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擘畫了到2035年建成教育強國的宏偉藍圖。隨著“十五五”的全面開局，我國教育強國建設進入全面發力、系統躍升的關鍵時期。教育強國戰略目標的實現，不僅依賴于規模擴張和資源投入，更取決于是否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政績觀問題是一個根本性問題，關乎立黨為公、執政為民”。[1] 在教育領域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前提是樹立全新教育觀，核心是以人民為中心辦教育，關鍵是支撐教育高質量發展，落腳是知行合一出業績。[2] 本文從樹立全新教育觀的視角出發，系統闡明全新教育觀的科學內涵及其與正確政績觀的內在關聯，深入剖析當前教育領域政績觀的偏差誤區，進而提出以全新教育觀引領正確政績觀落實落地的實踐路徑。

理論審思：全新教育觀的科學內涵及其與正確政績觀的內在關聯

教育觀是關于教育現象和問題的基本觀念體系，諸如對教育的本質、目的、功能、體制、內容、方法、教師和學生等每一方面的基本看法。[3] 而全新教育觀，是立足新時代教育偉大實踐、瞄準服務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的重要使命，形成的一系列對教育本質、目的和功能等的新觀點。在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強國的宏偉藍圖中，“三大屬性”是根基，[4] 是全新教育觀的集中表達與高度凝練。

（一）從教育的政治屬性看，全新教育觀體現為教育是“國之大計、黨之大計”，要堅持“為黨育人、為國育才”，著力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

樹立全新教育觀，首先要精確把握教育的政治屬性，這是教育領域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基本前提，決定了教育的發展方向。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必須善于把握政治大局，政治站位上去了，抓落實才會堅決有力。”[5] 并強調：“教育部門和各級各類學校的黨組織要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定不移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自覺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6] 主要從兩個維度來理解：一是從教育的地位作用來看，習近平總書記先后提出了教育“四為服務”（教育為人民服務、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服務、為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兩個大計”（教育是國之大計、黨之大計）等重要論斷，在此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教育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之基”，強調建成教育強國是“實現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先導任務、堅實基礎、戰略支撐”，[7] 標志著教育在國家現代化戰略全局中的地位作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從教育的重要使命來看，教育是培育時代新人、確保黨的事業后繼有人的主要陣地。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中，教育以立德樹人為根本任務，以“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為根本目標，由此新時代教育必須重視理想信念教育，厚植愛國主義情懷，引導學生將個人理想與國家命運緊密結合，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二）從教育的人民屬性看，全新教育觀體現為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教育，最終是要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

樹立全新教育觀，要深刻理解教育的人民屬性，這是教育領域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價值旨歸，決定著教育發展的價值取向。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8] 同時明確指出：“干事創業一定要樹立正確政績觀，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9] 具體到教育領域，就是要踐行“以人民為中心辦教育”的理念，讓教育改革成果惠及更多的人民群眾。一方面，從歷史維度看，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教育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從“有學上”到“上好學”的轉變，正是以人民為中心辦教育的生動實踐。進入新時代，隨著人民群眾對優質教育需求的日益增長，教育更加注重公平與質量、共性與個性的統一，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高質量教育的向往。另一方面，從實踐維度看，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是教育強國建設的最終目標。這要求教育系統必須聚焦人民群眾關心的急難愁盼問題，著力解決教育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通過縮小城鄉、區域、校際、群體等四大教育差距，讓每個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

（三）從教育的戰略屬性看，全新教育觀體現為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把服務高質量發展作為建設教育強國的重要任務

樹立全新教育觀，要深刻理解教育的戰略屬性，這是教育領域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重要任務，決定了新時代教育的功能發揮。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堅持高質量發展要成為領導干部政績觀的重要內容。”[10] 具體到教育領域，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堅持把高質量發展作為各級各類教育的生命線，加快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以教育高質量發展賦能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11] 一方面，不能把教育只作為教育行政部門特別是學校教育的事，而是將教育置于國家發展的宏大格局中，教育與科技、人才一起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這就意味著教育不是孤立體系，而是要與科技自主創新、人才自主培養形成協同效應。另一方面，不能就教育論教育，而是要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全局看教育、著眼長遠看教育。教育要把服務高質量發展作為重要任務，充分發揮教育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功能，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提供源源不斷的人力支撐和智力支持。

