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許可》上線流媒體，終于看了這部久聞大名的電影。差，非常差。

我寫觀后感，往往強調個人感受和觀點，很少用“差”這種事實性描述。只有極少數電影破例，《我，許可》就是其中一個，因為它都算不上一部人物可信、敘事完整的電影。

人物不可信，每個角色都綜合了社交媒體時代的典型特征，但這些特征彼此之間又存在天然沖突，導致每個角色都像空洞的符號。

女主角許可（文淇 飾）25歲，是個老師，沒有性經驗。有高品位的文化素養，譬如去山西看古建，假期去看展覽看話劇。擁有非常現代的性別意識，會用情趣玩具自娛，還大膽地跟班上同學分享生理期知識，并在班里實行衛生巾共產主義。在品味與性別意識上如此完美，卻有著一言難盡的生活狀態，出租房里地動山搖的洗衣機，凌亂不堪的家居環境，連2萬元手術費都無法支付。擁有現代女性的外殼，內在卻讓生活處于失控的邊緣，這也許符合所謂文藝女青年的刻板印象吧。

讓人費解的是，許可怎么成長為如此“現代”的女性。按照影片中的描述，她有個渣男的爹、控制欲強的媽，這樣的原生家庭簡直如狼窩虎穴。她大學畢業不久，能當上老師大概率是師范畢業，僅僅靠大學四年就能讓一個女性有脫胎換骨的改變，實在難以讓人信服。

主角許可的現代，尚可被解釋為年輕人接受新事物新觀念的能力強，那母親胡春蓉（秦海璐 飾）的角色塑造，則是徹頭徹尾的災難。按照影片描述，許可是00后，那胡春蓉大概率生于上世紀70年代中期甚至后期。這代人是改開紅利最大的受益人，也是思想相對開明的一代。結果在電影中表現得卻如前清遺老，她拒絕在女兒的手術同意書上簽字，理由是怕破壞處女膜，影響名聲。

這簡直是對母性的羞辱。女兒的生命和名聲，這在一個母親的價值天平上孰輕孰重？這事如果發生在一百年前，確實有幾分可信，但導演偏偏將這個核心沖突放在2025年，放在70后母親和00后女兒兩代人身上，一個身上帶著腐朽的裹尸布味道，一個又站在思潮前沿大談主體性，虛構的代際沖突完全脫離時空語境和文化土壤。

影片仿佛害怕胡春蓉不夠腐朽和僵化，繼續加戲，讓她化身成面目猙獰的權力上位者，試圖展現某種東亞家庭控制與反控制。她拉著女兒訴苦，說她六年來騎著車帶女兒去少年宮學習舞蹈又多么不易，許可對她說“我想學的不是舞蹈，是畫畫”，這句話十多年前她就沒聽，許可成年后她也沒聽見，反而將其視為培養女兒的勛章。還有在影片中反復出現的“雞肉”，許可一遍遍強調自己不愛吃雞肉，胡春蓉總是選擇性過濾，一遍遍給許可寄來雞肉，甚至闖進許可家里烹飪好逼著女兒吃。

母女沖突到極致的時候，胡春蓉從冰箱里拿出雞肉，一塊塊地砸在地面上。令人窒息的場景，符合不少“父母是禍害”的刻板印象。

問題在于，胡春蓉在影片又不僅是權力上位者與冷酷的施害者，她又要表現出女性柔弱順從的一面，比如在家政工作中遭遇騷擾，她選擇忍氣吞聲；她還有現代女性富有勇氣和開明的一面，比如她拋下“渣男”丈夫的勇敢出走，再比如她能在家政女工的戲劇工作坊表現出挑，能在夜場接過搖滾歌手的話筒唱得驚艷全場。腐朽、保守、控制，柔順、膽怯、開放、多才多藝這些特質綜合在一個角色身上，已經不是不可信，而成為奇觀了。

