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水法（左）和孫向晨（蔣立冬 繪）

今年5月，第十屆“漢語哲學論壇”在北京大學舉辦。“漢語哲學”的提出，旨在突破中國哲學原有的框架，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審視基于漢語和漢語世界的哲學思想。自首屆“漢語哲學論壇”舉辦以來，為漢語哲學正名、努力做漢語哲學以及質疑漢語哲學的學者同在，他們將“漢語哲學論壇”作為學術爭論的線下平臺，圍繞如何“接著講”中國哲學等問題展開了多維度的討論。十年過去，對于漢語如何深度參與并重構哲學思想、漢語哲學如何與傳統“中國哲學”厘清邊界并形成互補，以及漢語世界如何為人類提供獨特的本源性思想資源等問題，學界有何推進？就此，《上海書評》專訪了兩位堅持在漢語哲學領域耕耘的學者——北京大學哲學系韓水法教授和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孫向晨教授，請他們同題作答。

今年是“漢語哲學論壇”舉辦十周年。當年為什么要提出“漢語哲學”這一概念？是為了回應“中國沒有哲學”或“中國哲學缺乏合法性”之類的質疑嗎？還是因為西方哲學研究在中國已深度漢語化，時機已然成熟？

韓水法：我的思路與從中國哲學合法性危機的角度出發的人不太一樣，概括起來有如下幾點。

首先，以“being”及其同一簇詞語的翻譯為例，我們面臨一個難題是：是將其譯為“存在”“有”或“在”，還是一“是”到底？

很顯然，“to be”這類系詞及其各種變形，印歐語系的語言有，但漢語沒有，至少上古漢語沒有，而現代漢語雖然有“是”，也沒有其相應的變形。在德語中，它第一人稱、第二人稱和第三人稱形式各不相同，第一人稱為“bin”，第二人稱用“bist”，第三人稱是“ist”。它還有許多變化比如，黑格爾、馬克思哲學中常用說的“Wesen”（本質）一詞，就是從系詞衍生出來的。

因此，我思考的關切之點在于：當我們用漢語表達“存在”時，是否要完全依賴翻譯？有人似乎認為，關于“存在”的討論必須遵循印歐語系的表達方式，仿佛漢語無法勝任。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翻譯？就我自身從事翻譯的經驗而言，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是逐詞逐字去對應西方典籍，還是要立足于思想體系？Being翻譯所關涉的乃是形而上學和存在論，那么現在的問題就應當回到一個根本點：漢語如何思考和表達相應的問題？這就是一個體系的問題。漢語能否以體系的思維來思考形而上學和存在論？如果行，那么翻譯就是一個枝節。漢語翻譯西方哲學，應當是體系對體系的翻譯，絕非簡單的一個語詞對應一個語詞的轉達。于是，我發現，漢語原本有自己表達形而上學和存在論的詞語和方式，盡管并不足夠豐富。這是我產生漢語哲學自覺的一個重要原因。

王路著《Being與漢譯哲學》

第二點思考源于我從事外國哲學教學和研究的多年經歷。我注意到，早些年，有些教師和學生，在撰寫西方哲學研究文字時，常有一種傾向：他們更愿意直接引用外文文獻，即便其中某些已經有了中文譯本，甚至其文字實際上參考或引用了現成的譯本，仍選擇標注英文或德文原文出處，以為這樣更權威。

還有一個現象，如今雖漸漸少了，但以往常有人感慨：有些著作讀中文時讀不懂，讀英文或德文一讀便懂了。這里不排除有翻譯質量的原因。然而，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在原因，即有一種潛藏的——有時也公開表達的——心理：認為漢語天然缺乏表達哲學、進行哲學思辨的能力。這就遮蔽了一個可能的事實：事實上，不僅他們的漢語理解和表達能力或有不足，而且他們的哲學訓練和思維也有所欠缺。其實，除了特殊的語言形式之外，漢語無法準確、嫻熟地表達的內容，用英語同樣難以達意。

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漢語目前并非主流的學術語言。自然科學領域的核心期刊以英文為主，經濟學的情況是如此，許多社會科學乃至人文學科的頂尖期刊，也是如此。這就關涉一個根本性問題：漢語是否具有從事自然、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能力？換言之，在表達我們的思想、闡述科學理論，更不說從事哲學研究方面，漢語是否具有與任何其他語言同樣的能力？這正是我形成“漢語哲學”觀念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先行的、基礎的思考。

