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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1936年，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其劃時代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寫下了一段著名的、也容易被誤解為黑色幽默的解決方案：

“如果財政部把鈔票塞進舊瓶子里，埋進廢棄的煤礦深處，再把煤礦表層的垃圾填回去，然后讓私人企業把鈔票重新挖出來——失業問題就會消失。”

這段文字，是對凱恩斯理論最通俗、最極端的闡釋。

其核心洞察在于：當“有效需求”徹底枯竭，經濟陷入螺旋式下行時，任何能創造就業、將購買力重新注入國民口袋的行為，哪怕在物理上毫無意義，都是維系系統不墜的救命稻草。這是凱恩斯的算法，一種以人為中心、以需求再分配為終點的宏觀經濟操作系統。

近九十年后，2026年5月，另一個人站在舊金山的開發者大會上，宣布了一套截然不同的算法取得的驚人成功。Anthropic CEO達里奧·阿莫迪宣布，公司年化收入突破440億美元，核心產品AI編程工具Claude Code的推理毛利率超過70%。

在全球最大的代碼托管平臺GitHub上，每100行公開提交的代碼，已有7行出自這只看不見的算法之手。它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替代那些曾屬于知識勞工的腦力勞動。

從凱恩斯到阿莫迪，兩個人，相隔九十年。凱恩斯試圖用政府支出填平需求鴻溝，阿莫迪則用機器智能跨越效率的極限。這是兩套彼此對立的算法：一套為無法在市場邏輯中生存的人提供“算法外”的庇護，另一套則以無與倫比的效率，將越來越多的人推向“算法外”的懸崖。

而歷史正在走向一個關鍵的交匯點：當阿莫迪的算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吞噬碳基工作崗位時，凱恩斯的算法將不得不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形態在硅基時代完成復辟。

01

大蕭條的回響：當機器跑得比需求快

要理解今天的恐懼，我們必須回到凱恩斯的世界。

1929年股市崩盤并非大蕭條的唯一原因，凱恩斯看到了更深的病灶：一個技術與分配極度失衡的社會。

1920年代的美國，制造業生產率以年均超過5%的速度狂飆。電力和內燃機普及，工廠產出十年翻倍，農業機械化將數百萬農民變成涌入城市的求職者。然而，在1923年至1929年間，美國制造業產值增長了約30%，工人工資卻基本原地踏步。

財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上集中，1929那一年，最富有的1%人口掌握了全國近40%的財富，最富有的10%占據了約50%的國民收入。而底層70%的人口，收入朝不保夕，依靠零工維生。

結果是，工廠能堆滿倉庫，但絕大多數人買不起。1929年10月的股市崩盤，只是壓垮這個扭曲結構的最后一根稻草。當富人停止消費、企業停止投資，整個經濟的血液循環就停止了。

凱恩斯在《通論》中創造了一個詞來概括這一切——“有效需求不足”。于是，他的“填溝-挖溝-再填溝”方案應運而生。

它不是關于基礎設施的投資理論，而是一種關于“人”的算法。當財富分配算法失靈，將90%的社會資源導向10%的人手中時，政府這個“系統管理員”就必須介入，用看似荒謬的方式，把那70%的“算法外”人口重新接入循環。這不是道德選擇，而是系統維持自身存續的唯一數學解。

這套算法主導了戰后資本主義的黃金三十年。從1945年到1973年，美國實際GDP年均增長近4%，而收入前10%人群的國民收入占比從45%降至33%，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被憑空創造出來。凱恩斯主義的成功，不在于政府擅長花錢，而在于它成功地進行了需求側管理：將一部分社會財富強制再分配，從而維持了整個系統的總需求平衡。

然而，1970年代的“滯脹”給了這套算法沉重一擊。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趁勢崛起，帶來了里根和撒切爾革命。此后四十年，“政府是問題，而非解決方案”成為信條，減稅、去監管、私有化重塑了全球經濟的底層邏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一路高歌猛進，財富重新加速集中，仿佛大蕭條只是一場遙遠的噩夢。

