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花》2026年第5期

作者簡介

杜學文，山西省作家協會原黨組書記、主席，山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出版發表有文藝評論著作《寂寞的愛心》《人民作家西戎》《追思文化大師》《生命因你而美麗》《藝術的精神》《中國審美與中國精神》，文明史研究著作《我們的文明》《被遮蔽的文明》《融合與創新》等300多萬字。先后獲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中國金鷹電視藝術節電視藝術論文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長江文藝》雙年獎、《文學報·新批評》優秀評論獎等。

正文共： 657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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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學文

今天，我們在趙樹理誕辰120周年之際討論趙樹理與新大眾文藝的話題，意義重大。中國新文學運動民族化、大眾化的實現與趙樹理的關系極大。而今天中國文化的不斷繁榮又與新的大眾文藝有著莫大的關系，對推動新大眾文藝的發展進步有著極為重要的啟示。

趙樹理在推動中國新文學實現民族化、大眾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

新文學運動的興起，首先是以白話文為代表的新文學對文言文為代表的舊文學進行了“革命”，使中國文學從“舊”轉向了“新”。其中包含著許多具體的內容。如陳獨秀就有諸如《文學革命論》等文章進行了專門的討論。他在這篇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文章中“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倡導要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在新文學運動風起云涌、大家迭出、成果累累的潮流中，人們意識到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就是新文學的成果主要在知識分子或者說文學圈內傳播，對社會大眾缺乏影響，是一種脫離了大眾的文學。其主要原因是與大眾生活、大眾審美、大眾需求存在著很大的距離。

這種現象引起了文學界乃至于文化界的高度重視，各地均展開了相關的討論。如1936年上海左翼文學界曾圍繞“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展開論爭。盡管這一爭論比較關注的是抗日戰爭條件下抗日統一戰線的立場與領導權的問題，但所討論的問題卻是文學與人民大眾的關系問題。如胡風就撰寫了《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么》一文。魯迅也撰有《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文章。其中就文學本體而言，就是要解決文學與大眾之間的關系問題。這一論爭在延安也有表現，主要是以魯迅文學藝術院為代表的一方與來自大城市的加入“中華全國抗敵協會”的藝術家為代表的一方之間的爭論。在抗日戰爭期間的太行、太岳根據地對此也有比較集中的討論。以趙樹理等人為代表的文化人認為應該走民族化、大眾化的道路，利用、改造廣大民眾喜歡、接受的“舊形式”來表現“新生活”“新時代”與“新人物”。

趙樹理本人是比較早地意識到這一問題的作家。他的創作開始于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從其存留的作品來看，這一時期的創作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與新文學運動初期北京、上海等地的新文學作家的創作風格一致，比較注重人物內心世界的描寫，淡化事件與情節的敘述以及人物的性格等等。可見他雖然身在太行山區，但受新文學的影響還是比較深的。不過，由于他給老鄉誦讀新文學作品，發現他們并不喜歡，由此意識到要向讀者傳播新思想、新文化，還必須采用他們喜歡的方式。之后，他進行了大約十年左右的通俗化創作歷練，期間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長篇小說《蟠龍峪》。在1943年的時候，他根據生活中的真實事件加以藝術性提煉，創作了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被視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這種所謂的“劃時代”，主要是在中國新文學的演進歷程中體現出來的。

在此之前，關于民族化、大眾化的討論已經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也有許多作家、藝術家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如田間、柯仲平、邵子南等人就倡導“街頭詩運動”，田間的《假使我們不去打仗》等詩作曾產生過廣泛影響。但《小二黑結婚》的出現非同凡響，不僅在各根據地，而且在上海、重慶等中心城市也反響頗重。如果說之前的那些討論、創作是中國新文學之長河匯聚的涓涓細流，那么，《小二黑結婚》似乎打開了新文學民族化、大眾化的閥門，新的文學作品噴涌而出，中國新文學出現了嶄新的氣象。從內容來看，表現民眾覺醒、奮斗、抗爭的作品多了起來，適應民眾審美需求的作品也不斷涌現。新版畫運動、新戲劇運動等陸續興起。戲劇如《白毛女》，詩歌如《王貴與李香香》，小說如《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呂梁英雄傳》《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荷花淀》等陸續出現，標志著中國新文學在實現了對舊文學的革命之后，完成民族化、大眾化之新時代的到來。這一時期主要是解決了文學“寫什么”與“為誰寫”的問題。