我認為，漢語在科學、藝術和哲學等領域的思維和表達的能力，與英語、德語和印歐語系中的任何語言相比，并無本質差別。這是為現代認知神經科學、心理科學等所證明的。不過，它們進入哲學思維的形式各有不同，各自的發展程度也存在差異。若單純從語言發展的歷史來看，英語被用于哲學思維的時間遠比漢語要晚。例如，在七八世紀的古英語或古日耳曼語時期，這些語言幾乎尚未被運用于哲學思考，而漢語早在先秦已經在進行深刻的哲學思維了。以往之所以容易產生“漢語哲學不發達的”的錯覺，往往是因為比較的對象并非單一語言，而是將漢語哲學與歷史上的印歐語系的多種西方語言的哲學進行對比。

孫向晨：“漢語哲學”的討論固然與“中國哲學合法性”有關聯，可以參見我的《漢語哲學論綱》，但是“漢語哲學”的提出有其自身的邏輯。與韓水法老師把漢語哲學看作“漢語載具的哲學”不同，我把漢語哲學定義為基于“漢語世界”生存論經驗所進行的哲學探索，哲學探索意味著代表人類所進行的探索，這里既有漢語，甚至包括漢字所顯示的對世界理解的基本面向，也努力去揭示人類通過語言與文化的“積淀”所形成的“漢語世界”，同時研究開放的“生活世界”所帶來的文明間語言間的碰撞與融合，最終，基于“漢語世界”的生存智慧來回應人類在一個古今中西交融的現代社會中所面臨的根基性問題與挑戰。

我對于此前另兩種流行的定義都有疑義：一種是將漢語哲學視為關于漢語言的哲學，“漢語哲學”可以將其包括在內，但不能被其定義；另一種是將漢語哲學等同于用漢語進行的哲學思考，這一定義又過于寬泛，畢竟不同類型的哲學還是有其基本的風格和特征，如果把漢語世界中的德國哲學研究或法國哲學研究統統稱之為“漢語哲學”，似乎也就失去了提出“漢語哲學”的意義，漢語世界的生存論經驗必須是其中的必要因素。韓水法老師所主張的“漢語載具的哲學”有點像“用漢語思考哲學問題”這一路向，雖然有益，但似乎不足以涵蓋漢語哲學的完整論域。我所特別強調的“漢語世界”表達的是，語言所承載的是整個“生活世界”，類似于維特根斯坦所言“我的語言界限意味著我的世界的界限”這一命題，在這里，這一命題獲得了更具體化的轉化：漢語哲學的根本關切是漢語所塑造的那個“生活世界”。主張漢語哲學的意義不在于證明漢語“能”做哲學，而在于揭示漢語所承載的生活世界如何以其獨特的方式回應人類普遍的哲學關切。

我認為，語言絕不僅是語言學意義上的問題，它承載著“生活世界”，界定著思想發展的路徑。因此“漢語哲學”對應的是“漢語世界”這個概念?？梢哉f，“漢語”在三個層面與哲學發生關聯：一是作為思維載體的語言，其內在結構需得到哲學反思；二是作為語言體系，承載著某種思想的共通性，會影響哲學思考的某種面向；三是反思漢語所塑造的生活世界本身。我反對薩丕爾-沃爾夫學派語言決定論的立場，語言世界有其自身的開放性，但是我持一種語言相關論的立場。因此，我并不反對韓水法老師對語言重要性的強調，而是認為其視角還不夠充分，語言的哲學反思只是漢語哲學的一個必要層次，但漢語哲學的最終目標，是揭示由語言所帶出的那個“生活世界”及其所蘊含的本源性思想資源。

漢語哲學與中國哲學的關系是什么？如何區別二者？從漢語哲學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國哲學存在的意義？

韓水法：漢語哲學和中國哲學可以從這幾點來進行區別。

首先，中國哲學在其學科體系構建之初，參照了西方哲學的框架，在后來的發展中將自身局限于古代漢語哲學的基本概念和觀念范圍之內。即便需要應對現實問題，中國哲學也傾向于援引古代的概念、觀念與方法來進行闡釋與處理。

其次，緣于學科制度，哲學下設八個二級學科——現在有九個，而中國哲學只是其中之一。長期以來中國哲學與外國哲學、科學哲學、邏輯學、美學等學科之間存在藩籬，彼此交流很少，基本上不涉及其他學科的問題。但漢語哲學則不受此限，它涵蓋了哲學的一切研究范圍，打破了二級學科之間的壁壘，并不受這樣的限制。漢語哲學并不用一套固定的模式，比如古典漢語哲學的那些觀念和方法來處理、解釋和面對現實問題。