直到今天，當AI的鐮刀揮向信息時代的“中產階級”時，那個古老的問題才重新浮出水面：當技術跑得比人快，人怎么辦？

02

這一次，機器瞄準了腦

過去的工業革命，機器替代了我們的手和肌肉；而這場AI革命，機器的目標是我們的大腦，我們的認知。

過去六十年，半導體革命創造了一個全新的社會分工體系。信息處理——從程序員、會計師、律師助理到平面設計師——成為了數億中產階級的安身立命之所。他們不種地、不擰螺絲，他們的工作是閱讀、分析、整理、撰寫、編碼。他們構成了凱恩斯分層里那占人口20%至60%的消費社會主體。

AI正毫不留情地重新劃分這條邊界。

程序員是目前最直觀的剖面。一個高級工程師加上Claude Code，能干過去一個團隊的活。而全球程序員及相關技術崗位規模約為3000萬，GitHub上的開發者總數已超過1.5億。

這僅僅是冰山一角。法律文件審閱、醫療影像診斷、財務報表編制、客服問答、翻譯……每一個以“輸入信息、處理信息、輸出信息”為基本動作的職業，都已進入AI的替代射程。

麥肯錫在2026年CES上披露，公司內部已有25,000個AI智能體與40,000名員工協同工作，后臺崗位在系統性收縮。IBM宣布五年內用AI替換超過三萬個后臺崗位，集中在財務、人力和合規。

高盛經濟學家的測算更加觸目驚心：過去一年，AI的替代效應每月抹去約25,000個美國崗位，而增強效應僅新增約9,000個，每月凈流失約16,000個。替代，是一次性、大規模、斷崖式的裁員公告；增強，則是緩慢、分散、滯后的增量招聘。兩者在節奏上完全失配。

這不是19世紀盧德分子對蒸汽機的恐懼，而是21世紀知識工人對算法的恐懼。

工業革命的經驗是，新技術的增強效應長期來看會創造新崗位。但這一次，我們將“長期”看得太重。凱恩斯那句被誤解的名言——“長期來看，我們都死了”，其本意并非放棄長期思考，而是警告我們：不要用虛無縹緲的長期承諾，來逃避眼前火燒眉毛的系統性危機。

03

阿莫迪的奇跡，凱恩斯的歸期

達里奧·阿莫迪無疑是誠實的。他在開發者大會上說，“我希望80倍的增長不會持續下去，那太瘋狂了，也太難應對了。”他非常清楚，Anthropic的成功，恰恰是社會痛苦的收束點。Claude Code的推理毛利率從38%飆升至70%以上。毛利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都意味著更少的算力消耗、更少的人力參與、更高的自動化率。

這是企業利潤的奇跡，卻是社會就業的赤字，也是凱恩斯的歸期。

這并非阿莫迪的錯。他是在創造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問題在于，這種新的生產方式天然地、重力般地傾向于將財富集中到擁有機器的那一小部分人手中。

Claude Code不是被一百萬個程序員共有的生產資料，它是被Anthropic一家公司擁有、被數千家企業客戶租用。它創造的440億美元年化收入，進入了Anthropic的賬戶，而不是那一個個被它替代的程序員的工資卡里。這筆天量收入，一部分變成Anthropic員工的薪酬和股東回報，另一部分作為算力成本流回亞馬遜和谷歌的云賬單里，幾乎沒有涓滴回被替代的社會階層。

這正是凱恩斯一輩子在與之斗爭的算法失靈。他不在乎誰更有效率，他在乎的是系統能否穩定運轉。一個社會，如果只有10%的人能從AI生產力革命中獲利，另外90%的人被邊緣化，那么其消費基礎必將坍塌。而消費基礎坍塌的那一天，所有建立在“未來的無限需求”預期之上的萬億估值，都會一起埋進土里。

一個數據足以說明危機有多近。到2020年代，美國最富有的10%家庭，掌握了近70%的股票和共同基金。AI帶來的資本增值，幾乎全都會流入這些本已富裕的家庭，而不是流向那些被替代的工薪階層。

財富越集中，有效消費越少。AI能設計出最精妙的廣告算法，但如果它面對的是一個購買力枯竭的大眾，它賣出的也只有一片虛無。現代經濟這臺龐大的機器，沒有消費作為燃料，連一天都運轉不下去。

