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歷史檔案你會發現：1933年奉賢與南匯的一次邊界調整，改寫了奉賢的版圖——在此之前，奉賢的北部其實并不瀕臨黃浦江。

1933年奉賢南匯劃界示意圖

當時，南匯縣的太平鄉、杜行鄉如同一柄楔子嵌入黃浦江南岸，將奉賢與江面徹底隔開。這種“你中有我”的特殊地帶，被稱為“插花地”，大致相當于今天的西渡街道和莊行鎮北部。直到1933年，這塊狹長的“插花地”才被劃歸奉賢，奉賢的北界終于直抵黃浦江沿岸。

今天是國際檔案日，一起從檔案中，了解奉賢北大門的歷史嬗變。

“插花地”的行政痛點

奉南劃界案曾在1929年后的數年間引發了兩縣政府、省政府乃至內政部之間頻繁的協商會議與公文往來，而其根源在于奉賢現實的行政管理需要。

從地理形態上看，這塊“插花地”北瀕黃浦江，西至千步涇，東達閘港口，南接奉賢的蕭塘港，東西長約三十里，南北縱深僅三里許。這塊插花地被賦予了極其形象的定位：“該地帶在南匯則為西南之僻地，而于本縣則系北面之咽喉”。水利之痛、交通之梗、教育之隔……在呈遞給江蘇省民政廳的文件中，奉賢縣政府痛陳，這塊土地對奉賢無異于“鯁喉之骨”。

《省市縣勘界條例》第七條，《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大全》，商務印書館，1933年

奉賢縣的這些訴求，后在法理上找到了堅實的支撐。根據1930年國民政府內政部公布的《省市縣勘界條例》第七條第三、四款的規定，固有區域狹窄畸零與縣治距離太遠，或固有區域太不整齊如“插花地”等，于行政管理上甚不便利時，須變更編制，重新勘議界線。

從聯席會議到“五項方案”

雖然法理明確，但行政區劃的調整牽涉復雜的利益再分配，劃界工作迅速陷入了漫長的拉鋸戰。

1931年11月，奉賢與南匯兩縣為了交換意見，在南橋沈家花園召開奉南兩縣劃界聯席會議。會上，雙方認為“閘港界址易紊”，商定改以金匯橋港起沿黃浦江至千步涇口作為歸并地點，并提議將該區域成立一個獨立區。

然而，這一初步共識很快遭到了南匯縣內相關力量的抵制。1931年12月，南匯各界代表陳墨權等二十二人專程赴江蘇省請愿。

《奉賢民眾日報》對談話會擬定五項方案的報道，奉賢檔案館藏

1932年12月，奉南兩縣代表在沈家花園再次召開談話會，并達成了一個頗具妥協色彩的“五項方案”。最終，內政部也否決了這種妥協，將這五項方案“全部駁斥”，認定兩縣共管一地“事權既不統一，責任亦難分明”，各省尚無先例，必須照章重新勘定界線。

省府一錘定音

1933年，劃界案迎來了決定性的轉折。10月，隨著江蘇省政府改組，面對醞釀許久的奉南劃界懸案，“毅然定案”。省政府第六〇三次會議正式通過了更為干脆利落的劃界方案，其核心條款如下：

第一，南匯縣第十區閘港口以西、千步涇以東、黃浦江以南、奉賢縣境以北之一段狹長地帶，正式劃歸奉賢縣管轄。

第二，改劃后，所有被劃地段的戶口、賦稅、文卷、簿冊，以及官產、學校、慈善機關、寺廟古跡等，一并隨地移轉管轄。

第三，由省府訓令南匯縣長曉諭人民，倘有借端蠱惑、阻擾滋事者，南匯縣長需負責制止。

第四，該地段改劃后的自治、教育、公安等事宜，責成奉賢縣長通盤籌劃。

1932年《奉賢縣政概況》中的江蘇奉賢縣地形略圖（上）和1945年奉賢縣地圖（下），奉賢區檔案館藏，圖中可見西北部黃浦江沿岸的土地被劃入奉賢

1932年刊印的《奉賢縣政概況》中的江蘇奉賢縣地形略圖和1945年繪制的奉賢縣地圖，可以直觀地看到這一區劃的顯著變動。在1933年行政區劃變更后，這塊狹長的南匯“插花地”被整體劃歸奉賢縣管轄，奉賢的北界終于得以延伸至黃浦江沿岸。

奉賢北大門的世紀嬗變

劃入奉賢后，該區域的行政區劃屢經更迭。

1933年冬，原第一區與第九區合并為第一區。1947年重劃全縣為十五鄉鎮以后，此地分屬濱浦鄉和鄔橋鄉，1949年分屬南橋區河北鄉、西渡鄉和莊行區漁瀝鄉、張塘鄉。1957年撤區并鄉后，分屬鄔橋鄉、蕭塘鄉、金匯鄉。1994年，蕭塘鄉、金匯鄉撤鄉建鎮，蕭塘鄉更名為西渡鎮；1995年，鄔橋鄉亦撤鄉建鎮。

2003年，西渡鎮并入南橋鎮，鄔橋鎮并入莊行鎮。2015年設立西渡街道。自此，當年由南匯劃入的插花地演變為如今西渡街道的大部及莊行鎮的北部。

1933年的區劃變動扣開了奉賢發展的北大門。

劃界之前，奉賢欲筑“南閔路”，僅因三里插花地便舉步維艱。而此次劃界徹底打破了這一行政壁壘，奉賢的管轄權直抵黃浦江畔，謀劃跨江交通建設，再無當年的掣肘。

1995年，奉浦大橋飛架南北，當年為“駛行汽車”而擬筑的“南閔路”，至此可謂徹底貫通。時至今日，閔浦二橋、虹梅南路隧道、5號線、閔浦三橋相繼落成貫通，15號線正向南延伸，曾經偏僻的插花地、擺渡口已成樞紐，于浦江之灣奮楫爭先。

通訊員：胡展華（區檔案館）

編輯：何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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