此外，無論是中國傳統的哲學（或我所常說的古典漢語哲學），還是經由翻譯引入的西方哲學和思想，乃至所有的科學理論，都是漢語哲學的思想資源，因此，它的資源和基礎十分廣泛，既無學科壁壘的束縛，也無研究流派的限制，更不存在來源的局限。由此，漢語哲學的范疇實際上比中國哲學更為廣闊?；仡櫄v史，中國哲學在學科建立之初，其視野本是開闊的，然而在學科化之后，局限性卻日益增強。

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

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前，漢語曾是一種國際性的學術語言。日本、越南、朝鮮的官方文書多使用漢語撰寫，哲學著作亦多以漢語成書，漢語哲學乃是一種跨國家的哲學。若局促于“中國哲學”之名，則那些出自日本、越南、朝鮮的哲學思想便只能分別歸為日本哲學、越南哲學與韓國哲學，而無法彰顯其共享的漢語書寫傳統與學術脈絡，因而“漢語哲學”這一概念更為恰如其分。

第四，中國哲學這一概念，在政治和地域層面上，是一個具有國界屬性的名稱。在中國境內，除作為通用語言的漢語外，還存在藏語、壯語、滿語等多種民族語言。從廣義上講，這些語言所承載的哲學思想，都屬于中國哲學的范疇，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哲學這個名稱就是相當準確的。然而，實際上作為學科的中國哲學的研究范圍極少涉及這些內容。當前的中國哲學研究主要聚焦在古典漢語中的觀念、思想與方法。

因此，按照前面的解釋，“漢語哲學”與一般意義的“中國哲學”在概念上其實是兩回事。不過，漢語哲學可以包括當下作為學科的且現實的“中國哲學”。

孫向晨：非常同意韓水法老師的看法，當前“中國哲學”的主流研究范式是“面向歷史”的學科建制，以中國哲學史為基本框架，包含大量思想史與學術史內容，“漢語哲學”更強調以哲學問題本身為目標。在建立“中國哲學史”范式之初，“中國哲學”的整理多以西方哲學范式為圭臬，形成了“反向格義”的問題，即用西方哲學的概念框架來“選出”中國傳統學問中可被歸類為哲學的內容，這直接導致了“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質疑。

更重要的是“中國哲學”這一名稱內含著某種矛盾：哲學追求的是普遍性問題，而“中國”二字包含了太多歷史、社會、民族的意涵，模糊了哲學的普遍性意味。我們所說的“德國哲學”并不是關于德國的哲學，“法國哲學”也不是關于法國的哲學，它們是源自德語世界或法語世界的哲學?！皾h語哲學”也不是用一個民族來限定哲學，而是用源于漢語世界的語言與智慧來思考人類的普遍性問題。同意韓水法老師的看法，漢語哲學與中國哲學不是相互取代的關系，后者對傳統思想寶藏的發掘與貢獻是“漢語哲學”不可或缺的資源，另外如日本哲學家和辻哲郎提出的“風土”等哲學概念也屬于廣義的漢語哲學范疇。在這里我更強調漢語哲學作為基于“漢語世界”本源性思想資源所展開的哲學活動，更關注“從漢語世界出發進行哲學的原創性建構”。

李河老師在《哲學研究》發表的文章稱，“漢語哲學”是個冗余的詞語，目前還不能成為“中國哲學”的替代詞。這是否反映出學界的一種誤解，即認為漢語哲學意在取代中國哲學？

韓水法：漢語哲學本身是開放的，并不取代中國哲學，至少與一般中國哲學的絕大部分是重疊的，而傳統的中國哲學研究完全可以繼續發展。然而，如果事關當代的研究，單單傳統的研究方法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既有的研究范式有其惰性，會形成既定的思維框架。舉例來說，當我用漢語從事科學哲學研究時，很可以將其歸入漢語哲學的范疇，也可以說是在中國做的哲學研究，但如果稱其為中國哲學，則難以為許多中國哲學研究者或科學哲學學者所接受。

孫向晨：有爭論是學術健康的表示。但我認為漢語哲學必不可少，其根本原因在于，哲學的普遍性是通過多樣化的語言世界得以組合呈現的，而漢語世界的生存經驗和本源性思想資源代表著人類生存不可替代的獨特面向。漢語哲學不同于王路老師所說的“加字哲學”，“漢語”并不是一個從外部限制哲學內容的限定詞，而是源于“漢語世界”的哲學活動本身。此外，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實質，并非否認“漢語世界”有自己的哲學，而是質疑以西方哲學為范式書寫出來的“中國哲學”是不是其固有形態。要回應這一質疑，恰恰需要提出“漢語哲學”的概念，揭示出“漢語世界”本身源初的哲學概念與思考方式。因此，漢語哲學并非“冗余”，而是一種重建哲學話語、恢復哲學原創活力的范式轉換。事實上，漢語哲學的意義不僅在于“范式轉換”，更在于它揭示了一個根本事實：不同的語言世界有不同的本源性思想資源來回應人類共同的普遍關切。

