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飯后，我正收拾碗筷，我媽從廚房探出頭來問：“我聽說打那個HPV疫苗會生不出孩子，是不是真的？”我問她聽誰說的，她說跳廣場舞的李阿姨告訴她，李阿姨是從她女兒的朋友圈看來的。

我放下抹布，從世界衛生組織官網上找到關于HPV疫苗安全性的明確說明，截了圖發給她。上面寫著：全球已有超過140個國家將HPV疫苗納入免疫規劃，接種超過數億劑次，沒有證據顯示疫苗會影響生育能力。

我媽看了看圖，又看了看我，說：“可是李阿姨說她女兒那個朋友就是打了之后幾年懷不上。”

我不知道該怎么說下去。

我在疫苗領域干了很多年，翻閱過上百份國內外官方機構的技術報告，對中國疾控中心、國家藥監局、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疫苗數據熟到能背出關鍵條目。但在我媽眼里，李阿姨女兒的朋友圈，比我從業十多年攢下的所有資料都更可信。

這不是我們家特有的問題。下面我從幾個客觀角度，說說這種現象到底是怎么來的。

一、家里人的信息來源，跟專業人員的完全不同

我習慣查閱的是中國疾控中心、國家藥監局、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官方文件。這些渠道的信息要經過多層審核，數據要交叉驗證，結論通常比較謹慎。而我媽的信息來源主要是微信群里的養生文章、短視頻平臺推送的“爆料”、老同事轉發的“內部消息”。這兩種信息源之間，隔著一道幾乎無法跨越的墻。

2024年，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做了一項調查，覆蓋了超過一萬名美國成年人。結果顯示，約有62%的人通過社交媒體獲取健康信息，但其中只有不到兩成的人會在看完后主動去核實原始信源。也就是說，絕大多數人看到什么就信什么，不會去追問“這話是誰說的”“有沒有證據”。

國內也有類似的數據。2023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的研究團隊分析了中文社交媒體上超過二十萬條疫苗相關的討論，發現醫學類專業賬號發布的內容，只占到全部疫苗話題閱讀量的15%左右。剩下的八成多，來自個人賬號、營銷號、或者身份不明的“爆料者”。

你每天花十分鐘刷短視頻，系統會給你推薦十條疫苗相關的內容，其中可能只有一條是真正來自專業機構的，另外九條是各種真假難辨的個人說法。久而久之，你腦子里積累的“信息”里，不靠譜的占了絕大多數。這不是家里人笨，這是算法和信息環境共同造成的結果。

二、謠言比真相更“好看”，也更容易被記住

如果你是一個短視頻創作者，你想做一個關于疫苗的內容。一條路是把世界衛生組織的技術報告翻譯成大白話，逐條解釋疫苗的研發流程、審批標準、不良反應監測機制，這樣做出來的視頻，節奏平緩，沒有懸念，觀眾看三十秒就劃走了。另一條路是找一個穿白大褂的人對著鏡頭說：“我告訴你一個醫院不敢說的秘密，疫苗里的某種成分會慢慢損害你的神經。”這種做法有沖突、有懸念、有“內幕”，觀眾會停下來看，會轉發，會收藏。

這不是誰道德敗壞的問題，這是內容傳播的基本規律。2021年，《自然·通訊》發表了一項針對Facebook上1.5億條疫苗相關帖子的分析，結果很直接：質疑疫苗安全性的內容，平均每條獲得的轉發量是支持疫苗的科學內容的11倍。研究者的結論是，質疑性內容更多使用了“恐懼”“憤怒”“驚訝”這類高喚醒情緒，而這些情緒是驅動分享行為的最強動力。

更麻煩的是，人對負面信息的記憶天然比對正面信息更深刻。心理學上這叫“負性偏向”。你媽媽可能記不住“疫苗嚴重不良反應發生率是百萬分之一”，但她一定能記住“隔壁小區有個小孩打完疫苗發燒住院了”。那個具體的、可怕的故事，會覆蓋掉所有抽象的數字。