導演和編劇偏偏要這么安排，恨不得把一百年來女性的所有觀念、行為和特質都塞到這對母女身上，導致觀眾看她們的行為好像在刷短視頻，跳躍、極端、毫無邏輯。

然而導演還不滿足，還要繼續塞各類熱點工具橋段。比如讓許可發現學生吃避孕藥減肥，結果商家寄來打胎藥，差點害死那個女孩，再借許可的口發表關于身材焦慮的宣言，與主題毫無關系，而且悲劇還建立在“商家寄錯藥”這種無厘頭的極小概率事件上。再比如給許可做手術的醫生（白客 飾），他反復強調這個手術必須要親屬同意書，以防止破壞處女膜后遭遇醫鬧，電影還特意讓醫生遭遇了一次未成年人懷孕診斷造成的醫鬧。醫患關系緊張、未成年人性教育等議題又“成功”植入。

短視頻一條接一條、口號一個接一個，唯獨沒有人物、沒有電影。

影片中的男性角色也令人費解。“父親”這一角色全程消失，只出現在母女倆的對話中，被封為“渣男”，但究竟做出那些渣事，電影卻沒有任何表現，只有胡春蓉在工作坊的分享時提到丈夫把自己心愛的花澆死了，這個橋段甚至在后半段借主角的口給消解掉，證明那盆花就是因為缺營養元素，父親用茶葉澆花的行為更類似于“背鍋”。

父親有出軌嗎？似乎沒有，否則不至于妻子離家出走后連點外賣都要求助女兒。父親有家暴嗎？似乎也沒有，否則以女兒的現代勇敢，應該早就把父親送進監獄了。胡春蓉和女兒聊起丈夫，也提到當年他是大專生，有文化，后來開了茶葉店，也側面證明父親這個人物曾經有吸引力且無明顯的悖德行為，考慮到胡春蓉出走后只能干家政工作，說明父親的茶葉店是家庭主要經濟來源，再結合他們70后的生活年代，茶葉店應該是趕上了市場化的時代紅利，這一家人的經濟水平應該不差。從影片中能推測出這家人的基本情況，父親90年代大專生，下海經營茶葉店，母親全職家庭主婦。父親沒有出軌、家暴、重男輕女，夫妻問題還是集中在東亞“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以及雙方缺乏溝通的情感破裂。

這固然可以解釋成女性意識覺醒后的出走，但對父親角色的塑造又顯得荒誕，他始終缺席，無從申辯，只在電話里求助女兒怎么用手機點外賣。一個70后、有商業經驗的中年人，即使再飯來張口，也不至于如此跟時代脫節。男性角色被處理為丑角沒問題，但不能降低可信度，反而讓男權社會下傳統家庭模式的深層問題被一句“渣男”掩蓋。

可以對比《出走的決心》，看看人家對那種窒息家庭關系的塑造，丈夫和孩子共同用母職綁架了母親李紅（詠梅 飾），她遭受的煎熬仿佛鈍刀子割肉，無聲，血慢慢沁出來，沒人知道，甚至女兒一家還爬過來吸。對女性的戕害不來自于某個個體，而是更大的幽靈。女性應對要鼓足勇氣、承擔痛苦，出走不是愉快的郊游，順便享受生活，更不是如胡春蓉這樣懸浮和戲謔。

《我，許可》或許想對標電影《好東西》，試圖拍出那種輕盈的童話感，于是又加了很多金句和喜劇橋段。兩者一比，高下立判。《好東西》的聰明在于，它專注于那些具有現代意識、并且解決了基本生存困境的女性。這部影片發生在上海，兩個女主，一個是單親媽媽、中年資深媒體人王鐵梅，一個是缺愛的樂隊主唱小葉，兩人互相幫助但不介入彼此的生活，直面身體的欲望、情感的缺憾，有時游刃有余地制造生活笑料，有時不得不面對破碎與重建。《好東西》描述了一種女性童話，暫時擱置了代際、階層、經濟等更復雜的議題，這些比性別問題更宏大更難索解，不如專注在人物上。因此，在《好東西》里我們看不到兩代人撕扯，看不到經濟困窘，甚至對渣男的描繪也不那么充滿敵意，因為那里的女性，正直勇敢有閱讀量。

