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 王連升：Token必須死——穿透ESG、綠色供應鏈與可持續商業的底層邏輯

導語：2026年，中國ESG強制披露全面落地，綠色金融規模持續領跑全球，綠色供應鏈從“加分項”加速邁向“準入證”。然而，表面的熱鬧之下，一個更深層的矛盾正在浮出水面：報告越做越厚，評級越卷越高，供應鏈最深處的排放和勞工問題卻依舊觸目驚心。究竟是哪里出了問題？

此前一篇題為《“Token”必須死？——穿透人類生存法則與可持續發展核心訴求與底層邏輯》的學術論文，從哲學層面揭示了“抽象化-等價化-可積累化”三重Token邏輯如何構成不可持續危機的元代碼。帶著這一理論透鏡，本刊深度專訪了在ESG、CSR、綠色供應鏈、標準化與綠色金融領域深耕多年的資深專家王連升，從行業實踐的“前線視角”，重新審視Token邏輯的深層困局與實踐出路。

個人簡介：王連升，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戰略合作部部長、研究員，中國綠色供應鏈聯盟綠色金融專委會創始委員兼副秘書長，《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SJ/T 16000-2025）主要起草人兼編制工作組秘書長。構建了以“責任閉環”為哲學本體論、“價值沉默”為戰略方法論、“CSR為魂，ESG為體”為價值論的完整思想體系，發表全球政產學研用社會責任實踐應用研究400余篇。

一、從“Token現象”到“符號迷思”：ESG熱繁榮背后的冷現實

問：王老師好。有一篇論文提出了一個相當“叛逆”的論斷——“Token必須死”。它認為，當代不可持續危機的根源不在于Token本身，而在于Token被賦予了“可以無限持有、無限積累、永不衰減”的不死屬性。您長期深耕ESG和綠色金融，從您的視角來看，這篇論文的論斷和ESG領域的實踐困境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呼應？

王連升：坦率地說，我第一次讀到這個論斷時，有一種“被說中要害”的感覺。它說的不是區塊鏈那個Token，而是人類認知與交換中最底層的符號邏輯。用在ESG領域，這個診斷太精準了。

問：怎么理解這個“被說中”？

王連升：你看我們現在ESG最典型的問題——企業花幾萬塊錢買個ESG評級機構的“認證”，找咨詢公司“代寫”ESG報告，數據都是編的，然后拿著這張紙去申報綠色金融貸款、去拿政府補貼。這和論文里說的“抽象化-等價化-可積累化”三重操作，本質上是同一個邏輯：把復雜的社會與環境責任抽象成一個數字、一個評級、一個分數，抹掉不可通約的價值，然后把這個分數變成可積累、可轉讓、永不衰減的“符號資產”。

問：您把這種ESG實踐概括為“符號合規”。能具體說說嗎？

王連升：我觀察到三種“責任表演”——“符號合規”“評級驅動”和“風險隔離”。這三者疊加，構成了一套相當精巧的系統：報告精美、評級光鮮、法律合規——但供應鏈最深處的問題紋絲未動。

先說“符號合規”。現在很多企業做ESG，本質上是“報告即盡責”：發一本厚厚的報告，里面全是“我們致力于”“我們承諾”“我們計劃”，但真正可量化、可驗證、有追溯機制的實質性行動少之又少。你追問一家企業，一級供應商之外的第二級、第三級供應商是誰、在哪里、他們的工人一周工作多少小時，對方只能回答你三個字——“收集中”。這個“收集中”狀態，在有些企業的報告里已經保持了四年。

“評級驅動”更麻煩。企業成立專門團隊研究評級模型的權重，優化填報口徑，分數上去了，碳排放沒下來。這種“分數游戲”最大的危害在于，它給了企業一個自我正當化的借口：評分那么高，難道還不能說明我們負責任嗎？可評級機構的邏輯與供應鏈實質責任之間存在一個根本性的裂縫——你可以在問卷上勾選“我們有供應商行為準則”并得分，但這份準則在實際采購訂單里執行了沒有，不扣分。

問：這和論文說的“等價化抹除了不可通約的價值”是一個意思。

王連升：完全對。論文里有一句話我印象很深——“你無法在多少噸水和孩子健康的笑容之間建立真正的等價”。放到ESG語境里：一份ESG評分，無法在一個數字里同時承載生態完整性、代際正義和勞工尊嚴。但整個市場機制在強迫你這樣做——因為資本市場需要統一的標尺。這就是Token邏輯的內在暴力。