漢語哲學這一概念，是同德語哲學、英語哲學以及古希臘語哲學并列的嗎？韓水法老師曾講到古希臘語和德語在哲學領域的式微，現在在德國讀哲學博士的學生也可以用英文寫博士論文。這是因為英語更適合進行哲學表達，還是與背后的經濟和政治因素有關？

韓水法：一般而言，一種語言的哲學之發達，與其所屬共同體的科學、文化、經濟及政治狀況密切相關。以古希臘為例，其哲學成就如此卓著，正是源于它在科學、文化、政治、文學、歷史乃至體育等領域的全面繁榮。同樣，德語哲學在鼎盛時期，也與其時德語區在科學、文化、政治、技術等方面的強盛緊密相連。觀察當今世界的哲學圖景，英語地位之所以突出，基本的原因就是美國、英國及其他主要英語國家在科學、經濟、文化、教育、商業等諸多領域的雄厚實力和領先地位。

因此，漢語哲學的未來，并不僅僅取決于它自身的發展，更與整個漢語世界的科學、經濟、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綜合發展息息相關。然而，我們這些從事漢語哲學研究的人，可以喚醒大家對這種關系的意識與重視。這就關涉到了向晨老師所說的“漢語世界”的生存經驗和未來發展了。

孫向晨：這需要在不同層次上進行梳理。在源初的意義上，海德格爾曾說“哲學說希臘語”，正是古典的“希臘世界”帶給了西方哲學最初的思想結構，在這個意義上，“漢語哲學”也必須挖掘出“漢語世界”源初的思想結構。在哲學寫作的意義上，過去常有人認為德語是一種哲學語言，當代又有人認為英語是一種“天然的”學術語言，事實上，這在語言上并沒有依據。近代歐洲哲學的語言從拉丁文演變為英語、德語，正是通過哲學家們不斷使用各自母語寫作才實現的。在這個層次上，漢語哲學同樣需要讓漢語不再以“哲學史”的方式敘說傳統的中國哲學問題，而是要讓漢語去言說時代提出的普遍性哲學問題。這在現代的“漢語世界”尤其有其特殊性，我所講的“雙重本體”概念也可以用在這個問題上。在現代，我們須以“雙重語境”，漢語語境與西方語境這兩重體系來理解“漢語哲學”的基本概念，以“迂回他者”的方式進行深層次的自我省思。

關于漢語哲學的定義，孫向晨老師強調的是“漢語世界的哲學”，重點在漢語世界；韓水法老師強調的是“漢語載具的哲學”，重點在漢語這門語言。想請問韓老師，應如何理解“漢語載具的哲學”？

韓水法：我之所以強調語言，因為在我看來，語言與思想緊密相連，但思想先于語言。有了思想之后，語言才涌現。而語言一旦產生，又會反過來整合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重構思想。同樣的思想在用不同語言表達時，表達方式是不同的，意義也會有所差異。

此外，我認為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哲學并非伴隨思想或意識而直接出現，而是在人類具有自我意識能進行反思之后才形成的。然而，僅有反思和自我意識還不夠，若沒有語言作為手段，哲學依然無法誕生?？梢哉f，哲學建立在自我意識的基礎上，并以語言表達為條件，它與語言密切相關，不可分離，甚至直接植根于語言。

從外在形態來看，不同語言所表達的哲學也往往呈現出顯著差異。盡管它們都在追尋普遍性、探討一些共同的根本問題，但在表達方式、思考視野、問題提出的角度乃至風格上，仍然呈現很大的差異。

二位怎么看吳根友老師的說法，漢語哲學需要區分古代漢語哲學與現代漢語哲學嗎？

韓水法：這可以視為一種哲學史的視角。通常，我不稱之為“古代哲學”，而稱“古典哲學”，我們可以區分古典漢語哲學和現代漢語哲學，當然我也提出過“上古漢語哲學”，因為我對它做過一些研究，也發表過相關文章。我們可以做這種區分，因為語言發生了變化，過去使用文言文，如今我們使用現代白話文來表達。當然，有人認為這是兩種不同的語言，我并不同意。這其實是漢語自然演進的過程，白話文并非現代才出現，實際上，文言文原本是書面語，白話文是日?？谡Z，白話文運動只是倡導書面語也采用白話。當然，在上古漢語中白話與文言的區別可能并不顯著，后來才逐漸擴大。

