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款拖了好幾年，對方一直躲著不見，我本來都不抱希望了。沒想到法官和政協委員一起出面，不光幫我想辦法拿回了錢，還保住了我們多年的交情！”近日，在淄博市淄川區太河法庭“政協委員+法庭多元解紛平臺”調解室里，太河鎮新村村民陳先生緊緊握住法官和政協委員的手，眼眶泛紅。這一幕，正是淄川區政協與淄川區法院聯合打造“政協委員+法庭多元解紛平臺”的生動縮影。

　　2023年，淄川區以太河法庭為試點，探索建立“政協委員+法庭多元紛平臺”機制。2024年，該機制在淄川區法院6處法庭全面推行，構建起三級聯動解紛網絡。2025年，通過推動機制提質增效，60名政協委員常態化參與訴前調解。通過打破政協協商與司法調解的壁壘，淄川區探索出“柔性協商+剛性司法”融合發力的基層治理新路徑，將政協制度優勢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治理效能。

　　深耕社會治理，聚力履職下沉。2023年4月，淄川區政協聯合區法院出臺《關于構建多元解紛“共同體”賦能基層社會治理的實施辦法》，明確了“事前商議、事中調解、事后分類處置”工作流程，全力推行“百姓說事、委員說理、法官說法”模式。政協委員以專業優勢化解行業難題、疏導群眾情緒，法官以法律專長明確權責邊界，實現專業互補、協同解紛。

　　在淄川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中心設立“有事多商量”委員工作室，在太河法庭建設“政協委員+法庭多元解紛平臺”并專設旅游調解室，在部分村居、旅游企業延伸設立“政協委員工作站”與“便民法律服務站”。三級聯動解紛陣地，正式開啟“政協委員+法庭”聯動解紛新模式。

　　“政協委員界別多、聯系廣、貼近群眾；法庭擁有專業法律知識與司法權威。兩者結合，就能實現‘1+1>2’的效果。”淄川區政協社會法制委員會負責人說。

　　“政協委員的加入，讓調解工作更有溫度、更具說服力。他們既懂政策、懂法律，又深諳群眾心理，是法庭化解矛盾的重要外援。”太河法庭負責人宋作巖介紹，2025年以來，太河法庭向鎮綜治中心及特邀政協委員轉交案件51件，成功調解41件，另有6件經調解后當事人主動撤訴，調解成功率達80%以上。

　　“政協委員參與調解，不是簡單說和，而是要把行業規則、法律底線和雙方利益都擺到桌面上來談。”淄川區政協常委、區陶瓷行業商會會長馮英嶺，同時也是雙楊法庭的特邀政協委員，“我既是政協委員又是商會會長，對行業規則最熟悉。調解時，我從行業角度幫雙方捋清責任，法官現場釋法，我再引導雙方算清‘信譽賬’。”

　　“政協委員的參與，讓調解從‘單打獨斗’變成了‘聯合作戰’，從‘臨時救火’變成了‘長效防火’。淄川區法院將進一步促進‘糾紛類型與委員專長’精準匹配，通過力量聚合、專業融合，扎實辦好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小案’，有力推動矛盾糾紛‘齊心解’。”淄川區法院院長王玉紅說，6個法庭，6種特色，共同繪就“一庭一品”多元解紛新圖景。

　　“一庭一品”各具特色，讓這些特色長久發光的，是背后專業化的調解力量和科學高效的運行機制。按照“屬地+專業”原則，精選熟悉法律和財務領域知識、善于做協調工作的政協委員組建專業化調解隊伍。建立“政治輪訓+業務實訓+案例研討”三位一體培養機制，開展民法典解讀、調解技巧實戰演練，打造“懂政協、會協商、善調解、守規矩”的復合型履職隊伍。此外，平臺還創新建立“法庭派單—政協派員—委員調解—閉環督辦”全鏈條工作機制，細化駐庭值守、委托調解等流程規范，建立法院、政協雙向考核評價體系。

　　“在‘政協委員+法庭’聯動解紛模式下，法官把握法律尺度，我從行業慣例、人之常情角度幫當事人算法律賬、經濟賬、人情賬，讓群眾感受到法律有尺度、調解有溫度。”淄川區政協委員、山東魯川律師事務所律師羅楊說，“作為政協委員，我盡力把鄰里糾紛、民生瑣事、商事小矛盾化解在訴前、化解在基層。”

　　“我們將重點做好三篇文章：一是深化‘擴面’，推動平臺向金融、環境資源等更多專業領域延伸；二是強化‘提質’，完善‘微聽證、微協商、微監督、精提報’工作閉環；三是優化‘賦能’，加快數字化平臺建設，讓更多群眾享受‘指尖上的解紛服務’。”淄川區政協主席李庭說。

來源：聯合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