對全新教育觀科學內涵和外延的闡述，基本反映了新時代全新教育觀的主要特點。那么，全新教育觀與教育領域正確政績觀是什么關系呢？全新教育觀是對新時代教育本質、目的、規律、功能等的根本看法，而教育領域政績觀是對“為誰辦教育、辦什么樣的教育、如何辦教育”的總體觀念，兩者同屬觀念上的認識。從關系上看，一方面如前所述，教育領域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前提是樹立全新教育觀。有什么樣的教育觀，就會有什么樣的政績觀。對教育和教育發展的本質規律認識不足，就會導致盲干蠻干。另一方面，樹立全新教育觀是踐行正確政績觀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有部分教育系統領導干部熟悉掌握前沿政策和教育基本理論，也有豐富的教育實踐經驗，但是在行政管理、學校管理過程中卻出現了政績觀偏差，習慣于通過打造“亮點工程”“示范典型”彰顯政績，歸根結底是立場出了問題，沒有踐行“人民中心”“執政為民”的根本政治要求。[12]

現實審視：教育領域政績觀偏差的具體表現與成因剖析

進入新時代，我國教育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格局性變化。然而，教育領域“五唯”頑瘴痼疾、功利化傾向、短視行為等仍不同程度存在，根源就在于政績觀的偏差。這種偏差不僅偏離了立德樹人根本任務，也阻礙了教育高質量發展。

（一）教育領域政績觀偏差的具體表現

一是重“顯績”輕“潛績”，表現為片面追求升學率、排名等短期指標。這是最突出、最普遍的問題。部分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領導熱衷于抓看得見、摸得著的“政績”，如重點大學錄取人數、高考狀元數量、各類競賽獲獎等。甚至認為，教育發展水平高、群眾對教育滿意就意味著必須有幾所“牛校”，于是造“亮點”、樹“典型”就成為拼政績的關鍵手段。[13] 這種“唯升學”“唯分數”的不當評價導向，不惜以犧牲廣大學生的身心健康、創新精神和社會責任感為代價，加劇了教育內卷和家長焦慮的蔓延。

二是重“數量”輕“質量”，表現為盲目擴張規模，忽視教育內涵發展。在教育投入和發展上，注重投資于物，忽視投資于人。例如，盲目新建或擴建學校，追求校園面積和硬件設備的“高大上”，卻在課程建設、教學改革、師資培養、學生健康等“軟件”上投入不足。這種政績觀追求“數據好看”“形象光鮮”，而忽視了教育高質量發展這一生命線，與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教育、教育內涵式發展等理念相悖。

三是重“管理”輕“服務”，表現為以行政思維代替教育規律，脫離群眾需求。部分教育領導干部官僚化、衙門化傾向依然存在。工作中習慣于用行政思維和行政命令，熱衷于搞“盆景式”改革和“運動式”治理，忽視了對教育規律的尊重。這種“管理”思維，本質上是權力本位而非服務本位，脫離了基層學校和廣大師生家長的實際需求，不僅加劇了行政管理的成本，也制約了基層學校的創新活力，與“激發活力”等原則背道而馳。

（二）教育領域政績觀偏差的成因剖析

一是對教育本質規律把握不準，是政績觀偏差的認知根源。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遵循或把握教育規律，在習近平《論教育》一書中有10處提到了教育規律，而談“規律”更是高達47處。部分教育系統領導干部對教育的本質和規律缺乏系統性學習和思考。這種對教育本質規律的認識模糊，導致其政績觀極易陷入功利化誤區。一方面把復雜的育人活動窄化為升學率、重本率、就業率等顯性量化指標，以工具理性替代價值理性，遮蔽了教育的育人本質。另一方面割裂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人的全面發展的內在聯系，熱衷于追逐“短平快”的顯性工程，忽視打基礎、利長遠的“潛績”創造，違背了教育是“慢工細活”的基本規律。對教育本質規律的認知偏差，必然造成實踐中的政績觀異化，使辦學行為偏離“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根本目標。