我認為語言有其內在的發展規律。我們不能簡單地說印歐語系在多大程度上改造了漢語，影響固然存在，但要根本性地改變漢語的核心規則，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對上古、古典以及現代的漢語哲學加以區分，因為其背后的科學技術、經濟與政治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先秦時期，哲學之所以蓬勃發展，得益于活躍的社會思想與豐富的原始科學技術探索。此后科學技術的發展趨于停滯或放緩，但社會制度方面則演進迅速，因此哲學思考更多地聚焦于倫理與政治領域。步入現代，漢語世界進入全面發展階段，那么漢語哲學的自覺意識的顯現，以及將漢語哲學作為一種范式提出，便成為必然。這不僅源于哲學自身的反思與內省，更是整個時代環境推動的結果。

張東蓀

孫向晨：首先，非常同意韓水法老師不將文言文與白話文視為兩種不同語言的看法。就哲學而言，其實無需區分古代漢語哲學和現代漢語哲學，任何一個生活世界都是演進的，甚至其底層的邏輯也會變化，一如維特根斯坦所說的河床理論。另一方面，“漢語哲學”重視“漢語世界”中源初的思想結構，但并非只面向過去，而更多的是一種面向現實、指向未來的哲學，其中包含著跨語言世界的交融以及來自現實的挑戰。在現代，事實上已經有了一批非常優秀的“漢語哲學”成果，如張東蓀的“文化認識論”、賀麟的“知行哲學”、李澤厚的“情本體”、張世英的“橫向超越”說、張祥龍的“家與孝”、陳來的“仁學本體論”、趙汀陽的“天下”觀念等。這些研究都已包含了對古代與現代雙重維度的關照。古代與現代之分還是過于從“史”的角度來理解，我則更著重從哲學建構的角度強調漢語哲學的獨特使命。

張祥龍著《家與孝：從中西間視野看》

按照兩位老師對漢語哲學和中國哲學的區分來看，漢語哲學的外延比中國哲學更寬廣。如果將漢語哲學作為一個概念，那么在我們已討論的外延之外，漢語哲學最核心的內涵究竟是什么？

韓水法：我提出了廣義的漢語哲學與狹義的漢語哲學之分。廣義的漢語哲學涵蓋一切哲學研究的領域與對象，因而并無核心。狹義的漢語哲學需要探究漢語中一些獨特的表達方式，與印歐語系的表達之間存在何種差異。例如，漢語哲學也探討“存在”與“本體論”問題，但漢語并未使用“to be”這類系動詞，而是運用“有”“在”和“存在”等來表達。這類議題或許可歸入狹義漢語哲學的領域，目前相關研究已較為豐富。但我認為，廣義的漢語哲學或許更值得深入開拓。在形而上學、認識論、心靈哲學、語言哲學、邏輯學等方面，先前的漢語哲學較少涉及，只是翻譯了很多相關著作，而以漢語為語言工具展開的原創性研究并不多，這可能是目前漢語哲學最根本、最重要的研究方向。

孫向晨：我們可以通過三個層次來充實漢語哲學的內涵：第一層是反思漢語言甚至包括漢字本身的特征，西方哲學與其語言、邏輯及形而上學有某種同構關系，而漢語與漢語世界思想之間的內在結構關系及其特點，還需要進一步得到哲學上系統的反思；第二層是關注漢語特有的概念范疇，如“生生”“中庸”“體用”“知行”“孝悌”“山水”“氣韻”“意境”等等，“漢語世界”的這些源初概念在西方哲學中沒有直接的對應，需要在哲學上進一步梳理；第三層是對漢語所塑造的“生活世界”進行深入反思，在諸多哲學領域展開原創性的、創生性的哲學探索。

中國傳統文化中是否有豐富的哲學資源？

韓水法：中國古典哲學里擁有大量豐富的資源。然而，其中許多資源尚未被充分發掘，還有很多內容我們未能透徹理解。以我的研究為例，我關注上古精神世界，包括神靈系統和心靈體系。其實在上古漢語中，“心”的抽象意義已經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但過去人們并未深入這方面的研究，常常誤以為古典漢語哲學中“心”的概念較為粗淺，甚至混同于指稱心臟的“心”的含義。實則不然，盡管這兩個概念采用同一個漢字，但它們已演變為兩個完全不同的詞語，因此需要開展專門而系統的研究。因為直到今天，有些人還為此不愿意用“唯心主義”，而用“觀念論”來對譯“idealism”。

