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子擺好了，主角卻不按劇本走，第23屆香格里拉對話5月29日在新加坡拉開大幕，原定以中國為核心的“中國主題專場”悄然從議程里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繞了個彎的模糊標題，到底發生了什么？

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今天開幕，中國國防部昨天宣布，今年率團參會的軍方人員為國防大學教授的孟祥青。

這是中國防長董軍連續兩年沒有出席香會。

這個級別放在歷史坐標里一看，分量立刻清晰起來，從2007年起，中方開始重視香格里拉對話，2022年、2023年、2024年這三年由三任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李尚福和董軍分別出席會議。

但到了2025年，董軍突然缺席，由國防大學副校長兼教育長胡鋼鋒少將率團出席。

今年再降一格：2025年由國防大學副校長兼教育長胡鋼鋒少將帶隊出席香會；今年，帶團的孟祥青雖然也是少將軍銜，但他有教職而無官職。

這是中方歷年參加香格里拉對話以來，層級最低的一次。

從部長級，到副校長級，再到教授級，兩年時間連降三個臺階，中方對這場對話的態度寫得明明白白。

專場沒了，自然也在意料之中，據IISS此前發布的會議日程顯示，5月31日的全體會議主題原是“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合作伙伴關系”。

但在5月27日已改為“應對全球競爭中的地區緊張局勢”，因此不再是以中國為主題的專場，這也提前對外釋放出中國國防部長不參加會議的信號。

主辦方改得很快，改得也很講究，既沒有明確說中國專場被取消，也沒讓一個空椅子擺在那里顯得尷尬，說白了，留面子，但也認了現實。

很多人可能有個疑問：參加個國際論壇，有什么大不了的，為什么中方要連續降格？

要搞清楚這件事，得先弄明白香會過去十幾年到底是怎么玩的。

這場由國際戰略研究所主辦、定于5月29日至31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舉行的非正式安全論壇，吸引各國部長、將領、情報主管、外交官、分析人士及武器制造商出席，他們將發表措辭謹慎的公開演講，并進行閉門交流。

聽起來很中立，但每年的固定節目早已形成套路，美方防長通常搶占第一場全體大會發言，把南海、臺灣、印太戰略一股腦擺上臺面，確立整場會議的討論框架。

今年同樣如此，外界預期，越南國家主席蘇林與美國戰爭部長海格塞斯等人均會在香格里拉對話中發表主題演說，海格塞斯的演講預料將成為本次會議最大焦點，

因為當前全球形勢發展與美國的戰略選擇密切相關，亞洲盟友預計將高度關注其發言內容。

之后，盟友國代表順勢跟進，把“中國威脅”“航行自由”“規則秩序”等詞匯反復強化。

等到中方代表開口，已經是在別人搭好的敘事框架里解釋和澄清，活像每年被叫去開一場投訴處理會。

去年的情形可以作為參照，2025年，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在該對話期間發表川普政府亞太防務策略的演講，對中方表達強硬立場，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去年就指責赫格塞斯在論壇上“污蔑”中方。

中國外交部隨后發表聲明，指出赫格塞斯無視地區國家求和平謀發展的呼聲，兜售陣營對抗的冷戰思維，抹黑攻擊中國，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充滿挑釁挑撥。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話是說了，但每年重復一遍，這個劇本的“性價比”就越來越低，國防部長飛一趟新加坡，坐在那里接受一場密集“提問轟炸”，回國后還要發聲明澄清，時間、精力、外交資源全搭進去，換回來的效果卻相當有限。

香格里拉對話的背面，還有另一張牌正在加速做大，那就是北京香山論壇。

第十二屆北京香山論壇2025年9月在北京閉幕，本屆論壇以“共護國際秩序、共促和平發展”為主題，100余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官方代表及專家學者和各國觀察員等1800余名嘉賓出席。

把這個數字放進歷史里比一比：2018年第八屆香山論壇，來自74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500余名代表參加，到2019年第九屆，共有76個國家、8個國際組織代表及1300余名嘉賓出席。

再到2023年第十屆，已有99個國家、6個國際組織的1800余名嘉賓出席。

不到十年，參與國家數量翻了一倍多，人數從幾百擴展到近兩千，增長速度相當直觀。

本屆論壇秉持“平等、開放、包容、互鑒”理念，來自100余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官方代表、專家學者和各國觀察員1800余人齊聚一堂。

不分大國小國坦誠交流，大家不是固守立場的爭執方、而是探尋共識的參與者，不是劍拔弩張的對手、而是傾聽彼此的對話者。

在北京，議題由中方主導，嘉賓由中方邀請，討論方向由中方把控。這和在新加坡被動應對的處境，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體感。

但其實說白了表面上是“中國不來開會了”，但仔細拆開來看，這件事背后藏著幾個值得關注的深層信號。

其一，香會的議題設置權從來不在中方手里，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先天缺陷。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負責主辦，美國盟友掌握話語高地，中方只能在既定框架內作出反應。

這和在聯合國或多邊論壇上的互動邏輯根本不同。越是參與，越是在給這個框架背書，這一點，北京應該早就算清楚了。

其二，連續兩年降格，說明這不是因為某位防長臨時有事，而是一項經過研判的主動調整。

去年董軍缺席香會時，臺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名譽教授丁樹范分析，外界對于中方擴軍有很多質疑，中方防長過去幾年在香會演講后都面對現場各種提問，其可能對此“感覺不好”。

再加上美國總統川普再上臺，可能也讓中方中央軍委高層有更多顧慮，這個判斷有一定道理，但還不夠完整，規格降低也是向香會傳遞一個信息：你在亞太安全議題上的代表性，不再由你自己說了算。

其三，香會正在加速變成一個“西方陣營內部會議”，由于上次中方只派出胡鋼鋒出席該會議，使得美國和盟友防長有足夠的舞臺和時間，共同發表對抗中方和俄羅斯侵略的演說，沒有中方高層參與，香會反而少了摩擦，多了共鳴。

但代價是影響力的地理收窄，它離真正的“亞太安全第一論壇”越來越遠。

對新加坡而言，這是個尷尬處境，新加坡長期希望香會成為中美之間的溝通橋梁，但如今這座橋上的主角之一持續缺席，主辦方不得不在最后一刻修改議程，刪掉專場，換掉標題，被動到連面子都顧不上了。

一場對話會，有沒有分量，從誰愿意來、誰不愿意來，已經能說明一切。

香會之所以曾經有價值，恰恰是因為它能把中美雙方同時拉進一個房間。

現在這個前提正在松動，香會接下來要靠什么維持“亞太安全第一論壇”的招牌，恐怕才是新加坡真正需要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