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鄭州北郊。
枯草凝著白霜，刑場周圍拉了警戒線。
一個年輕女人被帶下車，腳鐐在水泥地上拖出刺耳的聲響。
法警遞過執行書讓她簽字，她一筆一畫寫下“郭爽”兩個字，手穩得不像快死的人。
就在被押著往前走時，旁邊的女法警湊到她耳邊，壓低聲音說了句話。
郭爽整個人像過了電，腿一軟蹲在地上，嚎啕大哭，哭著哭著又笑出聲，眼淚鼻涕糊了滿臉。
在場的人都愣住了——一個馬上要被槍斃的犯人，怎么突然樂瘋了？
她聽到的那句話是：“他改判了，死緩，不用死。”

時間倒回2005年。
郭爽剛從衛校畢業，家里費盡周折把她塞進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人事處，做臨時工，沒編制。
村里人都說老郭家閨女出息了，她自己也覺得，只要肯干，轉正只是時間問題。
臟活累活她全包，加班從不推，同事支使她跑腿她笑著答應，領導批評她低頭聽著，所有委屈都咽進肚子里。

她不知道，有人把她這股拼勁全看在眼里——不是欣賞，是盤算。
方偉召，人事處處長，河南禹州農村考出來的狠人，同濟大學博士，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博士后，2004年被鄭大作為特殊人才挖回，一來就是博導，次年兼任人事處處長。
履歷金燦燦，離婚的事卻沒幾個人知道。他在美國離了婚，回國后一個人住，事業風光，人后冷清，主意打到了手下那個新來的臨時工身上。
2006年2月26日，方偉召生日，處里的人張羅慶祝，郭爽也被叫去。
包廂里輪番敬酒，她哪經得住，幾杯白酒下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散場時方偉召主動說送她回家，車卻拐進了自己小區的地下停車場。
第二天早上郭爽醒來，躺在陌生床上，旁邊睡著頂頭上司。
方偉召醒了，不慌不忙靠著床頭，拋出交易：“愿意跟我保持關系，轉正的事我來辦。”

一個沒編制的臨時工，想在三甲醫院轉正，正常渠道遙遙無期。
可方偉召是人事處長，全院進人他一個人簽字就管用。
郭爽猶豫了——報警？工作肯定沒了，事情傳回老家，父母在村里抬不起頭，所有前途全砸。
他拿捏的不是一個女人的身體，是一個沒有退路的臨時工對未來的全部渴望。
她咽下了那口氣，以為忍一忍就能過去，以為他總有一天會兌現承諾。
她錯了。
半年里她被隨叫隨到，用各種由頭威脅控制，手機必須24小時開機，不回消息就是一頓罵。
想提轉正，對方每次都含含糊糊推脫：“快了快了，再等等。”

熬到2006年8月，醫院公開招聘有編制的護士，郭爽參加考試過了分數線。
拿到通知單時她愣住了——還是臨時工合同。
她沖到方偉召辦公室，把合同拍在桌上質問。
方偉召靠在椅子上，臉上掛著從未有過的厭煩，像看一件用過的東西：“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樣，還想轉正？玩玩你而已，別當真。”
郭爽說，那一瞬間她腦子里有什么東西斷了，不是憤怒，是整個人被抽空了。
這半年多的忍辱，全是一場笑話。
那段時間她開始泡網吧，不是打游戲，就是坐在屏幕前發呆。
在網上認識了王子健，1988年生，還在滎陽讀高二，比她小五歲。
男孩對她一見鐘情，追得認真，省飯錢給她買圍巾，放學騎四十分鐘自行車來鄭州看她。
郭爽被他的熱情慢慢融化，答應了見面，正式在一起。
她無數次深夜崩潰痛哭，卻不敢把方偉召的事告訴他，怕他沖動，更怕他嫌棄。

有一天她還是沒忍住，哭著全倒了出來。
王子健聽完臉漲得通紅，脖子上青筋暴起，拍著桌子說：“我要殺了那個王八蛋！”
郭爽嚇了一跳，拉住他：“你瘋了，殺人要償命的！”
他紅著眼睛說：“我不怕。”
她以為是一時氣話，卻不知道這個十七歲的少年是認真的。
2006年9月30日下午，郭爽給方偉召打電話，說想再談談轉正。
方偉召開著本田來了，車停在鄭東新區金水東路和明理路交叉口。
郭爽讓他靠邊停，后座底下猛地竄出王子健，一把手術刀架在方偉召脖子上。
他們把他逼到副駕駛，郭爽開車往偏僻郊外開。
到沒人的地方，王子健用刀片劃傷方偉召的頸部和手腕，方偉召掙扎著滾下車往路上跑。
王子健抄起鐵錘追上去，朝頭部猛砸。
方偉召倒在草叢里，再沒動。

兩人把尸體抬上車，開到新鄭市崔垌村附近的土路邊，潑上汽油，連車帶人點著。
火光照亮兩張慘白的臉，他們帶著搜出的幾千塊錢逃到鄭州火車站，卻不知該往哪逃。
案發不到24小時，警察在候車室找到他們。
審訊時，兩人都拼命把責任往自己身上攬，郭爽說是她主謀，王子健說是他沖動，都想替對方扛。
2007年8月，鄭州市中院一審判決：兩人均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旁聽席上，郭爽的母親直接暈倒，王子健的父親把頭埋在手心里發抖。
郭爽最怕的不是自己死，是那個十七歲的少年要跟她一起上路。
她覺得自己欠他的，那條命不該被拖進泥潭。
案子報最高院復核，認為王子健犯罪時未滿18周歲，依法不適用死刑立即執行，改判死緩；郭爽維持原判。
死緩，不用死。

2008年12月，死刑執行通知下來。
押往刑場的路上，郭爽一遍遍問：“王子健今天會不會也被帶過去？”
沒人回答。
女法警不忍心，在行刑室路上說了實話：“改判了，死緩，他不用死。”
然后就是開頭那一幕——她蹲在地上嚎啕大哭，哭著哭著又笑，反反復復說：“太好了，太好了，我死也值了。”
執行前半小時，她在遺書上寫：“如果能活著出去，希望你能重新開始；如果愿意，請替我照顧我的爸爸媽媽。”
這話轉達給獄中的王子健，他沉默很久，說：“告訴姐姐，不是她欠我的，是我自己的選擇，我到現在都真心喜歡她。”

半小時后，郭爽被帶進行刑室，25歲。
這案子過去快二十年，偶爾還有人提起，總在嘆氣。
有人說他們太蠢，被欺負了可以報警，為什么用極端報復？
可站在郭爽的角度，一個沒編制、沒靠山、沒退路的臨時工，被頂頭上司拿捏得死死的。
報警需要證據，她沒有；說出來需要勇氣，代價是全家的名聲和前途。
在那個年代，對一個年輕女人來說，這不光是前途問題，是能不能活下去的問題。
我不是替殺人辯護，殺人是錯的，觸犯法律就要承擔后果，郭爽也認了。
但真正該琢磨的是：方偉召手里那點權力，是組織用來選拔人才的，他拿它干了什么？
把一個女人逼到絕境，最后也把自己的命搭了進去。
地獄里最熱的地方，往往留給那些濫用權力的衣冠禽獸。
整理這段往事時，我總在想：如果當時醫院有人站出來，如果方偉召第一次越界就有人制止，事情會不會不一樣？
可惜沒有如果。
你們在職場里遇到過這種被權力壓得喘不過氣的時候嗎？哪怕沒到這種極端，那種無力感也體會過吧？
有些話悶在心里，不如說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