孫向晨：對此的回答毫無疑問是肯定的，我們有非常豐富的例證。比如我分析的“身”“己”“家”“象”等概念，這與西方語境中的“body”“ego”“family”“image”等概念非常不同，構成了獨特的思想資源。而另一些概念如“親親”“山水”等，甚至在西方語境中完全沒有對等的概念。進而言之，“家”在漢語世界中作為一種哲學母題，它相當于西語中的“family”“home”“household”等，它不僅僅是一種社會基本組織，更顯現出一種承載“世代”的生存論結構，以及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從這一視角出發，可以與海德格爾的“在世之在”“被拋”“向死而生”的生存論形成鮮明的對照。我們可以通過對大量具體事例的專題研究，為我所說的“本源性思想”框架提供重要的歷史資源。

孫向晨著《論家：個體與親親》

還想請孫老師進一步闡述您的“家”哲學。例如，您曾撰文論述，在中文語境中，“家”首先表示的是“親親世界”，該如何理解這里的“親親世界”？“親親世界”的溫暖是否比海德格爾那種黑暗的世界整體性更為高明？

孫向晨：前面與韓水法老師整體性地論述了“漢語哲學”的問題，具體而言，這些年我在做的“家哲學”就是從“漢語世界”中所提出的哲學問題，屬于漢語哲學的范疇。人類都有“家”，在西方哲學傳統中也有一些有關“家”的論述，總的來說，“家”不是其主要的哲學論題，無論在古希臘傳統，在基督教傳統，還是在近現代傳統，他們有各自的理由把“家”排除在哲學的討論之外，具體可參見我的文章。可是，在“漢語世界”，理解人的首要出發點是“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是城邦性的，不是神人關系的，不是個體-主體性的，而是在親子的世代關系中來理解人，因此儒家會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突出人類生存的世代關系，突出人類情感的親親之愛?！凹摇背休d了歷史與文化上過多的制度化內容，因此需要進一步哲學還原，由此呈現給我們的源初世界是一個“親親世界”，它為“人生在世”的溫暖、信任、關愛、共情、希望等積極情態奠定了生存論的基礎，而從“此在”的生存論分析衍生而來的存在主義，更多揭示的是黑暗、孤獨、荒謬、焦慮、惡心、無根與虛無等形態?！皾h語世界”對人類生存的諸多面向有著深邃而動人的理解，我們需在“漢語哲學”的平臺上對其作更為深入的揭示。

研究西方哲學的中國學者，憑借已有的知識背景和哲學訓練，轉入中國哲學領域的研究時，是否具備一定的優勢？

韓水法：我們過去的專業是西方哲學，但實際上更關注的是形而上學、認識論、心靈哲學等領域的問題。這樣的研究視野本身就較為開闊，專注于哲學的基本問題。而這些問題，在上古或古典漢語的語境中，其實有著獨特的表達方式和思考路徑。不僅僅是因為我們研究西方哲學，而是因為我們探究哲學的基本問題，從而對這些問題有更高的敏感度和關注度。

孫向晨：事實上，在現代“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范式從一開始就是由研究西方哲學的胡適、馮友蘭等學者創立的?！爸袊軐W”的研究從一開始就具有雙重語境的問題。只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學者們自覺不自覺地采取“以西釋中”的態度，把自身當作了“普遍性”中的“特殊性”，但這種比較的視野顯然是不夠完善的。漢語哲學則建立在“迂回”他者的反思之上，這需要我們將西方哲學傳統中的“普遍性”重置為“他者”方能完成。當然，西方哲學訓練的價值，在于幫助研究者以更高的敏感度審視哲學的基本問題以及中西之間的根本性差異，而非將其奉為普遍標準。

關于“漢語哲學”的爭議似乎長期存在。部分中國哲學研究者或許會認為：大家都在探討漢語哲學，是否意味著國內從事西方哲學研究的學者正面臨某種合法性危機？抑或是他們感到以往的研究再難做出新意，因而將目光轉向中國哲學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資源？

韓水法：并不是說遇到了危機，而是說我們這些以漢語為語言載具從事哲學研究的人，產生了一種自覺。我們發現自己并不僅僅做西方哲學的研究，正如我前面所說的，我們處理的是哲學的基本問題——諸如形而上學、認識論、心靈哲學等。在有了這樣的意識之后，我們自然會思考漢語本身所蘊含的思想資源和漢語本身對這些問題的表達等等，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此外，正如剛才所提到的，漢語世界的科學、技術與文化都在持續發展，這自然會促使我們對漢語產生一種自覺的反思意識。我們必然會思考：漢語能否成為一種一般的學術語言，乃至主流學術語言？首先，它是否具備這樣的潛力？過去常有人認為漢語僅是生活語言，而非學術語言。如今看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現狀仍不盡如人意——無論在人文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領域，漢語尚未成為主流的學術語言。