二、“紙面責任”與“實質責任”的鴻溝：Token邏輯的實踐變形

問：您多次強調“紙面責任”與“實質責任”之間的鴻溝。那篇論文把Token的“抽象化”稱為異化之源，您在實踐中觀察到了哪些具體的“異化”形式？

王連升：我在行業里概括過一個根本性判斷：標準的本質是“承諾的共識”，而CSR的本質是“承諾的兌現”。 但現狀是，承諾和兌現之間正在被Token邏輯撕裂成兩個世界。

最讓我警惕的一個現象，是我稱之為“跨Token套利”的行為。什么意思？一家企業用ESG領域的“Token”（ESG評級、綠色認證）去兌換另一領域的“Token”（政府補貼、綠色金融貸款），但中間沒有任何實質責任的履行。我調研過一家做綠色供應鏈的企業。他們聲稱自己的產品符合“碳中和”標準，但一問具體碳足跡計算邊界、數據來源、第三方核證機構，全答不上來。最后發現，所謂“碳中和”是買了一個網上的“零碳認證”標簽，連核查都沒有。

這種行為，比“掛名標準”更惡劣，因為它直接欺騙了消費者和投資人。

問：綠色金融領域是不是也容易被這種“符號泡沫”誤導？

王連升：太容易被誤導了。現在很多銀行推綠色信貸，評審標準里有一條：“企業參與制定過國家或行業標準，加分。”于是，企業拿著掛名證書來了，銀行一看，嗯，是好企業，放款。結果呢？錢到了賬，企業轉頭就去擴產高污染項目。銀行查不到，因為標準制定過程和金融系統是脫節的。

論文里把這叫“監管的跨部門盲區”。更隱蔽的是，現在有一些“綠色金融中介”已經出現了類似的套路。他們說：你想拿綠色債券發行資格嗎？我們幫你對接某某標準委員會，花點錢把你列為“綠色技術標準參編單位”，這樣你就能通過綠色債券的審批了。

問：這不就是您說的“跨Token套利”嗎？

王連升：對。Token系統在沒有打通相互之間的責任追溯機制時，不同Token之間就形成了“套利空間”。你可以在一個體系中低成本獲取Token，到另一個體系中兌換高價值資源，而真正的社會責任和環境成本，被徹底“外化”了。

那篇論文說得很清楚——Token的“不死性”是虛構的，任何Token系統都依賴持續的能源、物質、勞動投入才能維持其有效性。ESG評級Token也一樣，它本身不創造任何環境價值，它的價值依賴于背后真實的社會與環境行動。但現在的機制設計，允許企業“空轉”這個Token——只拿評分，不干實事。這就是Token邏輯在ESG領域的終極異化。

問：那您認為，ESG評級體系本身是不是就需要一次根本性的“Token設計重構”？

王連升：我同意這個判斷。如果ESG評分是一個“永不衰減”的Token——評級高了可以吃好幾年，不做事也不會掉下來——那企業當然沒有動力持續改進。但現實恰恰相反，現在很多評級就是“評一次管一年”，中間沒有任何衰減和動態調整。這不就是論文里批評的“不死Token”嗎？

真正的ESG治理，應該有內生的“衰減機制”——你的分數應該隨著你沒有采取實質性行動而下降，而不是只要報告不發負面事件就能維持高分。

三、“價值沉默”：與Token邏輯反向博弈的戰略方法

問：您提出的“價值沉默”戰略，似乎是在對抗Token邏輯的“喧嘩”。能展開講講嗎？

王連升：對。“價值沉默”確實是針對Token邏輯的過度膨脹提出的反直覺戰略。現在很多企業做ESG，本質上是Token驅動——要不斷制造“聲音”、制造“符號”、制造“傳播事件”，才能在市場中獲取更多Token（注意力、資本、政策資源）。但真正的價值創造恰恰相反——它在“沉默”中發生。

我提出的“價值沉默”包含三種形態：

觀察性沉默——在新興議題面前保持審慎，通過深度研究將不確定性轉化為確定性，不急于表態、不急于“站隊”。這就是對抗Token邏輯的“快速抽象化”傾向：不要急于把所有復雜問題簡化為一個立場、一個口號。

謙抑性沉默——在取得成就時克制宣傳，以避免公眾的“動機性質疑”，積累更厚重的信任資本。這是對抗Token邏輯的“等價化沖動”：不要把每一個成就都立即折算成一個“可傳播的品牌符號”。

