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自己屬于哪一種女性。我想，大約是有一點舊頭腦，有一點新思想，融合起來的一個東西。”1939年春天，許廣平在《魯迅風》雜志上寫下這段話時，魯迅已去世兩年有余。她不再是那個在《兩地書》里與先生熱烈通信的“廣平兄”，而是一個需要獨自撫養幼子、整理遺稿、在淪陷的上海艱難求生的遺孀。

在下面這篇原標題為《從女性的立場說“新女性”》的文章中，她平靜地講述了自己與魯迅在上海十年的同居生活。她用的比喻是“機器房”：“我們的住處很似機器房……而我們兩人就是兩部小機器。他在寫作，我在抄寫或校對之類，僅有的機會才到外面散步一下。”

許廣平并不抱怨。她承認“他的工作是偉大的”，也承認自己“不過做了個家庭主婦，有時因此悲不自勝，責問自己讀了書不給社會服務”。她在這篇文章中寫下的是一個時代的矛盾：五四時期高喊“娜拉出走”的新女性，當真走出了閨閣，卻發現自己走進了另一間更為精致的牢籠。

許廣平把這個問題歸結為“社會構成的病態現象”，認為“解決它，不全是女性本身，在男性，在社會問題上，我以為都有關系”。這篇寫于八十六年前的文章，沒有激烈的控訴，只有一層層剝開自己生活后的冷靜追問。而今天讀來，那些“悲不自勝”的時刻、那些在深夜“睜不開眼皮”的疲憊，似乎仍然沒有過時。

從女性的立場說“新女性”

我不知道自己屬于那一種女性。我想，大約是有一點舊頭腦，有一點新思想，融合起來的一個東西。這東西——像我似的——也許被一些人所滿意，如她的對手方面就是，然而在她本身則是不滿意的。

她苦悶：有時被新思想所指引，不甘于現狀；有時被舊道德所涵養，安于現狀。但并不同于齊明先生所說的：“要女性不過函數生活，卻仍然照舊維持過函數生活時所顯現的一種風貌的‘屈膝’。”

過去我們的生活是這樣的：

L是知名的著作家，然而他的生活是那么孤獨，一切幾乎都要親手處理。我呢，從學問請益和政治關系，有機會和他更多的接近，于是就時常為了工作在他的左右。不曉得怎么一來彼此愛上了，也許是大家的思想差不多，意氣相投吧，總之，后來到上海就生活在一起了。

我們的住處很似機器房，簡單的用具之外就是機器材料——書籍——而我們兩人就是兩部小機器。他在寫作，我在抄寫或校對之類，僅有的機會才到外面散步一下。他是值日而更偏重于夜班的。我值日班。這兩部機器就這樣地工作著，一個月內出產了《奔流》《語絲》和《朝花旬刊》之類，《近代木刻選集》，以及《近代美術史潮》的按期翻譯。以后期刊負責較少，然而質量方面并不減低，許多雜文集以及翻譯都是證據。總計他后期生活，在上海十年來的出產，超過前期二十年來的收獲，幾乎占全部的過半，自然這些都是他努力的成就，我不敢說有什么幫助的，只不過在瑣碎事務上盡可能地，減輕他的精力和時間就是了。

我私意除了幫助他些瑣務之外，自己應當有正當職業，再三設法，將要成功了，但是被他反對了好幾次。他說：“如果你到外面做事，生活方法就要完全兩樣，不能像這樣子，讓我想想再說。”這樣子事情就擱起來了。遇到另外的機會，我又向他提起做事，他說：“你做事這些薪金，要辛苦一個月，看人家面孔，我兩篇文章就收來了，你還是在家里不要出去，幫幫我，讓我寫文章吧。”這樣的結論，迫得我好似一個希特拉的“賢妻”，回到家庭，管理廚房和接待客人，以及做他的義務副手。后來再做了母親，成天給家庭的一切鬧昏了，到夜里往往睜不開眼皮，他看看笑了，催促我休息。

我不愿意浪費一文錢，在他的辛苦勞役換來的僅有的生活費，我不應該無故分潤。我克制自己：穿的是粗舊衣服，有似村婦，和摩登的化妝品絕緣，除了兩餐飯食，我沒有更多的零用，因為我自己不需要。我們不交際，不和親戚往來，我自己沒有世俗所好的一切嗜好。有時一同去看電影，這是唯一的娛樂了，就這樣地生活著。不是誰向誰“屈膝”，大家都為了替社會人類工作。