二是黨性錘煉不足與擔當不夠，是政績觀偏差的政治根源。黨性是黨員干部立身、立業、立言、立德的基石，是樹立正確政績觀的決定性因素。部分教育系統黨員干部黨性修養不足，未能始終堅持“公”“私”分明，將個人利益、局部利益置于黨和人民的整體利益之上。突出表現為在決策時優先考慮任期內的“顯績”，而對需要長期投入、難以立即見效的“潛績”如師資隊伍建設、校園文化培育等缺乏耐心；面對教育改革中的硬骨頭，缺乏攻堅克難的擔當精神，習慣于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義；甚至少數干部將教育資源作為謀取私利的工具。黨性修養的缺失，使政績觀失去了政治靈魂，最終導致急功近利、不作為、亂作為等教育亂象的發生。

三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踐行不實，是政績觀偏差的價值根源。政績觀問題是一個根本性問題，而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績。在教育領域，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是政績的最終標尺。部分教育領導干部背離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政績評價標準從“人民滿意”轉向“上級認可”“數據好看”。忽視群眾對優質教育的迫切需求，熱衷于打造“形象工程”“樣板學校”，[14] 而對偏遠地區、薄弱學校的教育資源匱乏問題視而不見，聽不到基層教師的呼聲，不關注學生的全面發展，只追求升學率、就業率等顯性指標。這種價值立場的錯位，脫離了人民群眾的實際需求，最終損害的是教育的公平與質量，影響了人民群眾對教育事業的信任。

實踐路徑：以全新教育觀引領教育領域正確政績觀落地落實

以全新教育觀引領教育高質量發展，不僅是理論上的邏輯必然，更是實踐中的迫切呼喚。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是一場深刻的自我革命，需要教育管理者具有高度的政治自覺、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要在全新教育觀的引領下，把學習教育與謀劃實施教育發展“十五五”規劃、落實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和三年行動計劃結合起來，從理念、制度、治理和文化等方面綜合施策，構建起從思想到行動、從個體到生態的完整閉環。

（一）理念重塑：樹立與新時代相適應的全新教育觀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糾偏政績觀，首要任務是進行一場深刻的教育觀“思想革命”，教育系統領導干部要樹立“大教育觀”，從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高度看待教育。一是強化教育“兩個大計”的政治站位。教育領導干部應將教育擺到“國之大計、黨之大計”的高度去謀劃，貫徹落實黨的教育方針，確保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將個人政績與“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根本目標緊密相連，切實把學生身心健康成長、把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作為衡量判斷政績觀的基本坐標。[15] 二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立場。教育領導干部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教育的思想，在制定政策、評價工作成效時，必須把“人民滿意度”作為根本標準，讓教育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這就要求建立一種整體教育公平觀，不僅要注重“機會公平”，更要突出“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三是堅持“久久為功”的育人耐心。育人是長期工程，最忌急功近利。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需要教育者尤其是決策者具備“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擔當。要敢于為“潛績”投入，如系統性推進課程改革、持續提升教師隊伍素質、培育學生核心素養等。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還要著重培養學生的創新力、內驅力、情感力、數字素養，以及應對不確定性的能力等，推動學生從“被動為生產”到“主動為生活”的歷史性轉向，[16] 最終走向“教育為生命”，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二）制度保障：構建科學的教育政績評價體系