孫向晨：剛才其實已經提到過，漢語哲學的提出是哲學高度反思的必然結果，是學術發展的必然結果，而非任何危機的結果。無論是從歐陸哲學提出“生活世界”的思路，還是維特根斯坦提出“生活形式”的思路，都指出了以語言為基礎的生活世界為哲學奠定了根基性基礎，這一根本性的哲學認識，才是漢語哲學得以提出的內在根據。

漢語世界對西方哲學、佛學等領域的翻譯與研究，是否也應被視為漢語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韓水法：確實如此。我們使用漢語來翻譯和研究西方的哲學思想，包括其政治哲學概念，這自然構成了漢語哲學的一部分。因此，漢語哲學的涵蓋面是非常廣闊的。一旦我們展開研究，西方的哲學思想就會被納入漢語的語言秩序之中，所產生的理解便會有所不同。西方哲學的概念在自身的語言秩序中有其內在的邏輯關聯。但是，它們在漢語中的表達，同樣是以一套詞語-概念秩序展現出來的。這樣，基本上，它們是作為體系被納入漢語哲學的。這不僅豐富了漢語哲學，同樣使其內在秩序變得越來越復雜。

孫向晨：這個問題需要仔細分析。確實，漢語哲學的研究既包括對漢語世界本源性思想的研究，也包括對文明板塊相互碰撞的研究，這就包括了對佛學與西方哲學在漢語語境中被翻譯、被理解以及被轉化的研究，這些工作同樣屬于漢語哲學的寬廣領域。這里特別要提出的是，這些佛教與西方哲學的翻譯必須達到高度的哲學自覺，比如，賀麟先生、陳嘉映老師、王慶節老師對西方哲學中譯的高度反思。事實上，對于中國經典的西譯，也是漢語哲學研究的范疇，比如安樂哲先生對中國古典經典的翻譯。漢語中很多特有的概念，在翻譯成西方語言時同樣會面臨巨大的挑戰，如“中庸”與“mean”“middle way”之間就無法完全對應。此外，佛學翻譯的歷史經驗，對理解今天漢語哲學與西方哲學的互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古代印度佛學思想被納入漢語語言系統后，經歷了深刻的改造，形成了獨具漢語特色的漢傳佛學，這一歷史過程為今天漢語哲學處理西方哲學提供了重要參照。

安樂哲著《孔子與杜威：跨時空的鏡鑒》

二位老師都認為漢語哲學其實是一個范式，該如何理解這一論斷？

韓水法：當我們提出“漢語哲學”這一概念后，便會發現一個基本事實，正如徐龍飛老師所言，“我們不是用‘語言’進行哲學研究，而是在用具體的一種語言研究哲學”。徐老師的問題很到位，并沒有一種一般的語言，哲學的普遍性是通過多種語言的表達得以呈現的。確立漢語哲學這一范式后，我們便能夠清晰地認識到：每一種語言在從事科學、藝術、文化及哲學研究時，它們的功能是同等的。然而，在漢語哲學范式尚未明晰之前，人們往往不自覺地認為英語是一種天然的、理所當然的一般學術語言——這種觀念其實并無依據。漢語哲學作為一種范式，它必然包含一系列的原則與方法，可將以往的諸多問題都置于一種新的關系框架中予以重新審視。

孫向晨：“漢語哲學”確實在多方面實現了某種“范式轉換”?！皾h語哲學”的提出與表達直接涉及漢語世界的精神結構、漢語概念的構成以及漢語本身的特質，在哲學上是一種“范式轉換”，具有原創性、規范性、開放性、未來性、世界性等特征。這一范式轉換并不意味著要放棄普遍性追求，而是要通過不同的語言世界來呈現哲學的普遍性。不同語言世界中呈現的獨特哲學概念，同樣可以超越于具體的語境，而在哲學上獲得某種去語境化的理性表達。

“漢語哲學論壇”至今已舉辦十屆。漢語哲學領域在這期間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有學者認為“漢語哲學論壇”搭建了一個學者交流的平臺，你們是否認同這樣的評價？