三、專家說話的方式，家里人聽起來不舒服

我從業這么多年，養成了一個職業習慣，說話要有依據，不能隨意下結論。我會說“根據現有研究”“目前證據表明”“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種表達方式是嚴謹的，但它在家里面聽起來就是不痛快。我爸有次直接說：“你說話怎么老是‘可能’‘大概’，人家網上那些人說得多肯定。”

他說得對。網上那些疫苗謠言，從來不用“可能”這個詞。他們會說“疫苗絕對會導致XXX”“藥廠打死也不告訴你的真相”。斬釘截鐵，不留余地。人天生喜歡確定的答案，尤其是在面對健康這種高風險決策時。一個斬釘截鐵的假答案，比一個猶猶豫豫的真答案，在心理上更有吸引力。

我后來試著改了一種說法。我媽再問疫苗副作用時，我不再說“概率極低”，而是說：“我查一下數據。上次國家公布的數字是，某種疫苗打了之后出現發燒的比例大概是百分之幾，出現需要去醫院處理的情況大概是百萬分之幾。你問的這個問題，目前全球打了上億針，沒有發現明確的關系。”這樣說，她覺得我在認真回答問題，而不是在“背書”。

四、信任這個東西，不是靠專業身份就能自動換來的

最讓我無奈的一點是，我越是強調自己的專業身份，家人反而越不信任。因為在他們眼里，“搞疫苗的”和“賣疫苗的”沒有本質區別。你靠這行吃飯，你當然說這行好。

這個心態不是中國特有的。2019年，英國惠康信托基金做了一次全球性的公眾對科學家的信任度調查，覆蓋了超過14萬人。結果發現，影響信任度的三個最重要因素是：科學家是否主動說明自己研究的局限性、是否公開自己的利益關聯、是否愿意傾聽公眾的擔憂而不是單純說教。其中，“利益關聯”對信任度的影響權重非常高。當公眾覺得某個專家“有立場”時，即使他說的話完全正確，說服力也會大打折扣。

所以，當我在家庭群里甩出世界衛生組織的截圖時，我媽的第一反應不是“這信息很權威”，而是“你又在幫他們說話”。這個心理防御機制一啟動，我說什么都沒用了。

五、那能不能做點什么？能，但別指望一兩次就能改變

我不再試圖在家里“贏”一場辯論了。我做了一些很小但確實管用的改變。

第一，不再直接轉發長篇科普文章。

我媽看不進去。我會當面用手機打開世界衛生組織或者中國疾控中心的網站，把搜索關鍵詞輸入，把結果頁面給她看。這個動作本身比任何內容都重要，她在看著我如何查找信息，而不是被動接受一個結論。

第二，不回避風險。

家人問我“疫苗有沒有副作用”，我會老實回答“有，絕大多數是輕微的，比如發燒、紅腫。嚴重的非常罕見，具體數據我可以幫你查”。這種態度反而讓他們覺得我沒有在隱瞞什么。

第三，接受一個事實：有些事情我就是改變不了。

我媽到現在還是會在聽到疫苗相關“新聞”時表現出擔憂，但她會多說一句話：“你幫我查查這個是不是真的。”對我來說，這一句話，比一百句“我相信疫苗”都更有意義。

世界衛生組織在2021年發布的一份關于疫苗猶豫的技術報告中，寫了一段話。大意是：消除疫苗猶豫不是一場“一次性勝利”，而是一個持續的溝通過程。對于衛生工作者來說，最重要的一步不是證明自己正確，而是理解對方為什么那樣想。

這段話沒有教我如何一口氣說服全家人，但它讓我想明白了一件事：信任這個東西，不是靠職稱、年限、數據堆出來的。它靠的是每一次對話里的耐心、每一次不把對方當傻子的尊重，以及很多次看起來毫無進展的嘗試之后，對方終于愿意多說一句：“那你幫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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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 林小蝶

校稿| Alice編審| Hide / Blue sea

編輯 設計| L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