家庭。在城市，AI平臺讓家長能夠實時獲取孩子的學情數據，透明化有時演變為“全景監控”，“加劇了家長的教育焦慮，也導致親子關系的緊張”。

而在大量留守兒童家庭中，情況完全不同。“老人看不懂學情數據，AI又被當成‘電子保姆’，家校本該協同的地方，反而出現了責任真空。”黃榮懷說。

思考被“外包”

技術門檻低，是生成式AI帶來的最大變化。

無論身處城市還是鄉村，只要能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要求，人工智能便能按需提供信息和資源。華東師范大學教育信息技術學系主任、教授顧小清向南風窗表示，這讓許多沒有高投入、技術素養的學校，也能擁抱生成式AI。

對農村中小學來說，這意味著一種新的公平機會。但“低門檻”是把雙刃劍。

顧小清曾聽已畢業走上教育崗位的學生反映，現在很多孩子對AI的理解依然停留在淺層。“他們說到人工智能，可能就是游戲或者娛樂，不會把它和教育、學習關聯起來。”

這導致了普遍的誤用。一些學生直接用AI找答案、代寫作業。時間一長，學生就會習慣性地直接獲得答案，不再經過自己的認知加工，形成所謂的“認知外包”，即把本該自己完成的思考過程，外包給了AI。

在課堂上使用虛擬現實控制器，創新人工智能教育學習/圖源：圖蟲·創意

顧小清認為，認知外包會不會發生，取決于老師能否正確引導，以及作業設計“是不是能夠輕易被AI外包”。這涉及個人的人工智能素養。現實中，鄉村學校在這兩點上都處于弱勢。

認知外包的風險還不止于此。黃榮懷表示，中小學生判斷力尚不成熟，“如果缺乏教師引導，可能會被動接受錯誤知識，甚至混淆事實、觀點與虛構內容，從而影響其批判性思維的養成”。

他還援引喬姆斯基關于語言創造性的論述，指出語言不只是交流工具，更是思維生成和創造性表達的重要基礎。如此一來，若學生過度依賴AI生成答案，他們語言組織、獨立構思和深度表達的機會就可能減少，進而削弱閱讀理解、邏輯表達、思維等能力。

如何讓AI真正服務于學習？顧小清認為：“首先要設計出讓學生感到有挑戰性的教學，就像寫一個‘游戲腳本’，讓學生在挫折中通過解決問題獲得理解。”她覺得，只有任務本身不能被AI輕易“外包”，思考才會發生。

圖源：圖蟲·創意

她表示，在這樣的場景中，AI的角色應該作為老師的助手，幫助追蹤學生的學習狀態，看看學生思考的程度怎么樣，認知的深度怎么樣，有沒有真正投入進去。

同時，在學生遇到障礙時，AI也能作為“認知伙伴”出現。當學生思考的過程卡殼時，給學生助力，調動他本不具備的知識，共同嘗試解決問題。

其次，作為反思的鏡子。學生能依托技術，判斷是否有更好的解決方案、有沒有達到預期，在反思中再學習。

“如果AI在教學中是以這種形態存在，我們就不擔心它會成為抄答案的利器。”顧小清說。

但她表示，這對老師的要求極高。老師需要先能設計出有挑戰性的、不能被輕易外包的學習任務，才有可能讓AI在其中扮演正確的角色。而在鄉村，能做到這一點的老師，寥寥無幾。

新的鴻溝

過去談城鄉教育差距，問題集中在“有沒有”。比如，有沒有好老師，有沒有好設備。不少人曾對AI技術抱有樂觀態度，認為其技術門檻低、資源可以共享，農村學生同樣能享受到名師課程和智能輔導，差距理應縮小。

縮小的可能性確實存在。“AI具備突破時空限制、推動優質教育資源下沉與共享的潛力。”黃榮懷表示，通過國家智慧教育平臺，優質數字資源得以輸送到邊遠地區。鄉村學校開不齊的課、上不好的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彌補。

但“AI并不會自動填平教育差距”。黃榮懷認為，其反而可能將原有的不平等，進行數字化“轉碼”，催生出“會用”與“不會用”的新鴻溝。

2025年10月13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中學學生在科技節開幕式上操控智能機器狗/新華社記者 王菲 攝

有效的應用才是關鍵。若教師不會用、家長不會引導、學校缺乏配套的支持，“資源薄弱地區的師生反而會掉隊，導致更明顯的‘馬太效應’”。

他將這種新的分化稱為“形態的遷移”，暗藏著三層鴻溝：

第一層是“接入鴻溝”。他說，數字設備接入后，差異在于用它來做什么。“好學校把人工智能當作個性化學習的倍增器，而薄弱校可能只拿它做低階刷題，甚至讓設備落灰。”

第二層是“思維鴻溝”。一些家庭將人工智能當成“普通”工具，堅守深度閱讀和真實體驗的教育價值。但在焦慮和營銷驅動下，也存在部分家庭會加大智能產品的用量，認為“用更多智能產品”等同于更先進的教育。他表示：“這道隱形鴻溝，早早劃定了孩子究竟是‘駕馭技術’，還是‘被技術規訓’的原始分野。”

第三層是“權責鴻溝”。其牽涉到學生數據權利和隱私保護等更為隱蔽的問題。

烏魯木齊市第76小學學生在科技節活動中體驗手勢控制AI仿生機器狗/新華社記者郝昭攝

顧小清同樣認為，AI可能帶來新的分化，會讓“會用AI的人”和“不會用AI的人”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從原來將傳統城鄉差距中“起點、資源的不公”，變成“能力和發展的不公”。

面對AI帶來的沖擊，2026年4月，美國和加拿大120家機構、142位專家聯署呼吁，暫停在學前至12年級學校中使用面向學生的生成式AI產品五年。黃榮懷認為，這個呼吁提醒我們，“面對發育未成熟的未成年人，AI教育應用必須堅持審慎、可控和以兒童發展為本的原則”。

要想防止鴻溝固化，“不能只送設備”。更在于“配套教師培訓，讓AI真正用于促進高階思維，而不是刷題和落灰”。

當國家政策推出時，風險防范機制也不能少。黃榮懷認為，當前政策最需要補強的，是AI教育產品的準入管理機制。更根本的技術層面的努力，是推動研發專門面向教育場景的大模型。“從技術源頭減少錯誤、偏見或不適宜內容的產生，才能構建安全、合規、合乎倫理的數字教學環境。”

這是一名學生在學校的室內“AI運動小站”進行課間活動（4月11日攝）/新華社記者 陳斌 攝

而要想讓孩子真正學會與AI共處，最終要培養的是一種判斷力：“要讓學生知道，何時該用AI，何時該放下它。”

在算法的浪潮中，還需守住教育中那些不可被替代的本質。黃榮懷認為，教育遠不止知識傳遞。它還包含價值觀塑造、情感聯結、意志力培養。同時，AI無法理解人類復雜的情感世界，無法替代教師的言傳身教、人格影響以及真實互動，“這些‘人的溫度’是教育無法被算法化的核心”。

“說到底，人工智能時代的教育公平，核心不在于用沒用上人工智能，而在于我們的孩子最終是成為技術的主人還是奴隸。”黃榮懷表示，“守住這個育人的本質，鴻溝才不會固化。”

本文首發于《南風窗》雜志2026年第11期

作者 |黃澤敏

編輯 | 阿樹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