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7號，內蒙古大雁鎮。

娜日瑪從澡堂出來，裹緊外套站在路邊等車。

一輛黑色轎車滑到她面前，司機搖下車窗，笑得一臉和善——

“姑娘去哪兒，我帶你。”

她猶豫了一下，拉開車門坐上副駕駛。

車開到半路，后排突然竄起一個男人，鋼絲繩從后面套上她的脖子。

她掙扎，指甲把鋼絲繩摳得變了形，脖子上的勒痕一道疊一道。

她在瀕死的邊緣摸出手機，撥出最后一通電話。

話筒里傳來一陣“啊、啊”的聲音，含糊、急促，像被人掐住了喉嚨。

朋友以為是誤觸，掛了。

再打過去，關機。

幾天之后，警方在鎮郊一口廢棄的枯井里找到了她的尸體，脖子上勒著那根鋼絲繩。

兇手叫王旭東。36歲，剛放出來不到一年。

1998年因搶劫入獄，2011年1月刑滿釋放。

沒學歷、沒技術、有案底，找不到正經工作，他開始跑黑車。

跑黑車來錢慢，他把獄里認識的一個叫趙書全的人叫來，兩個人商量了一條更快的路——

把客人騙上車，開到偏僻處，搶完勒死拋尸。

娜日瑪是他們第一個獵物。

僅僅兩天后，50歲的石小麗失蹤。

又過了一天，49歲的馬淑芬失蹤。

三個人，全是女性，全是在獨自出門時消失的。

不到七萬人的小鎮，第一次遇到這種事。

女學生們白天出門都要結伴，下了晚自習一步都不敢多走。

警方一開始毫無頭緒。

唯一能確定的是，這三個女人家境都很普通，失蹤當天沒有穿戴任何值錢的東西。

兇手不是為財，那就是無差別作案。

活要見人，死要見尸。

可尸體會在哪兒？

鎮上的人說，前幾年因為開采煤礦，附近的村子都塌陷了，村民早就搬空了，那片廢墟連狗都不去。

警方把整個荒村掀了個底朝天，什么都沒找到。

就在準備收隊的時候，一個刑警指著某個廢棄民宅里的火炕說——

“這炕上的磚被人動過。”

被人搬走的不是普通磚，全是熏黑的舊磚。

誰會拿這種廢磚？除非有人想在地下砌一堵不想被人看見的墻。

警方順著這堵墻往下挖，挖到最深處，磚塊砌死了一面洞壁。

拆開之后拽出一個巨大的編織袋，袋口一松，尸臭噴涌而出。

那是石小麗的尸體。

緊接著在隔壁房子里又拖出一袋，是馬淑芬。

兩個人都是被鋼絲繩勒死的，手法一模一樣。

兇手銷贓的路子也暴露了。

三個死者失蹤時身上都戴著首飾，尸體上全沒了。

警方順著首飾加工店一家一家查，在牙克石一家店里找到了被害人佩戴過的金飾。

老板記得那個來賣首飾的男人——中等個，偏瘦，顴骨高，說話不急不慢。

根據描述畫的肖像貼出去，很快有人認出來了，是王旭東。

警察在他住處搜出了作案用的鋼絲繩和死者的手機。

他沒法再抵賴。

審訊的時候他交代得特別爽快，把自己怎么和趙書全聯手、怎么選目標、怎么勒人、怎么拋尸，一五一十全倒了出來。

問到娜日瑪，他語氣很平淡，說那女的上車之后一直很緊張，想下車，趙書全直接從后面勒了她脖子。

她掙扎的時候摸出手機按了一下，他聽見電話里喂了一聲，就讓趙書全再勒緊一點。

那通電話，他替娜日瑪掛斷了。

他還想拉別人下水，說還有個同伙叫徐長寶，參與了銷贓。

警方找到徐長寶，那人一臉茫然，說不認識王旭東。

再審，王旭東才改口，說徐長寶是他之前想拉入伙被拒的，自己分贓的時候故意給了他一筆錢，就為了有朝一日被抓了能多拉一個墊背。

真正和他一起動手的，只有趙書全。

2012年12月，法院宣判那天，鎮上很多人在法院門口等。

王旭東、趙書全被判處死刑。

一個多月后，警方在另一口深井里找到了娜日瑪。

她的尸體被泡了將近一年，撈上來的時候還保持著雙手握拳的姿勢。

那是被勒死前最后的掙扎。

王旭東不是天生的殺人犯。

他有搶劫前科，出獄之后找不到工作，心里攢滿了對社會的怨恨。

趙書全跟他是一路人。

他們用最省力的方式篩選獵物——獨行女性，偏僻路段，鋼絲繩。

他們的作案工具就是車里備的一截鋼絲繩，路邊隨時可以買到，不用刀，不見血，勒完人往井里一扔，神不知鬼不覺。

如果不是有人認出了那枚被賣掉的金戒指，他們還會繼續作案。

有一件很小的事一直沒被寫進判決書里。

娜日瑪的葬禮上，她母親蹲在棺材旁邊，用手帕一遍一遍擦她的臉，說：

“我閨女最愛干凈了，洗個澡都要用最香的皂。”

可那副遺體已經在井水里泡了整整一年。

那個曾站在路邊等車的年輕女人，最后被人從荒村地下的磚墻后面拖出來，裹在一只臟得看不出顏色的編織袋里。

她們只是在一個尋常的下午出了一趟門，只是上了一輛車，只是接了一個沒有聲音的電話，只是被這個世界遺忘了。

你們覺得，當一個社會讓刑滿釋放人員徹底失去合法生存空間時，我們是不是也在無形中把一些人逼成了惡魔？

是那個在火炕下砌墻的王旭東，真的天生就該死嗎？

還是說，當一個人出獄后發現“做個好人”比“做個魔鬼”更難時，悲劇就已經注定了？

有時候，最深的恐懼不是來自鋼絲繩，而是來自你以為安全的生活里，那扇隨時可能為陌生人打開的車門。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