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邵作舟（1851—1898），字班卿，安徽績溪人，近代思想家和哲學家，有闡發變法維新思想的《邵氏危言》《變法自強疏》，研究哲學公理的《公理凡》《人道綱目》等著述行世。在此試就邵氏《論文八則》談些讀后感，以補苴罅漏，從一側面豐富對邵氏思想的認識。

曹丕《典論·論文》言：“蓋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邵作舟幼年好文，遍讀唐宋諸大家文集而心追手摹之，對寫文章的看法與曹丕類似：

夫為文者，將以窮極萬事萬物之理，護吾學識之所獨得，暢吾衷曲之所欲言，陶寫性情，羽翼經傳，大則以明道立教，小則以娛目談心，茍非盡學問思辨之功，才足以追三代，學足以冠天人，無知妄作，夫豈有當。

正是將寫文章看得如此重要，他反對倉促握管，濫襲成調，認為為文之道，學識為先，首先要做到“七本”：

一曰格物致知，以窮其事理，則文之旨必深矣；二曰博學好問，以富其見聞，則文之憑藉必厚矣；三曰浸淫古籍，以高其師法，則文之氣骨必古矣；四曰沉潛涵泳，以養其氣機，則文之魄力必大矣；五曰講求體要，以審其施用，則文之格律必嚴矣；六曰講求法度，以清其布置，則文之條理必密矣；七曰講求用筆，以極其變化，則文之精神必煥矣。

這實際是強調，欲作佳文，必須先下苦功，在見識、學養、胸襟及文章作法等方面儲備豐厚，方可有所成就。否則，縱使廢寢忘食，句修字飾，如無源之水，潢污行潦，難逃庸劣淺陋之弊。

在邵作舟看來，具備以上認識和才學，方可為文。而作文之始，便要注重構思“四術”，即立意、辨體、布局和修辭。他認為：

縱橫千萬言之文，必先審其當立何意，當用何體。意既立矣，體既定矣，又必認定主人翁，而徐分其深淺、先后、賓主、反正之層次，細思其提掇關鎖，首尾呼應之線索，一一布置妥帖，然后次第摛詞，句斟字酌，于波態之長短曲折、音節之高下疾徐、造句之工拙雅俗，處處精神檢攝，一字不敢忽略。

值得注意的是，邵氏所說的“辨體”之“體”，與現今所理解的“文體”概念不同，而是更多指向文章風格。他將文章分為六種體式：肅穆典雅之文，主要用于紀事銘頌，勒典刊碑，莊嚴厚重，無佻滑鄙俗之病。雄駿英銳之文，多半用于辯駁論難，闡發利弊，豪爽干脆，無頹弱艱澀之病。曲折奧衍之文，常常用于指陳事理，抉摘幽隱，洞見癥結，無蒙翳膚廓之病。靈矯秀逸之文，往往用于說理紀物，傳神寫生，俯仰淋漓，無平拙板滯之病。纏綿委婉之文，偏向諷諫酬對，攄寫性情，低徊婉轉，無蠢直粗戾之病。潔凈精微之文，時常用于箋注經傳，解釋事物，簡短韻長，無冗累淺率之病。

《論文八則》前四則，主要談對寫文章的認識、準備、構思、辨體、布局等內容；后四則分別論述紀事文、議論文的特征，大家之文的妙處，以及為文易生的毛病等。

邵作舟認為，文章之體裁，雖有紀、傳、志、狀、碑、頌、銘、誄、詔、告、表、疏、序、論、雜體之殊異，但總其大要，不外紀事、議論兩端。

紀事之法，約有十四：正筆，旁筆，原筆，伏筆，結筆，補筆，帶筆，鋪敘立案之筆，提掇呼應之筆，關鎖串遞之筆，斷制詠嘆之筆，詳略虛實之筆，賓主映襯之筆，點綴傳神之筆。以此十四法，加之以疏密、錯綜、變化、伸縮之奇，則敘事之妙略盡矣。

邵氏所說“十四法”，實為記敘文如何鋪陳敘事的要領和技巧。如賓主映襯之筆，指本寫此面，而故寫彼面，以相映生輝。《史記·魏其傳》本意在寫魏其之衰頹，而偏以濃墨寫武安之貴倨。《漢書·蕭望之傳》意在寫蕭望之人品，而偏以重彩描繪仲翁之驕矜。《戰國策·楚考烈王無子》篇，文末忽接“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一段，便是以樓臺倒影映射人心難測及春申君遭遇無妄之災的尷尬。

