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一些威尼斯的細節：標簽牌上的一個符號，入口處的一首詩，一條走廊，一枚戒指，一個旋轉鏡球……

5月8日，大約兩千名示威者集體向軍械庫（Arsenale）方向行進。這是威尼斯雙年展歷史上第一次遇到有組織的罷工。與此同時，奧地利、比利時、西班牙、英國、土耳其、芬蘭、愛爾蘭等等，約二十個國家館在這天關閉大門，以表示聲援。

一天之后，第61屆威尼斯雙年展正式開幕。

這屆雙年展沒有評審團。開幕前，由五名評審組成的國際評審團宣布集體辭職。在此之前他們曾發表聲明稱，矛頭直指俄羅斯和以色列。藝術團體Pussy Riot在俄羅斯館前發起示威；主展覽“小調”（In Minor Keys）中，超過七十位參展藝術家退出獎項評選；法國、厄瓜多爾、阿聯酋國家館也相繼放棄參獎資格。傳統的金獅獎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觀眾獅”：獲獎者將由觀眾投票選出。世界上最重要的藝術獎項以這種方式，在一片混亂中完成自我改寫。

第61屆威尼斯國際藝術雙年展現場（圖片來自www.labiennale.org）

這不是全部背景。總策展人柯尤·科沃（Koyo Kouoh）在2024年底被任命，在2025年5月去世——距她原定公布展覽全貌的時間僅差十天。有史以來第一位非裔女性總策展人；她選定的評審團成員、她親手構建的展覽框架、她確定的視覺識別系統，都在她無法在場的情況下，由她的五位團隊成員代為完成和呈現。這屆雙年展，因此同時承載著一種體制性的哀悼。

于是，站在這屆雙年展面前，我感受到彌漫性的震顫。爭議、危機、死亡——這屆展覽是在一片喧囂的廢墟上被搭建起來的，還是說，這片廢墟本身就是展覽的一部分？在這一切中間，我試圖尋找一些細節。它們也許靜靜地存在：不發聲，不示威，不聯署，不辭職。它們只是在那里。有沒有可能，它們是這屆雙年展里，在所有的暴烈之中的溫柔？

星座在側

在雙年展軍械庫主展館內，有一個細節幾乎未被任何媒體報道：展簽上，藝術家名字旁邊都附有一個星座符號。我最先注意到的其實就是這些小小的符號。它們看上去像星座，又不完全像——我開始意識到，這屆雙年展原本設定的，那種更接近頻率、感應、宇宙學的方式。

星座展簽

柯尤·科沃在留下的策展文本中，反復使用“實踐的星座群”（constellations of practices）來描述她對展覽結構的構想。她拒絕將藝術家納入單一的主題敘事，而是希望每位藝術家的工作構成一個自足的“宇宙”（universe），這些宇宙之間的關系是引力式的、共鳴式的，非等級式的。負責空間設計的開普敦沃爾夫建筑事務所（Wolff Architects）將這一理念轉譯為“門檻”的建筑語言：軍械庫內懸掛的藍色布簾，標記的正是從一個星座進入另一個星座的時刻。

在這個意義上，星座符號出現在展簽上并非突兀的插入，也許是策展視覺系統的一個末梢神經。柯尤所確定的“平面視覺識別”（graphic identity），將天文學意象下沉到了最微觀的觀展界面，那塊通常只被用來核實藝術家國籍、年份的小牌子。（她自己是1967年出生的摩羯座。）

星座符號附在藝術家名字之后，悄悄提示：這個人來自某個具體的時間節點，攜帶著那個節點的能量和重力。五大洲的111位參展者，地理跨度之廣、文化差異之大，使任何統一敘事都面臨被稀釋的風險。也許，星座符號，讓每個名字重新擁有了一個不可被替代的私人坐標，一個在集體主義展覽邏輯中保留個人奇異性的小小記號。

星座展簽

整個軍械庫的觀看體驗像在穿越一個能量場（當然，這些能量可能因為過于紛雜而相互干擾）。而更加有趣的是，威尼斯本身就是一座極度“星象化”的城市。這座建立在海上的城市，從來都依賴潮汐、風向、月亮與航海知識而存在。它本身是一個關于流動、感知與導航的空間。人在這里行走時，經常會失去方向，但又奇異地重新找到方向。

入口處的遺言

回到軍械庫入口：在還沒有抵達任何一件“作品”之前，我先讀到一首詩。它印在——類似于布簾的質地上，沒有玻璃框，沒有燈光照射，在軍械庫門洞之后，等著每一個進來的觀展者。

作者是里法特·阿拉里爾（Refaat Alareer），加沙伊斯蘭大學英語文學教授。2023年12月某日，他連同兄弟、外甥、妹妹和妹妹的三個孩子，在加沙遭遇的空襲中去世。那一年他44歲。

里法特·阿拉里爾（Refaat Alareer）的詩《如果我必須死去》（If I Must Die）

被選中的詩是《如果我必須死去》（If I Must Die）。這首詩最早寫于2011年，后來幾經再發，在死前五周，里法特將其重新置頂在自己的推特主頁，仿佛已預知命運。詩很短。它講述的是：