1942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產生了深遠影響，是中國共產黨文藝理論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理論成果。“講話”的核心問題就是要解決好作家、藝術家與人民群眾之間的關系問題。當時的中國社會，盡管出現了眾多的先行者，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中國的現狀，救民眾于水火，挽國運于既倒，但相對于普通民眾而言，一個極為艱巨的任務就是要覺醒——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與社會理想的覺醒。這一時期的民眾大致有這樣一些特點。一是人數眾多。雖然其中的很多人對現實不滿，但不知道自己的出路與方向，也不知道自己該怎么辦。二是民眾的文化素質較低，文盲率較高，識字率較低。這意味著人們的閱讀能力比較差，接受新知識、新文化的能力不夠。三是社會思潮的傳播方式比較單一。口口相傳是最重要、最普遍的傳播渠道。印刷出版等基本上局限在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大城市。四是社會階層相對簡單，社會組織能力較弱。特別是具有堅定理想信念的組織比較少。更重要的是民眾個體的自我意識與社會理想不明確，或者說急需喚醒。而包括趙樹理在內的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先覺者與先行者面臨的重要任務就是要通過各種方式，包括文藝的方式來把社會的主體——廣大民眾喚醒，并組織起來。盡管趙樹理認為自己是大眾的一員，但大眾仍然是被喚醒者、被動員者、被組織者，而趙樹理等人則是具有主體自覺性的，是從事新文學乃至于新文化的創作與傳播的已經覺醒了的人們。他們的使命是進一步喚醒民眾，團結民眾，激勵民眾。這是其創作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從理論層面解決了許多創作的重大問題，如文藝的使命問題，為誰服務的問題等，并倡導走民族化、大眾化的道路。而《小二黑結婚》則從創作層面體現了理論的實踐，并影響中國文壇逐漸形成了適應時代要求、表現社會變革、體現民族化、大眾化要求的審美范式。這一時期的大眾，并不僅僅是數量的多寡或社會地位的高低，更主要的是，在時代變革、民族危亡之時，主體意識的覺醒與確立。或者也可以說，正是中國新文學實現了民族化、大眾化，才有效地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整體覺醒。

在中國新文學實現了民族化、大眾化之后，逐漸形成了一種影響深刻的審美范式

這種審美范式在今天仍然產生著極為重要的影響。盡管在新文學完成民族化、大眾化的進程中，趙樹理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我們仍然不能說這是他一個人努力的結果。趙樹理正是一位在適當的時機創作了適當的作品的杰出作家。在《小二黑結婚》之后，他又陸續創作了《李有才板話》《孟祥英翻身》，以及長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等一系列作品。而在大致相同的時期內，更多的作家、藝術家來到山西抗戰前線，創作了大量的表現敵后抗戰的作品，其中有小說、詩歌、散文，以及戲劇、音樂、電影、版畫等。幾乎可以說，當時那些最具影響力的作家、藝術家大部分都來到過前線，他們或者慰問演出，或者采風考察，有的甚至一直在前線工作，直至抗戰全面勝利。有的犧牲在血與火的戰場上，他們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詩稿。而在敵占區與租界工作的作家與藝術家也創作了大量的相關作品，如茅盾有《子夜》《白楊禮贊》等，張恨水有《虎賁》等。而山西本土也出現了一大批重要的作家與藝術家，如馬烽、西戎、束為、孫謙、胡正等作家，力群、蘇光等藝術家。這一時期的創作，適應大眾審美的需求，借鑒中國傳統藝術與民間藝術的表現手法，描寫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民的覺醒、奮斗、抗爭，不僅在表現形式上顯現出由傳統而來的新面貌，在內容上更生動地表現了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團結、勝利的輝煌歷史。中國新文學真正展現出時代的新面貌。這就是其表現手法、藝術特色更為適應普通民眾的審美需求，其描寫對象、敘述事件以人民的覺醒、奮斗為主要素材。人民在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生活、境遇與未來。他們不僅是中國社會生活的主體，而且也是中國文學的主體。