制度是觀念落地的剛性約束。要從根本上扭轉政績觀偏差，必須深化教育評價改革，以科學的教育評價體系為杠桿撬動全社會觀念革新，樹立科學的政績觀。[17] 一是完善評價體系，從“單一評價”走向“多元評價”。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完善差異化考核評價體系，提高考評針對性和科學性，防止出現‘數字出官、官出數字’的惡性循環”。[18] 各級黨委和政府不能以升學率論英雄，而應以立德樹人成效為根本標準，構建涵蓋學生全面發展、教師專業成長、學校特色發展、社會滿意度等維度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二是優化評價方式，從“結果導向”到“過程與結果并重”。要改變“一考定終身”和“只看年終不看平時”的弊端。引入增值性評價，加強過程性評價，將日常教學管理、課程建設、教師發展等納入考核視野，更加關注師生在教育生態中的真實體驗與持續成長。三是強化評價運用，將政績觀考核納入教育干部管理體系。評價的威力在于結果運用。要注重把正確政績觀轉化為具體的考核評價標準，把樹立正確選人用人導向作為重要著力點。[19] 對重“顯績”輕“潛績”、搞“形象工程”、違反教育規律造成不良后果的干部，要堅決予以問責；對堅持科學教育觀、深耕教育內涵、為教育事業做出扎實“潛績”的干部，要大膽使用。通過鮮明的用人導向，正向激勵教育領域形成崇尚實干、勇于攻堅、注重長遠的良好氛圍。

（三）實踐創新：推動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

理念轉化和制度設計最終要靠實踐來檢驗。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堅決破除一切制約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思想觀念束縛和體制機制弊端，全面提高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20] 一是尊重教育規律，避免行政化、功利化過度干預。教育的本質是啟迪、喚醒和培育，有其自身的內在邏輯。教育治理必須摒棄“管卡壓”的行政思維和“唯GDP”的功利化邏輯，轉向以專業和智慧支撐的服務型治理。教育管理部門應簡政放權，減少對學校辦學的直接干預，讓校長和教師能夠遵循教育規律，安心治校，潛心育人。二是激發基層活力，鼓勵學校和教師的創造性實踐。正確政績觀應體現在為基層“賦能”而非“增壓”。在規范有序的前提下，應建立常態化的激勵機制，鼓勵學校和教師圍繞治理機制、辦學模式、育人方式等進行大膽探索和改革創新，形成“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百花齊放”的生動局面。三是回應群眾需求，把人民滿意度作為檢驗政績的根本標準。治理現代化要求建立暢通的訴求表達和反饋渠道，及時回應群眾對“雙減”、教育公平、心理健康、校園安全等熱點問題的關切，切實把群眾在教育方面的“急難愁盼”作為工作的著力點，這樣才能創造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真正造福人民和得到群眾公認的業績。

（四）文化浸潤：營造風清氣正的教育生態

要讓正確政績觀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必須營造崇尚實干、淡泊名利、尊重規律、寬容失敗的文化氛圍。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在全社會樹立科學的人才觀、成才觀、教育觀，加快扭轉教育功利化傾向，形成健康的教育環境和生態。”[21] 一是加強教育干部的思想教育與能力培訓。持續深化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教育的重要論述的系統學習和理解。同時加強現代教育治理能力，加強對教育法律法規、教育心理學等專業知識的培訓，使干部不僅“想干”而且“會干”“能干”，能夠運用專業智慧處理復雜問題。二是在全社會培育樹立正確的教育價值觀。教育政績觀的偏差，與社會上彌漫的“唯學歷”“唯名校”等社會心態息息相關。因此，除了教育系統內部變革，還要通過媒體宣傳、社區教育、家長學校等渠道，引導全社會樹立科學的成才觀、育人觀。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每個孩子都能成才”“人人都有出彩的機會”等教育觀深入人心，為教育改革創造良好的社會土壤。三是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良好氛圍。教育改革往往涉及深層次利益調整，充滿探索性和不確定性。鼓勵各級領導干部和教育工作者大膽探索、銳意改革，就必須建立明確的容錯糾錯機制，保護改革者的積極性，并幫助其及時總結教訓、糾偏糾錯。只有營造出一種“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良好氛圍，才能真正激發廣大教育工作者的擔當精神，將教育強國的宏偉藍圖一步步轉化為生動現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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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永智. AI何以重塑教育生態[N]. 光明日報，2026-4-14（15）.

[17] 姜朝暉. 錨定教育強國目標：全國教育大會精神的理論深化與實踐創新[J]. 人民教育，2025（17）：10-14.

本文系2025年度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中央級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助項目“中國教育學理論體系建構研究”（GYI2025001）的研究成果

（姜朝暉 作者系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理論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人民教育》2026年第10期

作者：姜朝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