如果我必須死去，你必須活著，把我的故事講出去，用我留下的東西換一塊布和幾根線，做一個風箏，讓加沙某處等待父親的孩子，抬頭看見它飛在天上，以為是天使帶回了愛。

里法特選擇用英文寫這首詩，而不是母語阿拉伯語。他一直相信，巴勒斯坦人必須“用全球話語的語言為自己發聲”，否則他們的故事將永遠被其他人的敘述框架所主導。他曾在轟炸聲中給孩子講故事，訓練一代年輕的巴勒斯坦寫作者，出版了兩部學生作品選集——在他看來，寫作不是逃避，而是與子彈平行的另一種抵抗形式。

展覽現場（照片由Marco Zorzanello拍攝）

這首詩出現在雙年展入口，在政治上有著無法回避的意涵。然而從展覽的內在邏輯來看，這首詩出現在這里，又超越了即時的政治表態。它是展覽的門檻——一條懸掛的布簾，意味著穿越，過渡……以及在一個人離開之后，依然有痕跡繼續在空中飄動。

21米與4厘米

軍械庫深處，某個轉角之后，突然進入一條走廊——光線變成紅色，絕對的純粹的紅。

這條走廊長21米。

長21米的走廊

走廊盡頭是一個小小的展臺，上面放著一個玻璃柜，玻璃柜里有一個方塊——邊長約4厘米，高約4厘米，分為十層，每一層是一種礦物：鈷、稀土（釹）、銅、錫、鎳、鋰、錳、鈳鉭鐵礦（鉭）、鍺、鉑。

這是阿爾弗雷多·賈爾（Alfredo Jaar）的裝置《世界末日》（The End of the World, 2023-2024）。

《世界末日》（The End of the World, 2023-2024）

走了21米，走過一片讓人聯想或者讓人暫時無法動腦的血色空間，走到了那個4厘米見方的方塊面前。俯身看它，看那些薄薄的金屬層疊壓在一起，像一塊精心制作的標本，發出隱約的冷光。轉身準備離開，卻看到墻上的文字，說明著那十層礦物分別與世界上哪些最具破壞力的行業相關。

這是阿爾弗雷多四十年創作生涯里最具代表性的手法之一：他始終不直接給我們看他想讓我們看的東西，而是設計一個空間和時間的結構，讓信息在我們最沒有防備的時候擊中你。

墻上的文字

阿爾弗雷多1956年出生于圣地亞哥，童年的大部分時間在法屬馬提尼克島度過，1982年畢業后離開智利前往紐約——彼時是皮諾切特軍政府統治的黑暗時期。他是建筑師出身，這一點也從未被他放棄。 他習慣于將展覽空間視為一個可以被主動設計的感知裝置，而不是一個中性的容器。

在《世界末日》里，這個邏輯被精煉到了極致。21米的血紅色走廊，是阿爾弗雷多設計的感知時間——它讓我們的身體先經歷了某種緊繃與不安；然后是那個小到令人意外的物體，然后轉身，然后是文字的伏擊。那個4厘米的方塊，是全球技術經濟的微縮圣物：我們的手機、我們的電動汽車、我們的數據中心，都依賴于這些礦物；而這些礦物的開采，都依賴于某些地方持續的痛苦。

阿爾弗雷多·賈爾（Alfredo Jaar）在約克郡雕塑公園。（照片由Jonty Wilde拍攝）

如果只能選一件作品，這件，是“克制與戲劇性的最有力配對”——是我的威尼斯“最佳”。

戒指的前世

某個展廳，面對一整面墻的白色框架。每個框里，陳列著幾枚戒指——懸掛在白色襯底上，每枚戒指的下方，跟著一段文字。走近去讀，文字的內容大概是這樣的：

“這個女人在辦公室工作。她丈夫最近做了手術。”

“我感覺這枚戒指屬于一個正在努力減肥的女性。”

“這枚戒指的主人是個男人，他很孤獨，但不承認。”

愣了一下——我對這種類似文學文本的東西格外感興趣。尤其當這是一位通靈師說的話。

這是羅斯·薩蘭（Rose Salane）的《全景94》（Panorama 94, 2019）。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2016年，紐約地鐵系統的“失物招領處”積累了一批無人認領的戒指。它們在地鐵的各條線路上被發現——在座椅縫隙里，在月臺的地板上，在列車員上交的一小袋遺失物品里——兩年間共積累了94枚。按照紐約大都會運輸署（MTA）的標準程序，無人認領的失物最終會被列入公開拍賣清單，由“資產回收部門”統一處置。羅斯在拍賣網站上發現了這批戒指，然后整批買下。

紐約地鐵中遺失的戒指，出自羅斯·薩蘭（Rose Salane）的《全景94》（Panorama 94, 2019）。（Courtesy: the artist; Carlos/Ishikawa, London）

