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沒有發現,逢年過節回老家,村子里的年輕人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消失;可一旦打開手機,杭州、長沙、合肥、貴陽這些城市的街頭巷尾,卻擠滿了朝氣蓬勃的面孔,新商場拔地而起,企業園區日夜不息。
這絕非錯覺,而是一場正在深刻重塑你我生活軌跡的“人口大遷徙”。
過去的規律是削尖腦袋往北上廣深擠,但如今,潮水的方向徹底變了,無數人開始向這四座“踩中風口”的二線城市扎堆。
合肥靠著新質產業逆天改命,一年新增十幾萬外來人口;杭州憑借數字經濟的無敵生態,穩坐流量王座;長沙用極具性價比的房價和濃郁的煙火氣,讓普通人不僅能生存還能生活;貴陽則乘著算力網絡的東風,將區域存在感刷到了極致。
水往低處流,人往有希望的地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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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幾年,關于人口流動的爭論一直沒斷過,之前網上就有一個核心觀點深刻剖析了城市化進程的痛點。
中國城市化的上半場,主要特征就是靠城市擴張。過去二十年時間里,很多城市的面積都翻了一倍還多,發展大量靠投資、靠基建、靠房地產。
和現在流行的“投資于人”相對,上半場城市化有很明顯的“投資于物”的特征,人的城市化做得非常不夠。
一直到今天,中國的城市化率大概達到68%左右,表面看起來比以前提高了很多,但放到國際比較視野里,比和中國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其他國家要偏低。
還有一個明顯特征是戶籍城市化率和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差別。中國城市化伴隨大量農村向城市、跨地區的移民,很多移民進入城市后,不擁有當地城鎮戶籍,這個群體現在大概占到城市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一,有些大城市甚至能達到40%。
這就導致城市里有相當多的人群,在公共服務享用上和本地城鎮戶籍人口有差別。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外來人口的子女入公辦學校還面臨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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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普遍實施的是積分入學制度,只有父母在當地工作時間足夠長、繳納社保年限足夠長,才能通過積分讓孩子上公辦學校。達不到門檻要求的,孩子就不能在父母工作的地方入學,反過來導致中國存在大量留守兒童,長期和父母不生活在一起。
現在城市化已經進入新的階段,國家提出要“投資于人”,這個方向是和城市化下半場結合在一起的。
城市發展要更多注重質量,注重外來常住人口的市民化,讓在城市里工作的年輕父母能和本地城鎮戶籍人口一樣平等享受公共服務,讓他們的孩子能跟父母團聚,在父母工作的地方上學。這一方面能促進家庭團聚、社會和諧,另一方面也能讓這些孩子獲得更高質量的教育。
中國正在打造人力資源大國,這個做法有利于發展教育、積累人力資本,為下一階段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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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時間線拉長來看,當“投資于物”向“投資于人”轉變,人口大遷徙已成定局,這也是為何明后年越來越多的人必然加速流入合肥、杭州等極具產業吸引力的節點城市。
當前中國城市已經出現了非常明顯的分化。
有些地方人口持續增長,或者有持續增長的潛力,通常是經濟比較發達的大城市及周邊。還有40%的地級市已經出現了人口負增長,這些地方的土地財政肯定沒有希望。
人口流出地未來可以結合本地條件發展特色產業,比如有些地方發展農產品、旅游,還有些中西部地區發展光伏產業也做得不錯,但這些經濟的總量不會太大,發展還是離不開來自上級甚至中央的幫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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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人口流入地區就是另外的情況了,人口持續增長的地方,房地產發展還是有空間的。尤其是人口流入非常多的地方,傳統的基于土地出讓收入的財政來源未必就完全沒有了,還是要分化看待。
中長期來看,房地產市場最核心的決定因素是住房的需求和供給。需求端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就是人口,供給端和地方建設用地總量、建設用地里住房、工業園、寫字樓的分配比例有關。
人口持續流入的地方,尤其是長三角、珠三角的核心地區,長期來看人口還是會有所增長,不用太擔心需求問題。
人口流失的地方就不一樣了,未來很可能要走緊縮式、減量發展的路,甚至有些閑置的房子、基礎設施、工業園都有可能要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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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人口流入地,隨著人口增長,住房供應要跟上,要有更多的土地用來建房子。國家也提出建設用地的供應跟吸納外來人口市民化的數量掛鉤,通俗點說就是人口增長得越多,給到的建設用地就越多,同時用地結構也要做調整。