可以說，經過包括趙樹理在內的眾多作家的努力，中國的文學藝術形成了一種新的審美范式，產生了極為重要而深刻的影響，在中國文學與藝術領域的整體中占據主導地位。其主要特點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一是描寫的人物是覺醒了的大眾。他們在黨的號召、組織下快速覺醒，并勇敢地行動起來，成為拯救中國命運、改變中國現狀的主力。人民大眾是作品的描寫主體，是社會生活的主人公。二是作品的整體格調充滿了濃郁的理想主義色彩。不僅其中的人物有明確的人生目標和社會理想，作品在整體表達上也熱切地表現出社會生活的主體傾向是積極的、向上的。僅僅用“現實主義”來概括恐怕還是不夠的，用“浪漫主義”來標識恐怕也不一定準確。如果用“革命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來表達可能是最為恰當的。三是作品的結構以情節為核心，依照客觀事件的自然發展進程構成作品的主體，并力求表現出歷史發展的某種必然趨勢。四是十分注重刻畫人物的性格，力求以細節來塑造鮮活的人物形象。因而其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極為突出的，對作家熟悉生活的要求也是非常嚴苛的。這些特點在趙樹理等人的小說中表現得極為突出、極為典型。這一時期，主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描寫大眾的問題，也就是“如何寫”的問題。大眾不再是懵懂的、迷茫的，而是個人的主體意識覺醒，有著清醒的人生方向與價值指引，并且愿意為自己的未來與理想奮斗、奉獻的，洋溢著濃郁的理想主義與家國情懷的，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煥發出新的生命意志的“新”大眾。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后，這種審美范式在實踐中逐漸成形。盡管具體的作品存在很多差異，但總體來看存在著明顯的一致性。如小說創作，趙樹理、柳青、李準等更關注農村題材，但他們表現的農村社會是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個人意識覺醒與社會理想確立之后的奮斗歷程，與那些以城市、工商業為題材的作品有著審美理想與表現手法上的相近性。以散文為例，魏巍多以軍事題材為主，所寫的內容多為“大事件”。而楊朔則多寫小人物、小景致，但他們表現出來的審美情調卻是一致的——濃烈的理想情懷，崇高的價值追求，對國家、人民的熱愛與責任，以及對未來的憧憬。

新時代“新大眾文藝”語境中的文學創作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

所謂“新大眾文藝”，強調的是“大眾”，這是文藝創作的主體。但突出的卻是“新”，不是停留在過去時代的“舊”大眾。也就是說，今天我們所談的“新大眾文藝”，與當年趙樹理等人推動文藝創作的民族化、大眾化存在著一致性，但更存在著差異性。所謂“一致”，是文藝創作的主體是一致的，就是“大眾”；所謂“差異”，是今天的“大眾”與當年的“大眾”已經大不相同了——個人的文化素養不同，社會的文化背景不同，大眾的社會地位不同，創作與傳播的手段不同等等。這個“新”大致有這樣幾個特點。

一是大眾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今天民眾接受教育的普遍性近乎百分之百，區別只是程度的不同。即使某些人接受教育的層次比較低，識字率仍然大大提升。這意味著人們閱讀能力的改變，也意味著人們接受外來知識與思想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自我表達的可能性也得到了強化，民眾有更為強烈的表達愿望。因而，文藝創作不再是作家與藝術家的專屬，而是演變為人人皆可參與的普遍的社會行為，可以說人人皆是創作者，人人皆是參與者。這也反映了社會文化水平的整體提高與文明程度的整體躍升。

二是大眾欣賞形態的普遍變化。特別是由于互聯網技術的出現，人們的欣賞方式呈現出碎片化、即時性與隨意性。很可能沒有時間安靜地欣賞完一部完整的作品，而是斷斷續續地欣賞，欣賞也不再受場地、時間與完整性的限制。同時，信息的傳播也變得更為便捷、快速，人們可以在網上方便地欣賞到世界各地最優秀、最具影響力的作品，人們對藝術的欣賞能力、水平、渠道都有很大的改善、提高。如可以在網上搜索自己喜歡的作品反復欣賞，而對不喜歡的作品隨時放棄。大眾的欣賞方式與欣賞水平發生了具有根本意義的變化，亦由此其欣賞要求也發生了極為重要的變化。

三是大眾創作樣式的普遍改變。作品的樣式更為多樣，形態更為豐富。如文學出現了網絡文學，藝術出現了網劇、短視頻等，還出現了可視為藝術的新樣式如游戲、IP轉化、AI技術生成等。只要掌握了相關的技術就可以進入創作的狀態，其成果就能夠非常方便地走向社會，產生影響。各種主播、網紅雖然不一定從事文藝創作，但有很多人卻是文藝作品的傳播者、推廣者。