羅斯1992年出生于紐約，藝術和城市規劃的雙重教育背景，構成了她實踐的方法論基礎。她不相信城市是一個抽象的系統，她相信城市是由無數個體的微小動作堆積而成的，而那些動作會在城市的基礎設施里留下痕跡：在地鐵月臺的地面上，在市政拍賣的清單里，在無人認領的失物柜子里。

拿到94枚戒指之后，羅斯沒有立刻做任何事：她仔細看每一枚；然后決定，為每一枚戒指建立一套檔案，但這套檔案要使用三種截然不同的認識論：

第一，珠寶商的鑒定。 她將每枚戒指送去專業珠寶商處估價——確定材質、成色、市場價值。這是經濟體系對一枚戒指能說出的全部。第二，微生物學實驗室的DNA分析。 她將每枚戒指送去實驗室，提取殘留的線粒體DNA，尋找曾經佩戴過它的人的生物痕跡。這是科學體系對一枚戒指能說出的全部。第三，通靈師的靈媒解讀。 她請來靈媒（psychic readers），請他們“感應”每一枚戒指，并敘述他們關于戒指昔日主人的印象。這是直覺與神秘主義對一枚戒指能說出的全部。

三套話語體系，同時對同一枚戒指發言。珠寶商說：黃金，九成金，市價約三百美元。DNA報告說：線粒體單倍群H，歐洲血統，概率67%。通靈師說：這個女人很愛笑，但最近在哭。

羅斯·薩蘭（Rose Salane）

沒有任何一套系統能夠說出那枚戒指真正的故事——那個在某個周二的早晨，在某條地鐵線的某節車廂里，因為手滑或者心不在焉，讓一枚戒指從手指上滑落，消失在地鐵地板上的那個人，是誰，發生了什么，那枚戒指對她或他意味著什么。

軍械庫的18個白色框架，94枚戒指，從遠處看像一組精致的檔案展示，有一種冷靜的系統性美感。走近了，開始讀到那些陳述——那些既荒誕又令人無端心酸的句子。也許那么多關于死亡、失去、傷痛的作品之中，這是最輕盈的一件，是最令人心軟的一件。

最后的一間酒吧

在軍械庫最后那個出口，會遇到一件作品：鏡球，旋轉，彩色燈光在天花板上緩慢地走。墻上釘著俱樂部傳單，那種1980年代歐洲地下派對文化特有的粗糙印刷品。一個簡陋的吧臺區域，幾把椅子。空氣里似乎還有那種夜晚和音樂混合在一起的氣息。

《香水》（Parfumerie, 2026）。（照片由Zian Chen拍攝）

這件裝置叫《香水》（Parfumerie, 2026），作者是瑞士藝術組合克拉麗莎·赫布斯特（Clarissa Herbst）和多米尼克·魯斯特（Dominique Rust）。它致敬的是蘇黎世1980至90年代名為“香水”的地下俱樂部。展覽簽上面寫著：

柯尤·科沃在這個地方打過工。

克拉麗莎·赫布斯特（Clarissa Herbst）和多米尼克·魯斯特（Dominique Rust）的演出

這是本屆雙年展里最悄然的一次傳記式揭示。在官方敘述里，柯尤的成長軌跡是清晰的：喀麥隆裔，在巴塞爾接受教育，隨后是策展工作，達喀爾、非洲當代藝術、威尼斯。一條制度性的路徑。

這間小小的重建俱樂部告訴我們：在那些之前，有一段她在蘇黎世的夜晚調酒的日子，有一個在派對和音樂里思考“人們如何聚集在一起”的年輕女人，有一個地下文化的空間，提供了她后來建設一切的最初模型。這件裝置的虛構賓客名單格外迷人：名單上有牙買加歌手、文化偶像格蕾絲·瓊斯（Grace Jones）、但丁、馬塞爾·杜尚，以及柯尤本人——跨越時代和世界的聚會，只在這個想象的酒吧里可能發生。

在看完了所有那些關于歷史傷痛、生態危機、暴力的沉重的作品之后，最后到達的地方，是鏡球、彩色燈光、一段關于跳舞和聚集的記憶。

柯尤在策展文本里寫過，“慶祝是生存的必要條件，是一種抵抗形式，是讓人從今天的苦難中充電、以繼續明天的斗爭的方式。”這間酒吧，是這個主張最個人化的例證：一個真實的女人，在某個蘇黎世的夜晚，站在吧臺后面，在音樂里找到了讓她能夠繼續思考、繼續工作、繼續構建的力量。

總策展人柯尤·科沃（Koyo Kouoh）（照片由Mirjam Kluka拍攝）

回想主展覽“小調”，原本的調性，我想是一種刻意的輕柔：耳語詩而非喧囂劇場，另類的教育學而非宏大學院，群島而非主宰的大陸塊。以此為前提，暴烈之下，我提到的這些安靜的、溫柔的細節，以及我也忽略的細節——獲得了更為沉重的意義。

撰文、攝影丨徐卓菁 Zhuojing Xu

部分圖片丨第61屆威尼斯雙年展

編輯丨Lu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