現在中國有兩個突出現象:第一是大量土地被用作工業用地,利用率很低,很多廠房密度很低,占了大量的地;第二是寫字樓也出現了大量閑置。未來要把閑置的工業園轉向住宅,低效利用的工業園要提高利用率、降低密度。
針對閑置寫字樓,國家已經出臺政策,可以改造為住宅,其中一種形式就是轉公租房。
寫字樓已經建好,不需要拆除,只要內部改造就行,雖然很難做到普通住宅的南北通透、房型合理,但用來做租賃式的房子是完全沒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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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來看,就是供需變化決定房地產市場的發展,總的趨勢就是分化:人口流入地的市場前景還是很好,人口流出地就相對沒有那么樂觀了。
之前外媒信誓旦旦地認為分化會導致全面停滯,但現實狠狠打了他們的臉,目前的真實情況是,長沙、貴陽等能承載龐大流入人口的城市,正憑借極高的生活性價比孕育著驚人的增長紅利。
現在戶籍制度對消費、福利的制約,主要集中在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的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中小城市的戶籍障礙已經不大了。
拿昆明舉例,昆明的城市規模不算小,但在昆明有沒有戶籍已經沒那么重要了,除非要上最頂尖的中小學,本地居民比外來人口有一點優勢,外來人口給孩子上學基本是沒有問題的。反而像昆明這類城市還出現了一個現象:哪怕落戶沒有門檻,很多人也不愿意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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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戶籍改革真正難啃的硬骨頭,其實是在特大和超大城市。那為什么不立即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首先是觀念層面還沒有想通,很多人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擺脫要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思維慣勢。第二是客觀上也沒做好準備。
之前有數據顯示,這些大城市外來人口的比重能占到40%。如果戶籍制度改革真的一步到位,就意味著所有留守兒童都可以跟父母在所在的大城市上學,需要新建多少學校?
這還只是講到的初中和小學的需求。現在不少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普通高中,因為連著高考權益,基本上是不向外來人口放開的,只有職業高中相對寬松。
如果未來要給外來人口市民待遇,還要再建多少高中?所以實際上大城市在硬件上也沒有準備好。
未來市民化的進程和戶籍制度改革,仍然是漸進的。作為學者參與過一些政府的政策咨詢,首先希望社會能達成共識:中國未來人會越來越向大城市遷移,外來人口市民化是必須要做的事,不要有思想上的障礙。
有了共識以后,就可以加大投入了。投入來源分幾部分:地方政府出一筆,中央出一筆,因為中央在財政上已經提出,未來公共服務的財政轉移支付要更多跟人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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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原來補貼更多是發到個人老家,未來如果父母已經在大城市工作,補貼就不再發去老家,而是直接給到父母工作的城市,這時候孩子就可以更多跟著父母進城了。
第三,有些公共服務也可以更多讓民營資本進入,政府的財政收入是有限的,如果能讓民營資本也進入一部分,有可能加快公共服務的供給速度。對人口流入的地方,也可以放開借債限制。
雖然整個中國總體上來講,地方政府債務是比較嚴重的問題,但坦率講,人口流入比較多的長三角和珠三角一些大城市,債務并不那么嚴重。人口流入可以帶來未來經濟增長,還債不用太擔心,完全可以現在借債,用這筆錢增加公共服務的投入。
這幾項措施落地之后,大城市公共服務提供能力發展得越快,外來人口市民化的進程就越快。回看這場洶涌的遷徙潮,伴隨著公共服務和戶籍的逐步破壁,這4座踩中風口的城市必將成為吸納人口的最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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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轟轟烈烈的人口大遷徙,絕不是什么難以預測的天災,而是時代洪流下產業與資源的重新洗牌。合肥的硬核科創、杭州的數字生態、長沙的安居樂業、貴陽的算力崛起,它們只是這場大變局中率先領跑的縮影。
對于每一個普通人來說,真正要緊的,已經不再是你今天身處何方,而是明后年,在資源加速集聚的浪潮下,你決定順應趨勢往哪兒走。
選對了一座正在向上生長的城市,就是把自己的命運綁定在了時代上升的電梯里。
未來,這場遷徙還將繼續,而最終的贏家,永遠屬于那些敢于在風口上提前布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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