許可似乎也算是“正直勇敢有閱讀量”的女性，但導演塞進了太多本不該屬于她的議題，導致她像那個劃短視頻的手指，機械地完成一個又一個不相關的指令。手術破壞處女膜，這個核心矛盾的設置就充滿陳腐的味道，很難想象一個都市00后女性會把這玩意兒當回事。一個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充滿控制欲又膽小怕事、滿腦子貞操又能唱搖滾的母親，這對割裂的母女最終要強行和解。

母女和解以許可開始吃雞肉為標志。影片設定中，許可本來強烈厭惡雞肉，最終強迫自己吃下雞肉，還一邊吃一邊哭，據稱這是“她愿意邁出理解媽媽的第一步”。這種套路暗含了一個陳腐的邏輯：代際和解以改變自我為代價。這絕不是一種健康的親子關系，現代家庭關系或親密關系中，應該以尊重對方為基本前提，接納彼此的差異，孩子穿不穿秋褲、什么時候結婚，父母不必焦慮；父母跳跳廣場舞，搞個黃昏戀，只要不侵犯別人的合法權益，孩子也不必多嘴。

愛彼此，接納彼此，和而不同，而不是要介入甚至成為對方。許可含淚吃雞肉的橋段，隱含著開始將母親的控制進行內化的征兆，她所有的抵抗都在此刻失效。母親成功地把吃雞肉的行為植入女兒的模式，她不再糾結自己本來喜歡畫畫卻被母親要求學跳舞，也不再糾結母親肆意闖入自己的房間，“主動”理解并成為母親所要求的女兒。也就是說，主角許可在現代女性意識的成長線上，在母女關系上前進了一小步，在權力與被控制的層面后退了一大步。

看似解決了很多問題，但卻往往依賴性別視角的機械降神。母親唱了搖滾，參加了戲劇工坊，就忽然變成了現代女性，所有的結構性困境瞬間消失；男醫生擔心手術爭議，只要換成女醫生，所有的醫患風險蕩然無存。性別議題仿佛懸置在真空之中，這已經不是童話，而是幻覺了。

如果僅僅針對這部電影，我大可不必把這些荒誕之處羅列出來。讓我不安的，是這部電影帶來的公眾評價，某瓣上高達8.2的評分，擊碎了我對電影本體語言的認知。批評電影的人，都成了“bro急了”，關于這部電影，最流行的一種說法就是，讓女性電影“先上說，再挑菜”。

我再次聲明，即便拋開性別議題，《好東西》《出走的決心》也是優秀的電影，我很喜歡，也樂見其成。《我，許可》則顯示出一種議題高于電影的雞賊，立場先行，便可以打著“上桌”的旗號收獲擁躉。

上桌之前，您得先是道菜。

近年來流行“上桌”思維，包括但不限于性別議題。這是不顧過程中的結構性問題，而強行設定結果中的表面公平。舉個例子，美國一項針對大學生的調查顯示，超過8%的大學生需要在大學階段由老師補習高中數學，十年前這個數據不足1%。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根本不具備高中數學能力。他們“受益于”DEI政策，很多美國大學在錄取時，取消了對標準化考試成績的參考，不少非裔美國人在沒有掌握充分的知識和能力之前，就被補償性地送進大學。

這就是“上桌”思維的體現，立場先行，不考慮歷史因素和現實復雜性，直接要求結果正義，美其名曰“補償”，但這種補償，讓不合格的大學生進入大學，讓不合格的電影收獲好評，且不容置疑。總想著畢其功于一役，卻忽視了改變的長期性。《好東西》輕盈前衛，《出走的決心》沉厚有力，都在各自的領域專注拍電影、回應真問題，它們沒有借助上桌思維來強行上桌，反倒是許多跟風之作頂著上桌的口號來蹭飯，反倒激起更大的矛盾，那些本應上桌的，反而陷入無聊的爭議被湮沒。上桌思維，跨過了本來的社會問題，預設了另一重特權，保護了雞賊的人來分一杯羹，只留下拋開問題的口水戰，這便是“先上桌，后挑菜”的思維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