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6月11日清晨，福建省順昌縣房道公社。

天剛蒙蒙亮，一位村民路過村口小河，遠遠看見水面上漂著一團黑乎乎的東西。

湊近一看，是具尸體。

他連滾帶爬跑回村里喊人，幾個膽大的小伙子把尸體撈上來，翻過臉——

是黃火奴。

他腳上穿著一雙嶄新的力士鞋，鞋底還沒怎么沾泥，人已經沒了呼吸。

村里炸了鍋。

幾小時后，黃火奴的妻子魏牽娣和三歲女兒黃雅金被人發現死在家中床上。

母女倆的脖子都被割斷了。

魏牽娣的傷口紊亂不齊，像是被不夠鋒利的鈍器反復砍剁所致；

小女孩的傷口卻平滑整齊，一刀致命

現場沒有掙扎痕跡，兇器——一把沾著血的柴斧——就扔在床底下。

村民一眼認出，那是黃火奴自家的斧頭。

所有的線索都指向同一個結論：

黃火奴殺了妻女，然后畏罪跳河自盡。

這個結論太順了，順到負責此案的幾位老刑警心里都不踏實。

魏牽娣的姐姐魏金燦第一個被找來問話。

她說妹妹和妹夫關系不好，黃火奴是上門女婿，妹妹多少有些瞧不上他。

兩人三天兩頭吵架，妹妹有一次跑回娘家哭，說自己早晚要死在黃火奴手里

村干部也反映，案發當天凌晨天還沒亮，有社員看見一個身形很像黃火奴的人急匆匆往村外走。

但另一批村民給出了完全相反的描述。

和黃火奴同社的張娟說，就在案發前一天下午，她路過黃火奴家門口，親眼看見夫妻倆坐在桌邊吃飯，互相給對方碗里夾菜。

黃火奴還舀了一勺田蛙湯喂到妻子嘴邊，魏牽娣笑著喝了。

鄰居們也說，黃火奴對女兒好得不像話。

下地干活都要把閨女帶上，讓她坐在田埂邊玩。

自己想吃什么舍不得買，閨女要什么他借錢都要買。

案發前一天下午，他還把自家的自留地仔仔細細收拾了一遍，不像一個心里藏著殺意的人。

一個對妻子體貼、對女兒寵溺、對生活仍有打算的男人，怎么可能一夜之間變成滅門屠夫？

如果他真是兇手，為什么殺妻用的是鈍斧，殺女用的卻是利刃？

為什么現場沒有掙扎、沒有打斗、沒有藥物痕跡？

為什么一個畏罪自殺的人，腳上還穿著從沒穿過的新鞋？

警方重新搜查黃火奴家，發現兩個被忽略的細節。

家里原本養了五只兔子，現在只剩四只，少了一只公兔。

魏金燦說，前幾天有個叫謝旺相的來過，說要借公兔去給他姐姐家的母兔配種。

警方立刻趕到謝旺相姐姐家。

對方說自己根本沒養過兔子，也從沒讓弟弟借過什么公兔。

警方回頭搜查謝旺相家，公兔已經沒了，只剩下幾張兔子皮。

傳喚謝旺相的時候，他穿著一件深色外套，后背有幾處不起眼的暗紅色斑點。

審訊員不動聲色地繞到他身后，確認那是血跡。

謝旺相一開始還想抵賴，但很快就崩潰了。

他交代了整個作案過程，包括他如何策劃、如何拉妻子入伙、如何一步步將黃火奴一家三口送上死路。

更讓人后背發涼的是，警方在他家床板下搜出了一份手寫的殺人計劃書

每一步都寫得清清楚楚，像一份冷冰冰的項目排期表。

謝旺相和黃火奴曾經是朋友。

準確地說，是那種一起偷雞摸狗的朋友。

1969年，黃火奴忽然跑去向組織坦白，把自己和謝旺相一起偷生產隊谷子的事全抖了出來。

黃火奴因為坦白舉報有功，沒受什么處分；

謝旺相卻被嚴肅處理，在村里抬不起頭。

他把這筆賬記在了黃火奴頭上。

但他沒有立刻發作。

他太清楚，如果馬上報復，所有人都會懷疑到他頭上。

所以他從1969年開始布局，整整等了兩年。

第一步：化干戈為玉帛。

他主動對黃火奴示好，在很多小事上讓著對方，見面主動打招呼、噓寒問暖。

等黃火奴慢慢放松警惕，他帶著酒上門，主動提出拜把子、做兄弟。

黃火奴答應了。

第二步：搜集情報。

他借著“兄弟”的名義頻繁出入黃火奴家，摸清了全家人的作息規律、黃火奴腰疼吃藥的品牌和劑量、家里養狗的數量和位置、甚至黃火奴鞋子的尺碼。

他提前從公社保健室偷了安眠藥，碾成粉末裝進黃火奴常吃的蜂皇漿膠囊里。

為了不留痕跡，他在案發前一個月就偷偷毒死了黃火奴家附近所有狗。

第三步：拉妻子徐巧仙下水。

他編了一個極其惡毒的謊言，跟妻子說自己跟魏牽娣有私情，魏牽娣想讓他幫忙毒死徐巧仙，這樣兩人就能在一起。

徐巧仙信了，又氣又怕。

謝旺相趁機說，與其等別人來殺咱們，不如先下手為強。

徐巧仙點了頭。

春節期間，她去鐵匠鋪專門定做了一把鋒利無比的尖尾刀。

案發當天，謝旺相提著那雙新力士鞋，以送禮物的名義讓黃火奴穿上。

又借歸還斧頭的名義進了黃火奴家，趁對方不注意把摻了安眠藥的膠囊遞過去。

深夜，他和徐巧仙潛入黃家。

他用斧頭砍向魏牽娣的脖子，徐巧仙用尖刀割斷了小女孩的喉嚨。

殺完人之后，徐巧仙先撤。

謝旺相清理現場，然后背上昏迷不醒的黃火奴來到河邊，脫下自己腳上那雙力士鞋套在黃火奴腳上，把他推進了河里。

回村的時候天還沒亮，他換上黃火奴的衣服，故意讓早起的村民看到一個“急匆匆往村外走”的背影。

那場“夫妻恩愛喝田蛙湯”的戲，是他提前算好時間、故意安排給鄰居看的。

謝旺相交代完這一切，跟審訊員說：“我現在認錯了，問能不能從輕發落。”

審訊室里沒人回答他。

1971年末，謝旺相和徐巧仙因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我寫這個案子的時候一直在想一個問題：謝旺相為了殺一個人，花了整整兩年時間。

兩年里他對著黃火奴笑、喝酒、稱兄道弟，心里卻在一筆一筆地算他的命。

這不是沖動，不是激情犯罪，是一種冷到骨頭里的計算

而黃火奴到死都不知道，那個跟他結拜的兄弟，在床板底下壓著一份用鉛筆寫了又改、改了又寫的殺人計劃書。

你們怎么看這種“臥薪嘗膽”式的復仇？

一個人為了出一口氣，值得把兩年的人生和四條人命全搭進去嗎？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