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眾文藝之“新”是針對“大眾文藝”而言的。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革命文學家和左翼文學家就提出過文藝“大眾化”的口號。但新文化的倡導者遭遇到一個現實的難題：新文化所欲訴諸的對象，即工農大眾，受限于文化水平甚至識字率的普遍低下。如何讓大眾參與文藝創作，實現文藝服務于大眾、推動文化發展的目的呢？所以，盡量使文藝“大眾化”，使文藝能夠有效地觸及大眾并為大眾所接受和享有，便成了左翼文學運動的首要任務和核心追求。

大眾化這一左翼文學運動的核心訴求在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得到深入系統的闡述。首先，“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簡言之，人民大眾是新文化的主體。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其次，人民的生活和工農兵群眾火熱的斗爭是一切文學藝術“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因此，“最廣大的人民大眾”及其生活和斗爭形式也應該是革命文藝描寫和表現的對象。最后，人民大眾還是革命文藝的接受者，革命文藝負有表達他們的需求，教育人民大眾之責，以推動歷史的前進。

2014年，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將文藝歷來“為人民大眾的根本原則”進一步明確化和時代化，重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純粹就理論邏輯而言，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意在為大眾所享有的文藝，最理想的狀態不僅在于文藝工作者作為人民心聲的代言人，為人民大眾提供受歡迎的精神食糧，更重要的是，人民大眾能夠直接創作出表現自身生活、奮斗、愛恨和夢想的文藝作品。這也是人民大眾成長為文化主體的題中應有之義。

因此，就大眾參與文藝創作而言，“新大眾文藝”確實可謂“文藝大眾化”追求的真正實現，這也符合當下的時代訴求。自從《人民文學》開辟“非虛構”專欄并推出“人民大地·行動者”非虛構寫作計劃，從而引發“全民寫作”潮流以來，當代文學領域涌現出了一批名為“素人”的非職業作家或新聞媒體人，他們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進行自我書寫。如“礦工詩人”陳年喜等人的走紅，表明了人民大眾在文藝活動中角色和地位的改變：除了是歷史的創造者、見證者和“劇中人”之外，還上升為歷史的“劇作者”。

“全民寫作”和“素人寫作”的出現，不禁讓人聯想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共產主義社會中人民大眾獲得自由發展的美好愿景的描畫：“任何人……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如此，普通勞動者進行文藝創作、從事評論，都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當然，對于“全民”和“素人”，我們也要有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認識。陳年喜等打工人身份的作者在他們作品產生較大社會影響之前，就已有多年的文學創作經驗，他們在文學領域的成功不是偶然。

新大眾文藝成為熱議話題、“全民寫作”成為普遍現實，離不開移動互聯網和新媒體平臺發展所提供的技術支持。技術誠然是促進文藝民間化、大眾化的利器，它幫助普通勞動者越過傳統文學創作、出版相對較高的門檻，找到更加多元便捷的發表方式和影響更為直接而廣泛的傳播渠道。但是，我們也不應陷入對技術的過度崇拜。從本質上說，技術是中性的，一旦為資本所掌控，亦可能變質為滿足資本逐利天性的幫手。因此，必須警惕平臺背后的算法篩選和推送機制，它們并不完全以文藝作品的審美品質或倫理價值為首要的考量。

技術是無生命的，因而缺少生命所特有的情感和溫度。黑格爾之所以堅決判定藝術美高于自然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藝術作品是人類心靈的產物，因而通體帶有心靈浸潤所灌注的生氣。簡言之，藝術作品是有生命、有靈魂的。就此而言，現代網絡和新媒介技術可以成為文藝作品發布和傳播的強有力手段，但這一外在的手段難以替代文藝創作最本質的內在環節。當下的AI文學寫作，其主要還是對AI能否全面模擬人類智能的技術進行拓展和測試，背后主導的仍然是單純的算法邏輯，與人類文藝創作的精髓——情感和體驗、想象與靈感，完全不在一個賽道。因此，在人機交互的時代，大眾本位、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應有全新的時代內涵。役物，讓技術為人所用并造福于人類，而非役于物，使人類主體淪喪，異化為技術統治的奴隸。

文藝是現代人類抵御被異化的精神堡壘。保護感性免受過度壓抑，以確保人類心智的均衡和健康。如今，在AI發展一日千里的情勢之下，如何保持人性天平“人文”這一端的砝碼穩如磐石，在社會巨輪中發揮壓艙石的作用，不至于讓大船因“偏至”發生傾側甚至翻覆，就成了文藝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職責。科學、道德、藝術是文化現代性的重要表現。文化的專門化在導致各領域自主的同時，也造成了專家文化與普通民眾的生活世界相脫離。因此，讓精英藝術走進普通民眾的生活世界，與大眾的日常經驗相結合，或許是療愈現代病癥的不二法門。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唐萌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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