至于議論文，邵氏認為論題不同，隨事賦形，而有千變萬化：或長或短、或開或合，或怒或喜、或莊或諧，或而驚濤怒號、或而新鶯百轉，或而飄風急雨、或而浪靜波平，波詭云譎，不可方物。議論之文體，本無定格可尋，亦難有成法可議，不得已而言運用之方，約有“六要”：“一曰劃清層次，以布其大局；二曰提掇呼應，以挈其綱領；三曰窮源竟委，以洞其本末；四曰反復推勘，以極其事變；五曰剴切詳明，以暢其正面；六曰引喻借證，以助其波瀾。”

《論文八則》可貴之處在于，它雖窮源竟委，條分縷析，大談為文之道的旨趣、體式和方法，提出七本、四術、六體、十四法、六要等種種要訣，但又富有洞見地指出：傳之當世，垂之千古的皇皇大文，往往不受常法的約束，具有“行乎體法之中而超乎體法之外”的神采。邵作舟指出：

稱為大家而不可磨滅者，玩其筆陣，蓋有十妙：一曰精，二曰大，三曰雅，四曰整，五曰雄，六曰健，七曰靈，八曰銳，九曰秀，十曰宕。

他解釋“十妙”說：耙梳抉剔，直中事理，無不達之情，無不暢之理，謂之精。疏節闊目，高深廣遠，包涵萬象，無搔首弄姿之習，謂之大。俗字俗語、油腔滑調不入于文，若商彝周鼎，古氣盎然，謂之雅。長篇大牘之文，頭緒紛繁，無一字之模糊，無一義之錯雜，謂之整。……

邵作舟不僅舉說佳文的妙處，還臚列劣文產生的原因：

一曰時文之體害之，二曰駢儷之體害之，三曰險澀之體害之，四曰經解之體害之，五曰文集之體害之，六曰尺牘之體害之，七曰官文書體害之，八曰語錄小說之體害之，九曰佛老經咒之體害之。

他對“九害”一一解說，如駢儷之體，濃艷為先，用之詩歌，則為藻彩，用之古文，則為不類；經解之體，臚舉原文，句分字析，文氣斷續，易于平冗；佛老經咒之體詭異，尤非雅道；等等。

邵作舟《論文八則》的觀點從何而來？或者說，他衡文的標準和依據是什么？

邵作舟主要生活于咸豐、同治、光緒年間，其時正是桐城派在乾隆朝興盛后步入短暫低潮，又由曾國藩鼎力推動再度中興的時期。邵氏肯定受到桐城派文章理念的影響，但《論文八則》的觀點明顯與桐城派不同。桐城派所論“義理、考據、辭章”的文章作法，多半是韓歐等“八家”古文的延續，而邵氏認為：唐宋諸大家、駢四儷六之文，“皆非三代文章之正也”。他“于是高瞻遠矚，壹志凝神，專寢饋于六經諸子，周秦西漢之文，既憤且樂，誓以終老”（《弁言第一》）。這表明，邵氏為文，主要取法“周秦西漢之文”，頗有“文必秦漢”的傾向。

理解這一點，即可看出邵氏下面的話或有所指：“今之為文者，不高師法，不講體要，貿貿焉取古人之文而雜學之，依傍舊意，濫襲成調，剽竊一字一句，自以為古，此以為時文猶且不可，而欲以為古文，吾惑焉”（《七本第二》）。應對科舉考試的八股文，當時又稱“時文”。這里含有對八股文的貶低，當無疑義。但從“欲以為古文，吾惑焉”，似可見出他對桐城“古文”也是含沙射影，頗有微詞。

《論文八則·十妙第七》有這樣一段收尾的話：“周秦西漢之文，面目不同，體裁各異，要未有不兼此十妙者；唐宋諸家，雖未能全善斯旨，抑亦十得七八；晚近文人，動好操筆，芻靈木偶，略具形模，至于此妙，全所未睹。雖蜣螂轉丸，自比蘇合而滿紙涂鴉，適成其為商賈吏胥之惡札而已。”這似乎更可證明，邵氏文學思想主要以周秦西漢之文為上，唐宋諸家之文亦在可學范圍，而晚近文人篇什皆不入其法眼。

作為晚清主張變法維新的思想家，邵作舟政治上的革新主張與文化上的崇古觀念（推舉周秦西漢之文）看似矛盾，實又內在統一，即皆希望國運和文風回歸“守正”之道。

（作者為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員）

原標題：《別開生面的文章之道：邵作舟的《論文八則》》

欄目主編：楊逸淇 文字編輯：李純一

來源：作者：錢念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