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都看到了，是后車追尾。”——一群路人站在街角目睹了一場輕微的交通事故，每個人心里都清楚發生了什么，但只有在這句話被大聲說出之后，事故才從“每一個人的私人觀察”變成了一種全新的認知狀態：每個人不僅自己知道，而且知道別人也知道，并且知道別人知道自己知道。史蒂芬·平克在他新近出版的《共同知識》中告訴我們，這種“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無限遞歸嵌套，乍看令人眩暈，卻構成了人類協作最底層的邏輯基石。

正如半個世紀前，美國脫口秀之王約翰尼·卡森在《今夜秀》的獨白中開的一句玩笑，至今仍影響著美國人的心理思維。

共同知識不是用來傳播知識，而是用來協調行動

長久以來，“共同知識”在日常語言中被輕率地理解為“大家都知道的事”——哪個街區的房價在跌，或者某位名人的婚姻狀況。但在博弈論與認知科學的專業術語中，這個概念有著截然不同的鋒利含義。平克指出，真正的共同知識絕非眾人皆知的事實，而是一種認知狀態：不僅每個人都知道某件事，而且每個人都知道“每個人都知道”，且每個人都知道“每個人都知道‘每個人都知道’”——如此無限循環，像一組沒有盡頭的俄羅斯套娃。

一個人看到交通事故是私人知識；一群人圍觀同一場事故，也只是并列的私人知識。只有當有人公開宣布“你們全都看到了這起事故”，這起事故才成為共同知識。宣布行為沒有增加任何新的事實信息——事故確鑿無疑地發生在那里——卻徹底改變了每一個在場者的推理結構。正是這種從“我知道”到“我知道你知道”的微妙躍遷，構成了平克這部著作的起點。

為了讓人直觀地理解這個躍遷，平克借用了一個流傳數十年的邏輯謎題，他將其改編為“心理學家與牙縫里的菠菜”。12位自詡精明的心理學家共進晚餐，其中3人的牙縫里嵌著菠菜渣，但沒有人照鏡子，所以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牙齒是否干凈。他們能看見別人的牙齒，卻從不開口指出。

主持人看不下去了，宣布道：“你們中至少有一人牙縫里有菜渣。當我敲響酒杯時，就是剔除菜渣的好時機。”然后敲響酒杯。無人行動。第二次敲杯后，依舊無人行動。第三次敲杯時，三位牙縫里有菜渣的心理學家同時動手剔干凈了牙齒。

他們是怎么推斷出來的？若只有一人牙縫不潔，此人在聽到宣告后環顧四周，發現其他人的牙齒都干干凈凈，便會立即知道問題出在自己身上，于是在第一次敲杯時就行動。若有兩人，每一位都會想：我看見那人牙上有菜渣，但若我自己是干凈的，那人便應在第一次敲杯后就行動；他沒有行動，說明他看見了我牙上的菜渣，因此我的牙齒一定也有菜渣。于是兩人會在第二次敲杯后同時行動。

以此類推，n位“邋遢用餐者”會在第n次杯響后同時剔干凈牙齒。主持人的公開宣告沒有透露任何新信息——因為所有人都已經看到至少有一位“邋遢用餐者”。但宣告將一個“每個人都知道”的私人事實，轉變為一個“每個人都知道別人也知道”的共同知識，從而啟動了推理的那條遞歸鏈條。平克用這個故事點明了全書的一個核心論點：共同知識不是用來傳播知識的，而是用來協調行動的。

語言、分歧與理性投機

語言正是這種最早，也最無處不在的共同知識。一個詞之所以有意義——比如“胡椒”代表胡椒、“鹽”代表鹽——并非因為它的發音有什么天然合理性，而是因為語言群體的所有成員都默認他人也這樣理解，并且默認他人知道自己這樣理解。

平克引用一位詩人的話：“說話是一種無與倫比的信念行為。當我提到mouse時，你怎么確定自己不會聯想到停車標志？”答案是：詞語的意義就是語言使用者之間的共同知識。兒童從學習語言之初就已經默認了這一點——心理學家迪森德魯克和馬克森的實驗表明，三歲孩子在學會一個新詞后，會自然而然地假定陌生人也能理解它，這并非兒童將自我認知與他人認知混為一談，因為當被告知關于某物品的新知識——如我家的貓喜歡玩鬧鐘，他們不會假定陌生人也知道這一點。語言為共同知識提供了最原初的訓練場。我們每天都在用它完成不計其數的協調：從說一句“能把鹽遞給我嗎”到簽訂一份復雜的合同。

但共同知識的邏輯并不僅僅服務于合作。它同樣解釋了人們為何分歧不斷，甚至為何一個理性的人在另一個人眼里往往顯得不可理喻。平克引入了一個令許多讀者意外的定理——經濟學家羅伯特·奧曼的“協議定理”。

這條定理的結論簡潔到令人不安：如果兩個理性主體擁有相同的先驗信念，并且彼此知道對方的后驗概率，那么他們不可能“同意保留分歧”。換言之，在充分交換信息之后，理性的人必須達成一致。然而現實世界中的分歧遍地都是，這只能說明：要么人們并不理性，要么他們的先驗信念不相同，要么信息沒有真正變成共同知識。

平克敏銳地追問：憑什么兩個人的先驗信念會相同？今天的先驗不過是昨天的后驗。如果一個人說“我認為某總統候選人輸掉選舉的可能性低到不可思議，即便有大量證據表明他輸了，也不足以動搖我的信念”，這很難站住腳——除非他承認自己的先驗并非來自之前的證據，而是來自某種不愿意被檢驗的立場。

