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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蓋茨就愛潑斯坦案國會作證：自愿配合調查，承認“嚴重判斷錯誤”
2026年6月10日，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現身美國國會大廈，出席眾議院監督委員會的閉門聽證會，就已故富商杰弗里·愛潑斯坦一案接受質詢。在抵達現場時，蓋茨面對媒體明確表示：“我很高興自愿來這里作證，幫助委員會的工作。我希望我的證詞能對委員會的重要工作有所幫助，為受害者伸張正義。”
此次聽證會采取錄音形式，未進行錄像，委員會表示將在數日后公布相關記錄。據眾議院監督委員會主席詹姆斯·科默透露，針對蓋茨的問詢“沒有任何限制”，任何相關問題都可能被提出。
在事先準備的開場白中，蓋茨對與愛潑斯坦的交往進行了詳細解釋與深刻反思。他承認，與愛潑斯坦的會面標志著他犯下了一個“嚴重的判斷錯誤”，并表示“從一開始，我就不該與愛潑斯坦會面”。蓋茨回憶稱，他于2011年經人介紹認識愛潑斯坦，當時對方承諾可以為全球健康事業籌集數十億美元。盡管他知道愛潑斯坦有過法律問題，但并未完全了解其罪行的嚴重程度。
蓋茨強調，他與愛潑斯坦的交往是“有限的”，且雙方已于2014年12月徹底斷絕聯系。他明確否認對愛潑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堅稱自己“從未目睹或參與過愛潑斯坦的任何非法活動”，也從未去過愛潑斯坦的私人島嶼、牧場或佛羅里達住所。
針對此前美司法部公布的愛潑斯坦案文件中涉及蓋茨的敏感內容，蓋茨在聽證會上首次披露，愛潑斯坦曾試圖利用他所掌握的蓋茨婚內不忠等個人生活信息，以及“編造的許多謊言”對他進行施壓，企圖迫使他在斷聯后重啟接觸。蓋茨表示，愛潑斯坦的勒索嘗試并未得逞，但這暴露了對方利用人際關系推進自身議程的手段。此外，對于文件中疑似愛潑斯坦親筆撰寫、聲稱蓋茨涉及性病及婚外情的“草稿郵件”，蓋茨方面此前已嚴正駁斥，稱這些指控“完全荒謬且完全錯誤”，是愛潑斯坦因無法維持與蓋茨關系而產生的誹謗。
蓋茨的作證在政界與商界引發了強烈反響。多位參與質詢的議員指出，蓋茨在明知愛潑斯坦已被定罪的情況下仍與其交往，是“可怕的判斷失誤”。這一事件不僅讓蓋茨的個人聲譽遭受重創，更對其創立的蓋茨基金會造成了實質性沖擊。基金會首席執行官馬克·蘇茲曼坦言，機構與愛潑斯坦產生關聯讓他感到“被玷污”，基金會已啟動外部審查。同時，長期向基金會提供巨額捐贈的沃倫·巴菲特也公開表示，因部分此前不知曉的內容，尚未決定是否繼續年度捐贈。
輿論熱議：名流光環下的道德審視與信任危機
比爾·蓋茨的國會作證，再次將愛潑斯坦案推上輿論風口浪尖。公眾與媒體的討論焦點，已不再局限于案件本身的獵奇細節，而是深入到了頂級名流的道德底線、慈善事業的公信力以及權力網絡的運作邏輯。
一方面，輿論對蓋茨的“認錯”態度進行了多維度的解讀。部分聲音認為，蓋茨主動選擇“自愿作證”而非等待傳票，并在聽證會上坦承“嚴重的判斷錯誤”，展現了一定的擔當。他試圖將“為慈善籌款”的動機與“參與非法活動”的行為進行切割，以保全個人與基金會的法律底線。然而，更多批評者指出，作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公眾人物之一，蓋茨在愛潑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賣淫被定罪后，依然與其保持密切互動，甚至帶領基金會高管與其會面，這本身就是對道德紅線的漠視。無論其初衷是否為了慈善，這種與已定罪性犯罪者的“利益交換”都令人難以接受。
另一方面，愛潑斯坦案暴露出的“權貴社交圈”引發了廣泛的社會反思。愛潑斯坦之所以能夠長期游走于歐美政商界，正是因為他善于利用人脈網絡，甚至通過掌握他人的隱私與把柄（如蓋茨的婚外情）來進行要挾與利益捆綁。這一案件撕開了精英階層光鮮外表下隱秘而復雜的利益糾葛，讓公眾看到，在巨大的財富與權力面前，道德約束有時顯得極為脆弱。
此外，蓋茨基金會面臨的信任危機也引發了關于“慈善資本”的討論。慈善事業的基石是公眾信任，而蓋茨與愛潑斯坦的關聯，無疑給這份信任蒙上了陰影。當捐贈者（如巴菲特）開始猶豫，當內部員工感到“被玷污”，人們不禁要問：一個在道德判斷上出現嚴重失誤的領導者，是否還能繼續掌舵一個致力于解決全球健康與貧困問題的龐大慈善帝國？
總體而言，比爾·蓋茨的作證并非事件的終點。隨著聽證會記錄的公布以及基金會外部審查結果的出爐，這場風波還將持續發酵。它不僅是對蓋茨個人聲譽的終極考驗，更是對整個西方精英階層道德準則與問責機制的一次深刻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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