積累性沉默——專注于默默構建難以模仿的核心競爭力，為長遠發展構筑“護城河”。這是對抗Token邏輯的“可積累性崇拜”：真正有價值的能力往往無法被Token化，比如技術改造、人才文化培育、供應鏈深度整合。

問：聽起來，這是把企業從“Token競賽”中拉出來，轉向“實質價值創造”。

王連升：對。那篇論文說，Token的最終目的不是讓人“擁有一堆數字”，而是讓人“好好活著、好好流動、好好關系”。我完全同意。CSR是“魂”，是價值導向和溫度；ESG是“體”，是工具框架和標尺。魂體相融，二者同頻共生。

如果用論文的語言翻譯一下：“魂”對應的就是那些無法被Token化、不可通約、不可積累的東西——企業的使命、價值觀、與利益相關方的深度互信。這些東西一旦被Token化（變成一個“使命聲明評級”或“價值觀評分”），就立刻失去了它的意義。而ESG“體”則是那些可以被Token化但必須嚴格管理其抽象化和衰減機制的工具——碳排放數據、供應商審核記錄、員工權益保障指標。

問：所以，您認為ESG應該做有“衰減機制”的Token，而不是“永不衰減”的Token。

王連升：對。論文里提到的“衰減Token”設計——持續持有每月損失1%的價值、不流動就歸零——放在ESG語境下就是：一個企業的ESG評分如果不與實質性行動掛鉤，就會自動下降。這個下降不是懲罰，而是對Token“不死性”的糾正。因為真正的價值創造是一個持續的動態過程，不是一個可以“評一次吃一年”的靜態資質。

四、“責任閉環”：從并列到有機的Token重構

問：您提出的“責任閉環”理論，主張E、S、G不是并列的“三大支柱”，而是一個相互嵌入的有機系統。這似乎也在挑戰主流的ESGToken化方式。能談談背后的思考嗎？

王連升：太對了。論文提到Token的“抽象化”操作——將豐富屬性剝離，提取單一維度的可計量屬性——這恰恰是當前ESG實踐中最大的問題。主流ESG框架把環境、社會、治理割裂為三個并列的“維度”或“支柱”，這就天然地把一個有機整體變成了三個可以單獨打分、單獨積累的Token。

這個割裂導致的后果，比我預想的還要嚴重。比如，一家企業的環境評分很高（E），但它的治理層面出現了合規問題（G）——結果就是整體ESG價值崩塌。我研究過中興通訊的案例，它恰恰是“ESG碎片化治理”的典型體現：企業在綠色供應鏈與環保技術層面構建了領先的“綠色屏障”，卻因未能實現ESG要素的深度互嵌，導致治理短板引發“綠色溢價”衰減。

問：論文提出了三類Token重構原型——“負Token”“衰減Token”“關系Token”。如果用這三類原型來審視ESG、綠色金融和綠色供應鏈領域，您認為最值得嘗試的實踐方向是什么？

王連升：這三個方向和我一直在推動的工作不謀而合。

先說 “負Token” 。論文說“負Token強制將消耗記錄為伴隨資產的債務”——這其實就是我在綠色金融和綠色供應鏈交叉領域一直呼吁的“生態負債核算”和“可持續金融動態定價”。現在很多綠色金融產品，只看到了企業的“綠色資產”，沒有同步記錄它的“生態負債”。我主導編寫的《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SJ/T 16000-2026)，本質上就是在做一個“責任尺”的標準化建設。標準不是標簽，而是“承諾的共識”。一把尺子，量的不是你有多少Token，而是你的承諾兌現了幾分。

一家供應商的碳排放超過了某個閾值，它的融資成本就會上升；相反，它如果完成了減排目標，就能享受更低的利率。這就是在把“負Token”內置到金融定價機制里。

再說 “衰減Token” 。論文里有一個生動的例子——“你獲得了100個幣，捂著不花，每天自動扣1%，花不出去的Token最終歸零”。在ESG語境里，這個“衰減機制”可以有兩個應用層面：第一，企業獲得的某種“綠色資質”或“可持續供應商認證”，應該有時間衰減——不持續改進，認證就逐步降級直至失效。第二，在綠色供應鏈管理中，鏈主企業給供應商的“綠色績效評分”應該隨著供應商長期沒有實質性改進而衰減，讓那些“躺平”的供應商無法繼續拿著“老Token”贏得新訂單。