如果協議定理成立，它會帶來一個更加令人不安的推論：理性主體不應參與投機交易。平克在書中對此進行了犀利剖析。投機交易與互補性交易不同——我喝不完的牛奶換你穿不完的羊毛，那是因為需求互補；而投機交易的本質是，雙方對資產未來在第三方眼中的價值存在分歧：一個人認為價格會上漲而買入，另一個人認為會下跌而拋售。

但價格在市場中是共同知識：每個人都知道當前價格，也知道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兩人對世界的認知相同，持有相同先驗信念，那么他們本不會對資產的“合理價格”產生任何分歧。既然如此，為什么投機交易每天都在發生？平克的回答是：至少有一方是非理性的。

這恰恰印證了金融學中最可靠的一條常識——普通投資者不應試圖戰勝市場。本書指出，不要盲從熱門小道消息，不要因為某家公司推出瘋狂炫酷的新產品就購買其股票，不要預測未來幾年人們會減少購買洗滌劑或增加購買威士忌與加密貨幣，不要迷信由嚴謹研究團隊或天才投資管理者操盤的共同基金。

理由很簡單，任何令你心動的零星信息，幾乎都已成為共同知識，早就有無數交易者據此調整了買賣價格。如果你與某個買家或賣家對價格存在分歧，說明至少有一方是非理性的，就像撲克牌桌上的名言：環顧四周找不到傻子時，你自己就是那個傻子。

與其繳納毫無優勢、日積月累只會加劇虧損的年管理費，不如投資低成本的指數基金。這種基金從整個市場中隨機抽取組成的資產組合，你只需安心分享生產力提升帶來的企業增值即可。這并非道德說教，而是共同知識邏輯的一個直接推論。

當共同知識走向瘋狂

以此推論，該如何解釋經濟史上一再出現的泡沫、崩盤與恐慌？

平克回溯了凱恩斯的“選美比賽”隱喻：投機投資者不是在押注一家公司的真實盈利能力，而是在預測其他投資者后續會爭相買入從而推高價格的行為。當投資者看到同行開始哄抬資產價格，或者目睹一個可能引發更多投資者跟風的公共事件——一則廣告，或者一張網紅發布的消息——短期的投機狂熱便獲得了“合理性”。

泡沫就是這樣被吹大的，直到市場里再也找不到“更大的傻瓜”。2021年游戲零售商GameStop的股價在社交媒體網紅“咆哮貓咪”的推動下一飛沖天，兩年后股價回落，而那位網紅又發布了一張游戲相關的卡通圖，該卡通圖隨即成了全網熱梗，在短短兩天就刷爆網絡，GameStop股價又一次翻了數倍。

那張卡通圖沒有任何基本面含義，它唯一的“信息”是其他投資者也看到了這張圖。這便足以啟動自我實現的上漲。泡沫的反面是擠兌和恐慌。銀行擠兌是這種遞歸式恐慌的經典模型——每位儲戶都知道，只要其他人不取款，大家的錢就安全；但只要擔心別人會取款，哪怕僅僅是這種擔心本身，擠兌就必然發生。平克引用羅斯福的名言“我們唯一需要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時指出，這并非修辭，而是字面意義上的真話，對恐懼本身的恐懼，正是銀行擠兌的直接原因。

整本書中最能體現共同知識“雙面性”的案例，當屬衛生紙搶購潮。2020年疫情暴發之初，世界各國紛紛上演了匪夷所思的衛生紙短缺風潮。平克追溯到一個關鍵的歷史坐標：1973年12月19日深夜，美國脫口秀之王約翰尼·卡森在《今夜秀》的獨白中開了一句玩笑：“各位都知道，最近到處都缺稀罕物。不過你聽說最近的新聞了嗎？我可沒開玩笑。報紙上都登了——衛生紙嚴重缺貨！”

這句話并不屬實。但在那個只有三家電視臺的年代，近兩千萬觀眾在同一時刻收看了這檔節目。每位觀眾在聽到這句話的瞬間都意識到：其他千百萬人也同時聽到了這個“短缺”的消息。共同的收聽經驗將一條虛構的傳聞，瞬間轉化為“盡人皆知且盡人皆知他人皆知”的共同知識。第二天，美國各地超市上演衛生紙被一搶而空的相似場景。這場恐慌持續了數月，衛生紙價格翻倍，黑市應運而生，而生產商從未真正缺貨。

更耐人尋味的是，自那以后，“緊急情況下囤積衛生紙”的腳本便寫入了美國人的集體記憶，反復上演。共同知識可以因為一句玩笑而瞬間建立，其影響力可以跨越半個世紀。你搶購的從來不是一卷紙，而是一種“知道別人也知道”的心理安全感。

哲學家與博弈論學家或許滿足于為共同知識搭建完美的數學結構，但平克的雄心遠不止于此——他想弄清楚這套抽象的邏輯裝置是如何裝進人類有限的腦容量里，并演化出直覺性的社會感知能力的。

我們無法在意識層面完成超過三四層嵌套的“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卻依然能精準地區分“公開宣告”與“私下耳語”，能下意識地判斷一件事是否已經不容否認地暴露在所有人面前。平克將這種能力歸結為演化賦予的“共同知識器官”：人類擁有一套專門檢測社會信息“公開性”的認知機制，它把無限遞歸的邏輯壓縮為一種類似于審美或道德的直覺。這是我們能夠建造城市、制定法律、發行貨幣，同時也會陷入泡沫、恐慌，上演“皇帝的新裝”式集體盲從的共同生物學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