這些變化反映了文藝創作出現的新形態。在現實生活中，文藝創作不再是專業人士的專屬，而是人人皆可參與的、具有普遍性的生活現象。就是說，創作成為大眾的一種日常生活，出現了許多諸如網絡大V、網紅，以及個人行為的創作。很多非專業人士自發創作的作品在網絡上走紅。如河南許昌興源鋪村農民根據本村真實發生的事件自發拍攝了電影《鬼子進村》。河南淮賓縣農民也自發拍攝了一部名為《楊柳春風》的電影。這是一部農民拍、農民演、演農民的“三農”電影，曾獲河南省電視劇和網絡劇、網絡電影選題的扶持。而安徽阜南縣新建村的鮑小光等成立劇組帶留守村莊的20多位老人拍攝“三國”短視頻，憑借流暢的鏡頭與密集的笑料引起強烈反響。其短視頻粉絲量超過230余萬，圓了他從事藝術創作的夢。這些作品從專業的角度來看，仍然十分粗糙，但從“創作”的角度來看，則使本來屬于專業人士的行為普及到了大眾的日常生活之中。其積極的方面是激發、調動了所有人的創作積極性、參與主動性，從而整體上提升了全社會的文化程度與審美水平，激發了民族的文化活力與創造力。但消極的方面是，由于參與者個人的審美喜好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表現能力不同、價值選擇不同，出現了泥沙俱下、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現象。比如有人認為短視頻是“以粗略的表現手法來滿足低劣的心理需求”，這種觀點雖然有點極端，但也從某種意義上反映了“泛文藝”現象存在的問題。同時，這種“大眾性”的創作現象由于缺乏專業性，可能會消解“文藝”的專業邊界，亦可能會導致“藝術”的消亡。這使社會文化形態表現出空前未有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急需解決的是如何引導大眾提升創作水平，也就是如何才能“寫得好”的問題。

針對新出現的這種“大眾文藝”現象，積極的態度就是要進行有效的引導。這種引導首先是價值表達的引導。在眾語喧嘩的“文藝”現象中，由于創作者的認知不同，會出現價值表達的差異。其中一些可能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悖。如宣傳錯倫、擦邊、暴富、暴力等，還有的夾帶了有目的的“私貨”。一些作品或者設計首富女總裁與窮困小伙的戀情故事，或者設計某地被黑社會控制然后被地下幫會組織鎮壓等類似于“一夜暴富”“瞬間翻身”的橋段等等。這些都需要進行有效的引導。其次是藝術創作的引導。由于參與創作的人員大多沒有或缺乏專業訓練，對創作規律、表達手法的掌握比較陌生，經驗較少，在藝術呈現方面多有各種不到位、不精致，敘述不合邏輯，表演脫離劇情，故事不切實際等問題。隨意性、主觀化、低俗化等現象比較突出，急需有經驗、有成就的專業人才進行指導、提升。再次是技術運用的引導。隨著新的技術不斷出現，藝術創作對這些技術的運用成為常態。這對使用這些技術來創作的人員是一個考驗。盡管很多年輕人對掌握新的技術手段比較方便，但仍然存在許多需要從技術層面解決的問題。由于新技術功能的復雜性決定人們并不能夠很快了解、掌握其全部功能。還有一些則涉及法律責任。如AI技術的使用就普遍地存在這樣的問題。

從具體的工作來看，加強引導要強化這幾個方面。一是要把新大眾文藝的創作納入政府支持引導的范疇，加強對這種現象的關注、支持；二是要對那些有影響的創作群體進行相關的培訓，通過培訓提升他們的思想境界、文化修養與藝術水準；三是要加強文藝評論，對重要作品、重要創作現象，以及重點創作人才的創作進行引導。同時，要強化傳播平臺的責任意識，改變放而亂、管而死的狀態，營造良好的藝術生態。

那么，是不是會出現趙樹理這樣的既具有積極的價值追求與創作實踐，又能夠適應大眾審美需求，且有優秀的藝術表現力的創作者，以引領、提升社會整體創作水平與審美水平呢？對此我們還是充滿信心的。這是時代變革的迫切要求。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專業人士關注“新大眾文藝”現象，在普及的基礎上使其得到提高。我們的任務就是要進一步引導、提升其創作水準，多出活色生香、貼近大眾，思想性、藝術性俱佳的創作成果，以更多更優秀的作品來引領大眾的創作與審美，提升整個社會的精神文化與情感審美的境界。

題頭書法：趙毅

（刊發于《火花》202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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