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段跨越國界的善意長成沙漠里的綠洲，卻沒能躲過某些西方媒體的刻意刁難。

回看這起事件，1985年的毛烏素沙地曾是名副其實的死亡之地，狂風卷著黃沙能一夜封死地窖門。

普通農婦殷玉珍帶著家人跟沙漠死磕，用一門心思種樹的執拗打動了美國老人塞考斯。老人捐出的5000美元，在27年后化作了5萬多棵樹組成的綠色屏障。

這份跨越世紀的善意終于有了看得見的答卷。自詡客觀的西方媒體卻在真實的綠洲前玩起了雙標。

同樣是靠技術改造沙漠，西方夸以色列沙漠滴灌是創造奇跡，對美國在沙漠腹地建起拉斯維加斯贊賞有加。可輪到中國人植樹治沙、守住家園，他們突然就講究起環保，拋出“中國人該不該讓沙漠變綠”的荒誕提問。

到底該怎樣看待防沙治沙與自然環境的真實關系？

關于沙塵與荒漠的博弈，其實遠比某些西方媒體臆想的要復雜客觀得多。

春天是北方沙塵暴高發的季節，很多人對沙塵暴和荒漠化都有不少誤解，其中流傳最廣的一個說法是：中國從東北到新疆植樹造林形成的三北防護林成效顯著，現在的沙塵暴基本都來自荒漠化嚴重的外蒙。這個說法一部分是對的，一部分不全對。

沙塵暴按次別有差別，有時候境外來源多一些，有時候境內來源多一些，兩者都有。沙塵暴是統稱，里面分浮塵、揚沙、沙塵暴、強沙塵暴、黑風暴好多個等級。

每次沙塵暴來襲，不是一股濃度不變的沙塵從蒙古一路吹過來，它會慢慢削弱，就像風一樣。舉個例子，從烏蘭巴托到北京開汽車拉力賽，不可能一箱油直接跑到北京，中途得加油。

沙塵暴的運行邏輯和這個類似，每經過一個地方都有沙塵沉降，也有新的本地沙塵被卷進去，是循環著向前推進的。公眾說的對的部分是，每次沙塵暴的起源地基本都在蒙古高原，核心源區在蒙古國。

但中間的沙塵部分，沿途各地只要地表有沙，都會有一定貢獻。所以哪怕有三北防護林，沙塵暴也不能全都怪外蒙。

當時外媒信誓旦旦地認為中國治沙無效，甚至借這種風沙的必然性來質疑我們該不該治沙。

很多人問，是不是三北防護林做好了就沒沙塵暴了？

答案是三北防護林擋不住沙塵暴。兩個原因一想就明白：第一，沙塵暴多發的3到5月，北方的樹種大概率還沒發芽。

第二，沙塵暴的運行高度在100到3000米的高空，人工的樹木最高也只有30米，即便能擋，也只能擋地面附近30米的沙塵，最多擋住家門口那一點。北京的高樓都擋不住大風，擋不住風自然就會帶著沙過來。

所以不管怎么治理，每年大概率還是會有一兩場沙塵暴。在西北地區生活的人，沒人覺得沙塵暴反常，就跟日出日落、刮風下雨一樣正常。

它是沙漠地區和干旱地區必要的環境條件，是自然過程。公眾要客觀坦然接受沙塵暴，可以躲避、防護，但想要徹底消滅沙塵暴，大概率是做不到的。

面對自然規律，中國治沙人從未妄想去違抗天道，而是在長達幾十年的摸索中，用實際行動回應了西方媒體所謂的環保疑問。1995年博士畢業后，專家就進入治沙領域，算是機緣巧合，當時老師在這一塊做研究，邀請畢業之后也從事相關工作，就這樣加入了治沙大軍。

正好那時候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正在談判和簽約階段，趕上了世界性的治沙潮流。其實荒漠化問題早在更早的時候就引起過全球關注：1977年，聯合國在肯尼亞召開大會，就是為了應對20世紀六七十年代非洲大旱災，那次旱災死了很多人和牲畜。

再往前推還有美國三四十年代的黑風暴事件，直到現在當地每年還會有沙塵天氣。專家剛入行的時候，認知里沙塵暴就是“壞人”，經過這么多年的研究，加上科學家和公眾的認知逐漸提升，現在對沙塵暴的看法客觀多了。

