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辛會珍 編輯:馮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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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于2026年5月31日《九江日報·長江周刊》,總第1067期,以下為原文。
嘉慶元年(1796年)初,時任兩廣總督的富察?福康安,奉旨北上赴湖南、貴州交界鎮壓苗民起義,其行轅沿贛鄂水路北上,途經九江府。
說到福康安,大眾對他最熟悉的印象,多半來自《還珠格格》里那位風度翩翩的“五阿哥”好友——御前侍衛福爾康。而在金庸先生的《書劍恩仇錄》里,這位福大帥更是被描繪成乾隆皇帝的親生胞弟,身世撲朔迷離,武功高強,是紅花會群雄最難對付的勁敵。
其實,歷史上的福康安才是真正的“原型升級版”——他是乾隆朝最顯赫的滿洲勛貴,孝賢富察皇后之侄,十九歲入軍機處,一生平金川、定臺灣、震西藏,是乾隆朝后期軍界的頂梁柱,死后追封嘉勇郡王。比起武俠小說里的身世之謎與兒女情長,這位“現實版爾康”的人生可謂烈火烹油,極盡榮耀。
據清末徐珂所輯《清稗類鈔·容止類》記載,這位“爾康本尊”在九江停泊期間,并未急于趕路,而是召來了當地有名的“待詔”(剃頭匠別稱)服務。這段看似微不足道的瑣事,恰恰折射出清代特殊的“剃發令”背景與九江手工業的地域特色,堪稱透視清代社會生態與近代轉型代價的精準切片。
九江“待詔”
清代對理發匠的稱呼多沿用“待詔”一詞。
此詞最早源于漢代,初指征召入京、待命詔命的各類人才,通俗點說就是一個等待詔命的職稱。唐代詩人李白以布衣身份被玄宗召見后,就被留下為“翰林待詔”。這位曾在廬山遙望香爐峰、留下“飛流直下三千尺”佳句的李白,其當年的官職實質不過九品待詔。
至宋元時期,“待詔”逐漸演變為對手工藝人的尊稱,如鐵匠、畫匠皆可稱之。有多處落筆潯陽風情的古典名著《水滸傳》中,第四回魯智深尋找打禪杖,開口便喚“兀那待詔,有好鋼鐵么”;到了第二十回,宋江遇著的篦頭匠,也被稱作“待詔”。可見彼時對剃頭匠尊稱“待詔”由來已久。
然而,清代剃頭匠沿用“待詔”之稱,其職能在清初卻經歷了血腥的轉折。順治二年“剃發令”頒行,“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此時的強制執行者主要是清軍兵丁,理發匠往往隨軍行動,充當具體的操刀者。隨著局勢穩定,這項任務逐漸由軍隊移交至民間匠人。
他們挑著擔子走街串巷,擔子一頭是炭爐銅盆,一頭是掛滿刀具的“招牌”,見著留明式發髻的,抓過來便剃,反抗者往往面臨兵刃相加的后果。那時節,“待詔”二字里,藏著漢人的血淚與屈從。直到康熙年間,剃發已成定制,對抗漸消,民間的剃頭待詔才慢慢褪去戾氣,回歸為單純的技藝服務者, 而九江的待詔們,則將這門在高壓下誕生的手藝,磨練到了極致。給福康安剃頭的那位待詔,便是這行里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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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理發師 圖源:原載《聚焦,攝影在中國》,北京: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2018。
福康安的九江剃頭局
福康安,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大學士傅恒之子。他是乾隆朝后期最為倚重的軍事統帥,歷任云貴、四川、陜甘、閩浙、兩廣總督,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追封嘉勇郡王。據《清史稿》記載,福康安“素貴,行事豪侈”。他行軍作戰不喜騎馬,常坐轎指揮,規定轎夫三十六人,輪番更替,且每人配備良馬四匹,隨轎疾行,其奢靡程度可見一斑。
據《清稗類鈔》載,福康安此次過九江召待詔剃發,其難度不在于技術,而在于環境。文中記載:“蓋福既臥坐任意,又倏忽轉側,一不留意,即易致傷損。”福康安身為大清一等權貴,剃發時姿態隨意,毫無定式。對于剃發匠而言,服務對象位極人臣,且性格驕縱,稍有差池,后果不堪設想。這種心理壓力,使得這場剃發遠比其他場合更為兇險。
清代長江流域的剃發匠中,九江待詔素負盛名。其技術特點在文獻中被描述為“奏刀簌簌如風,令人如不覺”。“簌簌如風”形容刀鋒接觸毛發時的頻率極高,非熟練工不可為;而“令人如不覺”則是更高層次的境界,要求剃刀在皮膚表面平穩滑行,既不能因用力過猛導致破皮(俗稱“吃肉”),也不能因力度不足導致毛發殘留,這需要匠人對刀刃角度和手腕力量有極強的控制力。