問：那“關系Token”呢？在ESG和綠色供應鏈里怎么落地？

王連升：論文里“關系Token”的設計原則——不可轉讓、不可積累、不可折算——對我來說，它觸及了ESG最容易被忽視的維度：S（社會）和G（治理）之間的深度互動。你無法把“公司與社區之間的互信”打包成一個可交易的Token，也無法把它折算成碳排放當量。但這恰恰是企業長期競爭力的來源。

我在臺達的案例研究中看到了這一點。臺達在節能技術、生態保護和供應鏈賦能上的長期深耕，正是論文所說的“積累性沉默”。它持續數十年投入高效節能技術，產品在2010-2024年間為客戶累計節電約520億度；啟動“孕生珊瑚復育計畫”，成功復育超萬株珊瑚。這些投入短期內未必帶來最大聲量，卻為其構筑了包括綠色技術、生態知識、鏈主號召力在內的深厚“資源位勢壁壘”。

這些努力，你用什么樣的“關系Token”來衡量？它不可轉讓、不可積累、不可折算。但它構成了臺達真正的護城河。這恰恰印證了論文的結論——Token存在的意義，不是持有和占有，而是標記流動、關系和事件。

五、實踐路徑：中小企業的“Token降維”與鏈主賦能

問：您在中小企業和地方產業ESG轉型方面有很多實踐。那篇論文提到，Token化會造成“規模效應”，大企業更容易積累Token，中小企業被邊緣化。您在中小企業ESG咨詢領域有沒有觀察到類似的問題？

王連升：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中小企業目前處于一種“被動卷入但準備不足”的狀態。我打過一個比方：大型企業ESG轉型是“開著重型卡車走高速”，有導航、有服務站、有備胎；而中小企業像是“騎著自行車被要求上高速”，連頭盔和車燈都不一定配齊。

那篇論文提到Token的“不衰減性”會造成財富的跨代際累積和權力的固化。在ESG領域，Token的“不衰減性”正在加劇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的資源鴻溝——大企業有預算、有團隊、有時間去做ESG評級；中小企業連基礎數據都收集不全。這種Token差異不是能力差異的直接反映，而是結構性的“入場券”差異。

問：那您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什么？

王連升：我提出了“梯次化服務產品—輕量級交付—產業生態協同”三位一體框架。核心思路是：中小企業的ESG咨詢，不能把大企業的“藥方”減量喂下。大客戶需要的是“完美合規”——滿足全球監管、評級機構、ESG指數等多個維度的苛刻要求；而中小企業最迫切的需求其實很樸素：“我的大客戶要我提供碳排放數據和供應商行為準則，你給我一個最低有效證明，讓我先過準入關。”把大企業那套復雜體系照搬過來，就是“殺雞用牛刀，雞還被壓死了”。

問：鏈主企業在這方面應該扮演什么角色？

王連升：鏈主企業應該從“單向管控”轉向“雙向賦能”。

比如，華勤技術為供應商開展碳管理培訓，聯想則針對不同階段的供應商實施分級管理策略，推動其設定公開減排目標。這本質上是在做一個底層Token系統的重構：不是讓中小企業去參加大企業的Token競賽（那本來就是為后者量身定制的規則），而是幫中小企業建立自己的實質價值創造能力——等它們成長到一定階段，自然就能接入更高階的Token體系。

這也是那篇論文的另一個核心主張：Token應該幫助“流動”和“賦能”，而不是制造壁壘和固化差距。

六、從“成本中心”到“價值創造中心”：Token邏輯的終極轉向

問：您一直強調CSR和ESG要從“成本中心”轉變為“價值創造中心”。這在Token邏輯的視角下，該怎么理解？

王連升：這篇論文最觸動我的地方，是它的結論——“從‘擁有’轉向‘存在’”。Token存在的理由不是儲存和證明占有，而是標記流動、關系和事件。當一枚Token被用完、被傳遞、被銷毀的時刻，正是它實現了自身價值的時刻。

放到ESG和綠色供應鏈語境里，這意味著：企業不應該把CSR和ESG視為一種為了“擁有”某種資質或評級而“消耗”的成本，而應該把ESG視為一種“流動”和“創造”——流動的是價值鏈上的責任和信任，創造的是真正的環境價值和社會價值。

我在今年早些時候的一個專訪中也說得很清楚：之所以提出從“成本中心”到“價值創造中心”這個轉變，是因為太多企業把社會責任的投入視為“該花的錢”，把ESG的工作視為“不得不做的合規”。這是一種被動的、消耗性的思維。真正的轉變在于：將CSR的使命與ESG的目標深度融入企業核心戰略與商業模式。