西方媒體在庫布齊沙漠的綠洲前玩雙標，質問中國人應不應該讓沙漠變綠，卻絕口不提我們真正致力于修復的是那些被人類自己破壞的生態瘡疤。

公眾之所以還在努力治沙，是因為有一部分起沙的源區和地表不是天然形成的，屬于人為導致的“人造沙塵”，這部分才是治理的重點。第一個就是北方的耕作農田，自然系統里沒有冬季完全裸露的農田，這是人工開墾出來的。

針對這類農田，現在提出用免耕留茬覆蓋的方法保護土壤，避免表層細土被吹走。免耕就是冬天不翻地，留茬是把作物秸稈留15到20公分高，增加地表摩擦力，覆蓋就是如果割了秸稈，就把秸稈鋪在地表，讓風先吹秸稈而不是直接吹裸露的土壤。

第二個是退化的草場，原來的草場沒有這么多牲畜放牧、打草，是自然狀態。現在放牧過多、過牧或者過度打草，草場退化后會出現一塊塊裸露的區域，這也是人為導致的。

這些人類活動給地球“皮膚”造成的創傷，是公眾要重點治理、“包扎”的部分。至于原本就存在的原始沙漠，比如公眾耳熟能詳的塔克拉瑪干、巴丹吉林、騰格里、烏蘭布和、庫布齊沙漠，本來就天然存在。

這些原始沙漠現在的技術也能治理，但特別耗水，投入產出比太低，不如把水用到效益更高的地方。除非是沙漠周邊開礦、城鎮建設、修路需要防護，其他區域的原始沙漠最好保留下來，重點治理人為導致的人造沙塵，就能減少很多沙塵的供應量。

當時有專家看到二十七號中國方面跟蒙古政府簽合作的備忘錄，就是要支持蒙古治理沙塵。蒙古本身就有戈壁、沙地的天然基準面，現在放牧比較多影響了冬季植被覆蓋，中國團隊會幫他們選適生的樹種，畢竟中蒙都在同一個蒙古高原地理板塊上。

當西方還在為以色列沙漠滴灌唱贊歌時，中國早在黃土地上交出了一份驚艷世界的答卷，徹底扭轉了過去那些陳舊的偏見。這么多年治沙的效果其實很明顯，和幾十年前比變化很大。

專家90年前后到北京的時候，每年春天大家都戴那種類似游泳鏡的防風鏡，還要戴口罩，再往前北京的女生春天都戴紗巾蒙臉，現在紗巾都成裝飾了。實際觀測數據也顯示，沙塵暴的整體強度和頻次一直在降低。

過去十年，沙塵暴的整體趨勢是一直在持續減弱的。還有很多關于沙漠、沙塵暴的認知，和公眾想的不太一樣。

舉個例子，如果沒有沙塵暴，就沒有黃土高原。黃土是風塵堆積物，所有的沙塵都來自沙漠，被風搬運到黃土高原區域堆積下來，才形成了遼闊的黃土高原。

以前研究黃土的學者知道這個關聯，但科學傳播只在小圈子里，后來治沙領域的研究把兩者連通了，大家才慢慢了解。

順著沙塵的來源往上追溯：沙子來自戈壁，戈壁的石子來自山地，從大尺度的衛星影像上看，中國從西北到東南的地理帶特別清晰：山地、戈壁、沙漠、黃土，順序分明，幾千公里的尺度下看非常有規律。

山水林田湖島沙是一個完整的大系統，哪怕再小的生態單元，也有自己的運行邏輯。過去公眾聊起沙塵暴，總覺得它只有害處，沒有任何好處，其實這種認知是有偏差的。

首先，黃土高原就是沙塵暴長期堆積形成的，黃土高原已經有250萬年的堆積歷史，最厚的地方有400多米，這么厚的堆積，說明遠古時期的沙塵強度比現在大得多，現在的沙塵強度根本是小case。

沙塵暴本身就是存在了上百萬年的自然現象，第四紀以來的250多萬年里，雖然沙塵強度有起伏，但科學上已經確定有1200到1500年的干濕旋回周期，屬于波浪式的周期性變化。

人類的歷史就算按100萬年算，連一個完整的沙塵周期都觀測不到，人們現在拿十年、百年的觀測數據去評判沙塵暴，放在地質長尺度里看根本太短了。這些長期且宏大的地理證據足以說明，我們的防沙治沙從來不是盲目改造，而是精準打擊那些真正威脅生存的塵源。