福康安剃畢,龍顏大悅,當即“命賞五十金”。五十兩白銀在當時確是一筆巨款,按清制,這幾乎等同于一位七品知縣整整一年的養廉銀。對于那位九江待詔而言,這筆重賞不僅是財富,更是一種極高的職業認可。要知道,在《清稗類鈔》的記載中,這位匠人剃完后走出船艙,對旁人感嘆:“吾生平剃發多矣,無如此之難者。”原因便在于福康安“臥坐任意,倏忽轉側”,稍有不慎便會釀成大禍。他能在這般高壓的心理狀態下,做到“奏刀簌簌如風,令人如不覺”,足見其技藝已臻化境。這五十金,與其說是賞賜,不如說是為他在刀尖上跳舞的膽識與毫厘不差的技藝買單。
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初流傳“天下剃頭分兩派,廣濟佬,揚州怪”之說。廣濟(今武穴)與九江隔江相望,兩地匠人同飲一江水,技藝互通。從福康安這次九江剃頭的記載來看,所謂“廣濟派”的盛名之下,實則也隱藏著隔江呼應的九江剃頭流派,二者共同構成了長江流域高超剃發技藝的中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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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康安畫像 圖源:中國歷史博物館保管部編《中國歷代名人畫像譜》
賽珍珠筆下的市井人物新婚前剃頭場景
與福康安官船上“五十金賞賜”的奢華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九江城里的剃頭挑子。距福康安九江剃發百年之后,193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在她于廬山牯嶺別墅完成的作品《大地》中,描寫的清末剃頭場景,肯定有她少女時代在九江(廬山)度過的歲月模型:男主角王龍結婚前去了“剃頭街”。整條街上,一長串剃頭匠站在他們的剃頭挑子后面。
王龍走到最遠處的一個,坐在凳子上。剃頭師傅立刻轉過來,很快從他木炭盆上的壺里往銅臉盆里倒上熱水。“全剃嗎?”他用一種行家的語氣問。“剃頭刮臉。”王龍回答。“修不修耳朵和鼻眼?”剃頭師傅問。“那要加多少錢?”王龍小心地問。“四個錢。”剃頭師傅說,開始在熱水里投洗一塊黑布手巾。
“我給你兩個吧。”王龍說。“那就修一個耳朵和一個鼻眼,”剃頭師傅立刻答道,“你想修哪一邊的呢?”他一邊說一邊向旁邊的剃頭匠做了個鬼臉,那個剃頭匠禁不住大笑起來。王龍看出人家嘲笑自己,有種說不出的心情,覺得自己不如這些城里人;他總是這樣,哪怕他們只不過是剃頭匠,是最下等的人。于是他趕忙說:“隨你好了—隨你好了—”然后他就讓剃頭師傅打肥皂、揉搓、剃刮。
剃頭師傅畢竟還算大方,他沒有額外收錢,熟練地為他捶打肩膀和后背,寬松他的肌肉。他給王龍刮前額時評論說:“剃光了頭這可是個不難看的農民。時興的是剪掉辮子。”他的剃刀緊擦著王龍頭頂上的發圈刮來刮去,王龍忍不住喊道:“沒問我爹我可不能把辮子剪掉!”于是剃頭師傅哈哈大笑,剃齊了他頭頂上的發邊。
剃完頭,把錢數到剃頭師傅又皺又濕的手里時,王龍感到一陣害怕。要這么多錢!這么多錢其實是四文錢,估計王龍打死也想不到可福康安一個頭卻賞了五十兩白銀。
王龍剃頭的故事,背景顯然已越過1911年武昌起義的炮火。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剪辮旋即成為新政權塑造國民身份的象征。孫中山于3月5日頒布《大總統令內務部曉示人民一律剪辮文》,勒令二十日內“滌舊染之污”,違者嚴究。政府組建“剪辮隊”沿街巡查,逢辮便剪,甚至派兵下鄉強行為之。此時待詔的職能,仿佛回到了百年前清初“留頭不留發”的強制歲月,只不過這次是為了“留頭需剪辮”。也正因處于這股勢不可擋的潮流之中,才有了剃頭師傅那句調侃:“剃光了頭這可是個不難看的農民。時興的是剪掉辮子。”
這股剪辮子勢頭與清初剃發同樣猛烈。不久上海、九江等沿江商埠的美式理發店隨剪辮之風迅速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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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辮大會》 圖源:《法國小報》1911年2月5日封面
結語
魯迅在《頭發的故事》中嘆道:“頭發是我們中國人的寶貝和冤家,古今多少人在這上吃些毫無價值的苦啊!”
九江的剃頭匠們,便是這“苦”最直接的見證者與執行者。從福康安時代被迫執行的“留頭不留發”,到《大地》中王龍那死守發辮的愚昧與敬畏,再到民國初年“剪辮隊”沿街巡查的強制去辮,九江待詔手中的那把刀,始終在政權的更迭與百姓的頭皮之間游走。
這把刀,能剃去過客的疲憊,也曾剃去過客的尊嚴;它曾是清初征服的象征,又是民國新生的標志。在歷史的長河中,九江的剃頭匠們守著一方小小的生計,卻無意間也成了時代巨輪下,最鋒利的切片。
【作者簡介】
辛會珍,1969年11月出生,山西臨汾人。九江某央企從事管理工作30多年,研究員。業余喜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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