04

新凱恩斯主義：從“挖溝”到“切割”

AI時代呼喚的新凱恩斯主義，不會以1930年代那種修路挖溝的粗糙形式出現，但它會遵循完全相同的底層邏輯。

AI企業正在創造天文數字的利潤。這些利潤中的很大一部分，并非來自全新的價值創造，而是對應著被替代掉的人類勞動成本。過去，這些勞動成本以工資的形式發放，通過消費重新流入經濟體系，構成了總需求的基石。現在，這筆錢消失了，變成了AI公司的利潤和股東的資本收益。

這個過程，本質上是從廣大工薪階層口袋里“節省”出的成本，轉移到了少數資本所有者的賬簿上。

新凱恩斯主義的核心命題因此格外清晰：政府必須代表那被算法邊緣化的大多數，作為系統穩定的守護者，從AI產業的超額利潤中切走足夠大的一塊，通過某種形式的再分配，將購買力重新注入大眾口袋。 這不是道德上的羅賓漢，而是維持系統穩態的負反饋機制。

我們（錦緞研究院）預測，具體的路徑可能在幾條線上同時展開：

1. AI超額利潤稅：對因AI替代人類勞動而產生的、超過行業平均利潤的部分，征收專項稅收。稅率可以錨定該行業的替代率和歷史平均工資，將機器創造的財富部分社會化。

2. 全民基本收入（UBI）試點：在AI滲透率最高的地區，如加州，利用AI稅收作為資金來源，進行無條件的月度現金支付試點。這不是救濟，而是為算法之外的人口提供一個基礎的、可預期的消費身份，維持社會總需求的底線。

3. 縮短法定工作周：當AI完成過去需要40個小時的工作時，應當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40小時縮減到32小時甚至更低。通過重新分配剩余的工作時間，來維持社會就業人數，分享生產力紅利。

4. 公共AI主權基金：政府以提供算力、數據或電網等公共基礎設施入股AI巨頭，將未來的股息分紅定向分配給受沖擊行業的人群，讓每一個公民都成為AI基礎設施的“股東”。

這些選項背后，有一個共同的、石破天驚的道理：一個社會的經濟效率，不應由其生產力決定，而應由其維持系統穩定的能力決定。 如果一個社會無法把財富重新分配以維持消費，那么生產出來的東西最終只能爛在倉庫里。倉庫堆滿的那一天，AI公司的萬億估值，也不過是寫在云端的一塊廢鐵。

05

結語：誰來完成那個閉環？

凱恩斯用一個巧妙的比喻瓦解了對“長期方案”的迷戀。在AI時代，這個警示意猶在耳。AI是生產力的一面，是人類迄今為止創造的最強大的生產工具。它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開發藥物、編寫代碼、設計蛋白質。它的生產潛力，超出了凱恩斯時代任何人最狂野的想象。

但生產力與消費力之間的鴻溝，不會自動愈合。當90%的信息工作被機器接管，而只有不到10%的人掌握了機器的所有權和經營權時，一個根本性的斷裂就出現了：誰來買AI生產的產品？誰來支付AI開發的藥物？誰來訂閱AI生成的萬千行代碼？

機器可以創造一切，但它唯獨不能成為“消費者”。只有擁有購買力和欲望的人，才能完成從生產到消費的最后閉環。這個閉環一旦斷裂，再聰明的算法也無處可賣，再高的效率也等于零。

填溝、挖溝、再填溝，在今天看來，不再是一句諷刺。它象征著一種超越市場邏輯的、維持系統存續的必要算法。在AI時代，這種算法的形態會從物理世界的鐵鍬，變成數字世界的算力稅和基本收入，但它的底層邏輯萬古不變：一個不能讓大多數成員參與分享紅利的系統，無論效率多高，都是一座正在積聚能量的活火山。

達里奧·阿莫迪的算法代表未來，而凱恩斯的算法守護著讓未來能夠到來的底線。我們需要的不是在這兩者之間二選一，而是用后者的清醒，去駕馭前者的狂飆。否則，當熔巖最終噴發，被埋葬的將不只是舊時代的廢墟，還有所有那些關于智慧的傲慢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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