問：您認為這種轉變在中國政策層面已經具備了哪些條件和基礎？

王連升：政策信號非常明確。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滬深北交易所今年1月也新增發布了污染物排放、能源利用、水資源利用三個具體的編制指南。2026年5月，工信部等八部門聯合發布中國RoHS升級版，33類電器電子產品被納入強制管控，管控物質從6種擴充至10種，限量要求與歐盟RoHS全面接軌。2025年8月，中國發布了首個電器電子產品有害物質管控領域的強制性國家標準GB 26572-2025。

我一直在說一句話：“標準化不是枷鎖，而是語言的統一，讓綠色有據可依，讓可持續發展可以度量。” 這把“尺子”，不是用來壓迫誰的，而是為了讓所有市場主體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競爭。標準統一了，信息不對稱降低了，就能減少“劣幣驅逐良幣”的可能性。

問：您對ESG領域未來的“Token重構”方向有什么建議或展望？

王連升：我想借那篇論文的幾個核心觀點來回答。

第一，推動ESG評級體系的“動態衰減”機制設計。 論文說“所有Token都應內置衰減機制——無論是時間衰減、使用衰減，還是關系衰減。沒有‘落日條款’的Token是可持續性的敵人。”在ESG評級中，這個衰減機制應該有兩個維度：一是時間上的動態調整——評級不是“評一次管一年”，而應該持續監控、實時更新；二是行動上的實質掛鉤——E、S、G三個維度都不應該成為“吃老本”的資本，沒有新的實質性改進，評分就應該下降。

第二，強化“負Token”在綠色供應鏈和綠色金融中的應用。 每一筆綠色信貸、每一個綠色債券發行的背后，都應該同步生成一份“生態負債憑證”。這不是要懲罰誰，而是要讓Token系統完整——只有“資產”沒有“負債”的Token體系，本身就是不可持續的。論文里有一句話說得特別好：“現實中，任何Token系統都依賴持續的能源、物質、勞動投入才能維持其有效性。承認Token的必死性，就是戳破虛擬經濟‘無中生有’的幻覺。”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重新定義“競爭力”的內涵。 真正的競爭力不在評級分數里，而在信任穿透力中。那篇論文把這個問題上升到哲學層面：“從‘擁有’轉向‘存在’。”在商業世界里，這意味著企業應該從“擁有ESG評級”轉向“存在可持續行動”——不是一個靜態的標簽，而是一種動態的存在狀態。我希望有一天，企業不再問“我們的ESG評級是多少”，而是問“我們的ESG行動和對話，到底創造了多少真實的社會價值”。到那時，Token就不再是一個“不死”的數字符號，而是真正實現了自我超越的存在。

七、結語：在Token的廢墟上重建信任

問：最后一個問題。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您對那篇論文《“Token”必須死》的回應，您會說什么？

王連升：（停頓片刻）我會說： “Token必須死，不是要消滅Token，而是要讓Token學會死亡。讓那個不死不滅的符號坍塌，讓真實的信任、關系和價值在它的廢墟上生長出來。”

這些年我一直在推動的標準化工作——從SJ/T 16000到RoHS升級，從綠色供應鏈高峰論壇到ESG治理水平評測——本質上都在做一件事：給那些“懸浮的Token”一個實體錨點。讓每一份承諾都有據可查，讓每一個數字都有根可循。當Token不再是無根的浮萍，當每一個符號背后都站著真實的行動和信任，Token才能真正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推手，而不是絆腳石。

論文里有一段話我反復讀了很多遍——“當一枚Token被用完、被傳遞、被銷毀的時刻，正是它實現了自身價值的時刻。”這也許就是ESG和可持續發展最深刻的注解：好的Token，是那種敢于在價值實現后消失的Token。ESG不是關于你擁有多少“綠色標簽”，而是關于你傳遞了多少責任、創造了多少價值，以及這些價值最終有沒有被世界真正接納。

我們的工作，不就是在幫Token找到它的歸宿嗎？

采訪手記：三個小時的對話，從“符號迷思”到“責任閉環”，從“價值沉默”到“Token重構”，王連升的專業縱深讓我嘆為觀止。一個細節讓我印象深刻：在談到“紙面承諾與實質責任”的鴻溝時，他說了一句值得所有企業反思的話——“競爭力不在評級分數里，而在信任穿透力中。”這或許正是可持續商業最本真的含義。

（完）

（本文系根據2026年5月深度訪談整理而成，受訪者觀點已獲其本人審閱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