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徐志摩去世前一年經濟困窘，寄住在胡適家中，夏日竟只有一件白襯衣可以替換穿著嗎？
1931年初春的北平，西郊還殘著薄雪，城里卻已彌漫紙煙與豆汁的混味。走進北大三院，講師們拎著書卷，口袋里最多裝著兩三塊“京洋”，不妨礙他們談尼采、談杜甫，也順口抱怨房租。那一年，校方給講師開出的月薪大多在五六百塊大洋上下，日子并不寬裕，卻也足夠一個單身漢在南城租間帶炕的小屋。偏偏新來的徐志摩不是一個人生活。
不久前，他從上海趕來，托胡適把臥室挪到三樓的一隅。木樓梯一踩就咯吱作響，房間只放得下一張小床和一架寫字臺，墻角掛著一件被曬得發灰的白布長褂。那是徐志摩在北京的惟一外衣，連夏天也舍不得多添一件新衫。每晚他伏在黃豆油燈下改學生作業，偶爾抬頭，就能聽見窗外的京腔吆喝聲，此情此景距他想象中的“閑情燕市”相去甚遠。
胡適看在眼里，免不了關切幾句：“老弟，衣裳也太單薄，何不添兩件呢？”
“囊中羞澀，只能將就。”徐志摩笑得瀟灑，“詩人嘛，本就該薄衣輕裘。”
話雖半真半假，胡適卻明白，他這位老友的困頓，多半在千里之外的上海。
陸小曼的生活步調與北平截然不同。法租界的舞會、鴉片館、洋行首飾店無不吞掉大洋。常駐的廚子、護士、司機、女傭，月月都要支薪。徐志摩算過一筆賬：房租九十五、傭人費一百八、鴉片八十、日常雜費百余……即便北大和女大兩份薪水加上稿費，每月仍要倒欠。6月14日深夜，他寫下一封長信，頁腳歪歪扭扭：“小曼，若你愿意北來，起碼可以省下一半。”信封一合，他仿佛合上了自己的呼吸。
陸小曼回信只有寥寥數行：“北平太冷，亦太寂寞；況我病不能行。”字跡娟秀，卻拒絕得干脆。往后幾個月，徐志摩在京滬間來回折騰，火車票一次要二十七塊，軟臥再加十五。到上海方知傭人又換了，花費更盛，他只好奔赴法租界山西路48號，敲開前妻張幼儀的“范園”鐵門。
張幼儀給了他幾張面額百元的支票，又遞來一件新西裝外套。“穿著吧，別再拿那件白褂見客。”徐志摩苦笑，“欠你的，來世還。”她沒答，只讓裁縫把袖子再放長一寸。兩人已離婚五年，卻在賬本上仍是并肩行走的伙伴。
需要錢的不止徐志摩一個人，民國文壇里，靠講課與稿費養家的作家比比皆是。北平大街一碗羊肉泡七分錢，上海法租界同樣一碗要一角二分；可舞場每兩小時須十二塊，外加女伴小費。文學青年往往白晝在課堂教莎士比亞，到了夜里卻要在俱樂部硬撐面子，那種“精神現代、錢包舊式”的落差，使得不少人不得不靠朋友拆東墻補西墻。
1931年秋天，林徽因在北京舉辦建筑講座，徐志摩對友人說：“我得去聽，那是她的新研究。”北京航空公司恰好舉辦宣傳飛行，提供幾張免費機票。有人勸他乘火車更穩妥，他擺擺手：“省下來的錢寄回上海，還有用處。”那天清晨，他拎著一只舊帆布袋，里面塞著幾本新出版的詩集，外衣仍是那件褪色白褂，只是在張幼儀的外套下看不出來。
飛機自南京起飛后，遭遇濃霧折返，又于11月19日上午11時多在濟南●四眼井附近墜毀。兩日后，胡適接到電報，沉默許久，只摘下眼鏡擦了又擦。北平朋友圈里，沒人再見到那個嬉笑著念浪漫詩句的青年。
意外之后，上海黃浦江畔的那幢小洋房先是靜悄悄，隨后賬單如潮水涌來。陸小曼把首飾送拍，依舊填不滿窟窿；張幼儀則挑燈整理手稿、付印詩集，稿酬分文不取，全數用來清債。多年后，人們驚嘆她的寬厚，卻少有人記起，那些詩原稿里仍殘存著淡淡的豆汁味與煙痕——正是北平三樓小屋蠟黃燈光下留下的痕跡。
徐志摩曾說，“生命像向日葵，永遠朝著太陽。”然而在那段逼仄的日子里，太陽高懸，口袋卻空，他仍要舉花迎光。浪漫與現實的碰撞，終把詩人的身影定格在濟南郊外的殘骸中；也讓后人明白，一個時代再熱烈，也難免有人在風中瑟縮，捂著那件單薄白褂，追一場注定無法降落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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