很多人以為沙塵暴的源頭只有沙漠、戈壁、荒漠，實際上農田、草場、城鎮建筑工地、露天礦山都是重要的塵源。沙塵暴是“沙”和“塵”兩部分組成的，吹到北京的其實基本都是塵，像小米那么大的沙粒重量太大，根本吹不過來。

這個結論是2000年前后科研團隊就提出來的，當時時任國務院總理邀請幾位專家做匯報，專門把所有產塵的區域都列了出來。

2000年的時候北京大興土木，建筑工地的揚塵占比非常高，現在北京建設得差不多了，但城鎮化還在推進，還有大量基本農田、草場，周邊的露天礦山也是塵源之一，這些區域的產塵量反而比沙漠戈壁更高。

現在開礦的技術也進步了，挖煤的時候會用霧化水技術，幾乎不會產生粉塵，行業也要求邊開采邊治理，不能留下大面積的裸露地面，技術能幫公眾解決不少人為造成的揚塵問題。

正如外媒總愛拿生態多樣性來挑刺一樣，他們根本不懂中國早期的治沙人是在何種絕境下，才一步步從單純的防沙進化出先進的治理智慧。

專家剛入行的時候，行業提的是“防沙治沙”，核心是“治”和“用”，“防”的工作量很小，當時也沒有明確區分“需要治理的沙化土地”和“應該保留的原生沙漠”，畢竟當時的需求很緊迫。

比如1958年修建的包蘭鐵路，是國內第一條穿越沙漠的鐵路，有6段線路都在騰格里沙漠里，當時最要緊的就是保證鐵路不被流沙掩埋，根本顧不上其他。

當年沙坡頭段的第一代治沙人，發明了現在知名的“草方格”固沙技術，也叫草魔方，用1米乘1米的麥秸稈、稻草方格固定沙面，降低地表風速，阻止沙子流動，后來還發展出黏土方格、石頭方格，都是就地取材。

固沙的體系是分層的，最外層是沙障，往里是更高的枝條籬笆，再往里種灌木、草本、喬木，近些年同事還在沙坡頭研究人工促進生物結皮，用藻類、地衣在沙面形成硬殼，風吹過的時候沙子根本不會動。

當年做治沙工程的時候，部分區域會配套灌溉加速植被生長，但是科研團隊一直堅持一個原則：治沙不能長期依賴灌溉，就像人不能一直靠輸血過日子，植被最終還是要適應當地的降水條件，回到靠自然降水維持的狀態。一輩子灌水，一輩子灌水，全玩完了。

剛參加工作那會，不治沙是普遍共識，大家滿腦子想的都是趕工把項目建起來，該用什么措施就用什么措施。沒人覺得沙漠需要保護，不少人還會問：為什么要保護沙漠？

如今，那些對著中國綠化成果指手畫腳的西方媒體更不愿意承認，我們不僅在治理沙害，還在用最頂層、最系統的方式保護著原生沙漠的生態多樣性。首先是保存原生生態系統。

沙漠作為一種生態系統類型，是地球誕生起就存在的，不能全給治沒了。很多人以為荒漠里啥都沒有只有沙子，其實根本不是這樣。

專家畢業后第一次出差就去了沙坡頭，坐了一晚上火車，醒過來窗外已經是沙漠了。下車一眼望不到邊，剛好趕上太陽升起，紅紅的懸在沙海上，像之前在廣西北海看到的海上日出一樣，特別好看。

七八月份是沙坡頭最好的時節，植物是綠的，沙子是黃的，腳下就是黃河，騰格里沙漠的沙子能直接掉進黃河轉彎處，特別震撼。另一個保護重點是生物多樣性。

干旱地區的植物確實少，但越少越珍貴。比如野駱駝，現在全球數量只有七八百只，還不到大熊貓的一半，就生活在降水50毫米以下的極干旱沙漠地區。

原來野駱駝的天然分布區，從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瑪干沙漠、庫木塔格沙漠，一直到噶順戈壁、蒙古高原，是連片的大范圍活動區，它們會來回遷徙。現在中蒙兩國都建了野駱駝相關的保護區，中國就至少有四個：羅布泊野駱駝保護區、安南壩保護區、陽關保護區等等。

但現在的保護區都是單個分離的，只保護了野駱駝的集中飲水區和活動區，原本連片的棲息地被割開了。公眾完全可以參考大熊貓國家公園的思路，建一個荒漠類的國家公園，把這些分散的保護區連起來。

