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率中共中央機關和解放軍總部正式告別西柏坡，向北平進發。

這一天，毛澤東只睡了四五個小時，精神卻格外振奮。臨上車時，他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來笑著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語氣堅定：“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這段對話后來廣為流傳，成了家喻戶曉的“趕考對”。不過，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前往北平的路上，毛澤東還對身邊的衛士長李銀橋說了另一番話，那番話里，他反復提到了一個名字：李大釗。

那是一個稍作歇息的間隙。毛澤東望著遠方，忽然陷入沉思，然后動情地對李銀橋等人說：“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說完，他沉默了許久，臉上閃動著一片無限懷念的神情。

李銀橋聽得格外認真，默默記下了每一個字。多年后，他在回憶錄中忠實地還原了這一幕，一個即將肩負起整個國家命運的人，在奔赴新中國的路上，最先想起的不是宏圖大業，而是三十年前那個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1918年秋天，25歲的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北京。那時的他還不是什么領袖人物，只是個為赴法勤工儉學事宜奔波的湖南青年。盤纏是向朋友們借的，手頭極為拮據。

起初他住在老師楊昌濟家中，但終究不是長久之計，不久便與蔡和森、羅章龍等七人一起搬到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7號，八個人擠在一間小屋的土炕上，“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典型的“北漂”。

為解決生計，楊昌濟把毛澤東介紹給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李大釗只比毛澤東大四歲，但已是名滿天下的學者和思想先驅。他熱情地接納了這個年輕人，給他安排了一份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月薪八塊大洋。

毛澤東后來對美國記者斯諾回憶這段經歷時，言語里仍滿是感激：“李大釗給了我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工資不低，每月有八塊錢。”

不要小看這八塊錢。在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月薪600元，文科學長陳獨秀300元，圖書館主任李大釗120元——毛澤東的八塊錢雖然只是他們的零頭，但比普通工人的三塊錢月薪已經高出了一截。更關鍵的是，這份工作讓毛澤東有了穩定的落腳點，更重要的是，他終于可以接觸到當時最新、最前沿的進步思想了。

在北大圖書館的日子里，毛澤東的工作是管理第二閱覽室的十五種中外文報紙，登記來館讀者的姓名，還時常協助李大釗整理書刊。

李大釗很器重這個湖南青年，稱贊他是“湖南學生青年的杰出領袖”。他發表在《新青年》上的《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章，對毛澤東產生了巨大的思想沖擊。

毛澤東后來深情地回憶說：“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正是在這段日子里，他的思想發生了決定性的轉折，從一個追求改良的熱血青年，一步步變成了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后來毛澤東曾多次對斯諾說起這段經歷，滿懷深情，每一次都會提起李大釗的名字。也正是在這時，他鄭重地稱李大釗為“真正的老師”。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被反動軍閥張作霖處以絞刑，英勇就義。消息傳到湖南，毛澤東悲痛萬分。

三十年后，當他率領中共中央機關踏上前往北平的道路時，對李銀橋說出的那番話，既是對這位“真正的老師”的追思，也是對自己信仰之路的鄭重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