韓水法：我認同。不僅如此，我還注意到許多具體問題的浮現。在我近期撰寫的文章中，便列舉了一系列議題，例如“漢語哲學的自覺”與“對漢語本身的自覺”等。漢語足以勝任任何哲學研究，乃至其他一切科學研究的語言載體，這些觀念都應被視為我們取得的進展。當然，也存在許多具體而微的學術推進。比如對being的研究，以及一些很專業的研究。比如李麒麟老師運用現代邏輯分析王陽明的語句與表達。以往這些古典漢語的內容常被認為邏輯性不強，或與西方常見的表達方式不符。但用現代邏輯和哲學理論分析之后，人們發現它們實則遵循著某種內在的思維模式和邏輯原則。

孫向晨：非常同意韓水法老師的看法，“漢語哲學論壇”的舉辦取得的最大成果在于推動了“對漢語本身的哲學自覺”和“漢語哲學的自覺”。在具體的成績上，2022年“漢語哲學”被評為“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北京大學成立了“漢語哲學研究中心”，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參與漢語哲學的討論。在學術成果上，在國內如《中國社會科學》《新華文摘》《哲學研究》《學術月刊》《光明日報》等一系列重要報刊上發表“漢語哲學”文章，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一系列具體概念的專題研究也不斷推進，如對“家”“生生”“象”“親親”等概念的分析，已構成較為系統的學理框架。海外學者對漢語哲學的興趣也在日益增長，參與論壇的海外學者越來越多，更多的學術討論，如在Philosophy East and West上進行的學術爭論，表明這一領域正在從國內討論走向國際化。

“漢語哲學”是不是一個從天而降、起初并無實質內容的概念？就像周程老師在論壇圓桌上所作的比喻。是否在提出“漢語哲學”這一構想之后，又于這十年間一步步填充其內容？

韓水法：他們的比喻不太恰當。先前直接用漢語從事哲學研究的人，有時對自己的工作缺乏清醒的認識——沒有一種自覺和反思?，F在我們已經有了漢語哲學的自覺意識。就如孫向晨老師在這里多次提到的那樣，在這個范式被正式提出來之前，先行者們已經做了許多的探索?？梢哉f，漢語哲學是涌現出來的。周程老師的比喻只描述了河流的表面。

孫向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系統地回顧了“漢語哲學”出現的歷程，這絕非一個“從天而降”的概念，而是對既有的用漢語進行哲學思考與寫作的實踐進行理論反思和范式提升的結果，有著較長的醞釀與發展的過程。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就有許多學者，如俞吾金等老師提出過“讓哲學說漢語”的主張；九十年代時，“漢語神學”曾大行其道；本世紀初，彭永捷、何乏筆、韓水法等學者較早提出“漢語哲學”的問題。2016年5月，韓水法老師在北大召集了大陸首次“漢語哲學論壇”，幾乎同一時間，我在復旦召開了中國大陸（內地和香港）與臺灣地區“漢語哲學論壇”，此后的十屆論壇也都由兩校聯合舉辦，當然具體承辦最多的是浙江大學。從研究的成果來看，這一歷程可分為醞釀階段（本世紀初）、論壇階段（2016年起）和深入階段（近年），這一演變充分證明，漢語哲學是在長期實踐基礎上逐步形成并走向自覺的。

第十屆“漢語哲學論壇”海報

面對學界圍繞漢語哲學的爭議甚至反對，是什么支撐兩位老師堅持言說、踐行漢語哲學？

韓水法：確實，我們面臨著諸多挑戰，而這恰恰源于我們擁有漢語和漢語哲學的自覺。正是這種自覺，構成了我們的根本出發點。我們與那些以英語為載具的哲學研究者，固然懷有共同的目標，卻使用著不同的語言。正是語言的不同，讓我們得以發現對世界諸多相異的看法，進而形成一些獨特的思想路徑。我們既有共通之處，也存在差異。然而，關鍵問題在于：我們如何抵達那些共同點。我們使用不同的語言，這是不爭的事實。我們追求哲學的普遍性，但為何這種普遍性必須通過不同的語言來實現？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我們對此事實有著清醒的認知，無法亦不應否認它。而這一認知，恰恰成為了我們的動力源泉。更何況，我們或許還懷有一種文化的情懷——我們并不希望未來全世界只留存一種單一的語言。我們深信，漢語是一種深邃而優美的語言，這同樣是我們共識的一部分。

孫向晨：盡管關于“漢語哲學”有著各種不同的意見與爭論，漢語哲學發展的根本動力在于哲學上的自覺。我將漢語哲學的核心任務定位為，在全球視野下追溯漢語世界的本源性思想，澄清當前面臨的哲學任務，并探索漢語世界未來思想的發展方向；其根本使命是對人類生存的普遍性處境提出解答，這是推動漢語哲學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