他的工作是偉大的，然而我不過做了個家庭主婦，有時因此悲不自勝，責問自己讀了書不給社會服務。但是，我又不能更不忍離開家庭，丟下他，獨自個兒走到外面做事。以上是我以前的生活，恐怕像我一樣的人一定不少。

偶然有機會遇到幾位男性先生，他們各自訴說自己的太太不肯走出家庭。一個說：“我的太太過于寶貝小孩子了，一步也不肯出來。她沒有不良嗜好，不吸煙，不打牌，不跳舞，樣樣都好，就是不肯到社會上來，連做禮拜都不大肯去。”另外一位先生說：“你還不曉得我呢，新年拖她出來，后來你知道嗎？”我趕快說知道：“你的太太責備你好叫她出來是不是？”他承認了，而且他們都希望有機會多多拖他們的太太出來，更表示自己的從心（里）愿意她們走到外面。我笑說：“也許是的吧，然而是不是以前沒有開放過，所以此刻一時開放了也不肯出來呢？”我這句積壓話引起他們的嘩笑，但是堅決否認。我說：“恐怕是的吧，我的L在世時，我就沒能夠到這種地方來。”他們說：“你也自己承認了。”

我那時的不能出來已如上說。至于她們呢，有足以安處的家庭，有足以怡適的生活，不需要去謀生、去作工。丈夫的收入足夠她打扮，又兼之各有賢良的丈夫，一切無有不滿足，不必走到外面來應酬，費心思，不需要“謀求私人問題的解決”。真似齊明先生所說的，不自覺地“以做男子的函數的生活所能顯現的風貌為‘女’性本然的風貌”了，這是非常之可惜的。她們和她們的先生一樣處于優秀的社會層，假使出來幫助丈夫旁及社會，就是難民救濟、節約救困、寒衣捐等等的工作，在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而沒有自認滿意的成績，在她們一定是輕而易舉的、毫不費力的超等成就，可惜現時沒有好好地把這個門打開來。

要挖開這個門，我想非賴宣傳之力不成功了，從各方面向她們宣傳，除了她的先生要真下決心來把鐵門打開，其余親戚朋友都有做說客的義務。她們有知識，有能力，一說就通，一講就明白，她們有似中國地下蘊藏的寶貝，大家都知得到，說得出，就是沒有請出來。現在西南已在開發了，隨著各地也紛紛叫著開發了，一切的寶貝都出來吧，連著活的在內，我們期待著。

不過問題的本身我想還不全在女性，和愛的家庭，的丈夫。“盡管在社會上大吹男女自由平等，要女人出來謀生，經濟獨立，一到自己的女人，就什么都兩樣了。”這是我的一位很要好的女朋友說的。他們要家庭，出去了，妻子在家守著，甚至收信會客，自然都比傭人周到；回來了，更需要伶俐的妻子在旁，更覺方便，所以，女人就成天在家。慣了，也就不想出來了。這個責任似乎不能專責備女性，這是社會構成的病態現象，是社會組織落后的國家必然的現象，解決它，不全是女性本身，在男性，在社會問題上，我以為都有關系。

（原載于1939年3月22日《魯迅風》第10期，署名景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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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此堅信著》

作者：許廣平

出版社：浦睿文化·岳麓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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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許廣平個人作品精選，涵蓋紀實寫作、自傳文章、報刊投稿等創作。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紀實作品《遭難前后》，真實再現許廣平被日本憲兵逮捕入獄，堅持不吐露抗日知識分子信息的完整經歷，刊載后曾作為單行本出版并多次再版，代表其作品中公共生活的向度，充滿堅韌與脆弱交織的人性力量。第二部分關注個人成長，作品回憶幼年在廣州的生活，講述求學經過，剖析封建禮教對女性的壓迫，反思女性處境，展現其作為現代婦女運動先驅的個人生命史，以及對民國時期女性生活的深刻思辨。第三部分聚焦于家庭生活，收錄許廣平回憶魯迅的核心文獻《最后的一天》《魯迅先生與海嬰》等，既是重要的文史資料，又有強烈的情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