之前大熊貓的保護區也是分散的，通過國家公園建設連成了完整的片區，這是非常好的頂層設計。保護面積越大，越有利于野駱駝種群健康，也能保障它們世代繁衍生息。

食源充沛了，野駱駝才會生更多小駱駝，只要把它們的水源地和食源地都保護起來，留夠足夠大的面積就行。公眾只看到野駱駝種群縮小，沒看到核心原因是棲息地太小了。

野駱駝每小時能跑六七十公里，活動范圍小了根本施展不開。專家之前還碰見過落單的小駱駝，母駱駝聽見汽車聲音跑了，沒見過人的小駱駝還好奇站在原地，團隊跟它合完影馬上就撤了，不敢多待，怕它找不到媽媽，過不了多久母駱駝肯定會回來找它的。

這也說明，生態保護不能只保護單一物種，必須做系統性保護，這也是人們說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的根本原因。這種既能降伏沙害又能變廢為寶的中國治沙新邏輯，正在全球范圍內生根發芽，豈是幾句雙標的疑問就能全盤否定的？

過去的保護是基礎，現在要升級迭代，走更高質量的治理路徑，核心原則就是八個字：因地制宜，因害設防。只要沒有產生危害，不是急需治理的區域，能不治就不治。

《防沙治沙法》里還專門列了一類封禁保護地，級別低于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但也是獨立的管理單元，屬于防沙治沙領域特有的設置。之前聊到北美最大的沙漠，早早就被設成了國家公園保護起來，開放旅游、露營，買了許可就能開車進去。

但這個國家公園里還劃了一片荒野保護區，執行最嚴格的保護，完全不允許人進入，目的就是保留區域的原真性，保持完全自然的狀態。

比如約書亞樹國家公園里就有一片區域，里面的樹長得東倒西歪，完全不允許人進入，也不準動里面的一草一木，就是要保持完全自然、從沒被人類干預過的狀態。很多人會問，到底怎么判斷需不需要治沙？

如果沙塵暴已經影響到正常生活，沙子經常堵家門，那肯定要治；修的路被沙子埋了，要治；剛挖的礦、建的蓄水設施被沙子覆蓋，也要治。人們說的“害”是打引號的，指的是對人類生產生活產生影響的沙害，才需要針對性防控。

治理的同時還要變廢為寶，現在提倡的“生態治理產業化，產業治理生態化”，就是讓利用過程盡量兼顧生態效益。眼下最成熟的模式就是在沙漠建光伏廠。

光伏板要發電，首先得治理沙面，周邊還要建防護系統，不然沙子會把光伏板埋了。光伏板每個月都要清洗，流下來的水還能澆灌周邊的綠植，相當于既發了電又增了綠，聽著就是雙贏的事。

很多人會問，建光伏廠推平沙丘，會不會破壞原有生態？比如影響小蜥蜴之類的小型生物生存？

這個問題領導經常問，公眾也很關心，其實要兩面看。生存和發展一直是永恒的矛盾，如果不想發展、不想減碳、不怕二氧化碳升高，完全可以什么都不做。

但如果在發展的同時還能兼顧生態，反而才是最好的選擇，總不能為了保護生態退回原始社會吧？這筆賬其實很好算，核心就是正負抵消，像雙碳目標的清零思路一樣，自己排的碳自己吸收掉就行。

建光伏廠前半段推平沙丘，看起來是破壞自然，但后半段建設防護體系、增加綠植，其實是把生態補回來了，甚至還比之前的生態更好。

如果不需要發展，那當然可以保留原有的沙漠狀態；如果需要發展，能在保證碳排放不增加的前提下還能拿到收益，本來就是雙贏的好事。這些扎根在荒漠里的光伏板與梭梭樹，就是對“中國人該不該讓沙漠變綠”最鏗鏘有力的科學回擊。

對于深陷風沙威脅的沙特、阿聯酋等國而言，綠洲絕不是西方媒體口中用來空泛爭論的環保議題，而是真真切切活下去的生機。當我們用幾十年的汗水和科學規劃，把毛烏素和庫布齊從死亡沙海變成綠色屏障時，以色列的滴灌奇跡早已不再是世界唯一的標桿。

面對西方“該不該治沙”的雙標追問，我們沒必要跟著他們的荒謬邏輯打轉。真實的硬實力，永遠比高高在上的質問更有分量。

只要風沙還在肆虐，我們就該繼續在沙地里種樹種草，用這片跨越世紀的盎然綠意，去守護人類共同的生存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