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經的兒童

2008年，鄭惟生在山東師大附小上四年級。他從小愛看書，但作文成績老是上不去。母親李璇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思來想去、得到的結論是：兒子上學是在受罪，而受罪的根源是學校教育出了問題。

一天，學校發了張光盤，是臺灣學者王財貴的一個演講。王財貴，臺中教育大學副教授。1994年在臺灣發起“兒童誦讀經典”的教育運動，隨后來到大陸宣講。歷經20年，他一手締造了“老實大量讀經”思想體系。這個體系被大量擁躉所追捧。

演講中，王財貴描述了李璇一直在夢寐以求的愿景：教育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只要通過簡單的讀經，就能將孩子塑造成大才，甚至圣賢。她被感召，送孩子去了讀經學校的培訓班。

第一篇作文，鄭惟生寫的是孔子，600多字。讀經班的老師感嘆：你這兒子是大才啊！千萬不要在學校里耽擱了。李璇被打動了，立即給兒子辦了退學手續，把他送到了北京一家讀經學堂。

此后九年，輾轉八省，鄭惟生先后在十個讀經學堂求學。

對鄭惟生來說，讀經生涯的開端，是2009年。那一年，母親嫌北京的學堂太寬松，把他送進河北承德山中的新學堂。從此，鄭惟生的日子變得難熬起來。

新學堂在深山之中，出山沒公路，得坐農用拖拉機。十多個學生，每人一間十平米毛坯房，糊了粗糙的水泥，沒有自來水，沒有廁所，沒有暖氣，更沒有電子產品。

某文禮書院開學儀式

學生們各占一座山頭，不許互相來往；四下也都沒有村落，傍晚時山黑云暗，一兩盞燈。12歲的孩子，以前從未有過這樣的生活體驗，不免有凄清之感。

漫長的冬日，四點半就要起床讀經。寒風瑟瑟，小屋里，只能聽見自己的背書、窗外粗野的風聲，火炕下柴火燒裂時的嗶啵。山上沒得吃，他們就整月吃南瓜。沒有澡堂，整個冬天也就沒洗澡。有一年的春節，他甚至不被允許回家。

鄭惟生說，他覺得最難克服的并不是生活的艱苦，而是求學的困惑。這里說是讀經學堂，實際上是佛家的道場。堂主信仰佛教“凈土宗”，宗教化極強。鄭惟生背誦的經典，雖然也包括四書五經的一部分，但更多的是凈土宗的佛經。老師要求學生要“銷落妄想”，以“禪定”的狀態來背經。

佛經中的《普賢菩薩行愿品·別行疏抄》，全書十四萬字。鄭惟生背了整整一年。背誦。不認字、不釋義地背誦，就是全部。

鄭惟生認為：沒有老師講解，學生不理解文章意思，背誦是沒有意義的。老師的觀點則針鋒相對，反對學生在成熟之前大量讀書，“知道的知識越多，你的障礙越重”。

在一本經典背誦教材的序言中，編者明言：最好的讀經老師不是人，而是復讀機；或者會按下復讀機開關按鈕的人。鄭惟生曾經擁有過一本《古代漢語詞典》。但當老師發現他在偷偷理解詞句意思后，詞典被沒收了。

入學一年后，他被允許獨立學習。于是開始了一項冒險計劃：每天午夜十一點，等老師入睡以后，溜進另一座藏書山頭的“往生堂”，打著手電筒讀書。他此后回憶：“在往生堂的手電光照中，我發現了另一個國學經典的世界，這個世界是生靈活現、熠熠生輝的。”

他覺得那些被幽閉的精魂，才是斯文所系的命脈；而私塾的“讀經教育”，則很可能是背道而馳的東西。2012年，長長書單到了背完的時候。學堂生活的宗教化儀式變得更瑣碎嚴格。

讀經學堂

經書

比如要進行宗教儀式的早課，念佛、繞佛、拜佛。上廁所要先拍手三聲，并念專門咒語，提醒廁所里以排泄物為食的惡鬼。不小心踩死昆蟲，需要進行一整套宗教儀式，給它超度。擺在鄭惟生面前只有兩條路，要么成為職業化的佛家居士，要么離開。

他選擇了后面的道路者，去密云山中的另一個學堂繼續讀經。這個學堂更加偏遠。孤獨的大山中，加上他在內，總共只有三個人、七條狗。發電靠太陽能，雨天和大雪，還會斷電。

這時，鄭惟生已經長成15歲的少年。沒有老師講經，他獨自背了1700多遍《弟子規》。

鄭惟生輾轉多家學堂，理想是考取文禮書院。讀經界，文禮書院是公認的最高學府，相當于體制教育里的清華北大。如果把讀經比作一個流派，那書院創始人王財貴，就是“讀經派”的教主。他提倡“老實大量讀經”已經多年。

文禮書院入學條件極為嚴苛，學生們要通過“包本”，也就是對著錄像機，一字不漏地背下《論語》《孟子》《佛經選》《莎翁十四行詩》等30萬字經典，才有入校資格。

文禮書院于2012年9月28日成立，每年招生兩次，現在有學生33人；由王財貴親自授課。文禮書院老師裴志廣介紹：保守估計，全國至少有50家50位學生以上的讀經學堂，宗旨就是幫助學生“包本”進入文禮書院。比如廣州的明德堂、北京的千人行書院。

“這么算下來，已經有2500個孩子在等待進入這個書院了。”裴志廣說。鄭惟生也曾見過王財貴。按照文禮書院的規劃，十年讀經、十年解經，第二個十年的最后三至五年學習《牟宗三全集》。

文禮書院入學條件

牟宗三，是現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王財貴的老師。看到這個培養計劃，鄭惟生覺得，讀經之路可能會使自己的人生越走越窄，最后竟然要限制到一個學派里的一個人。

鄭惟生問前途何在。王財貴回答，如果還考慮前途問題，那就不要讀書了。就這樣，背完20萬字后，他意識到：一切努力不過是徒勞。“我不是怕困難和枯燥，是懷疑這么做沒意義。”

在海南一家學堂，他把書一扔，干脆跟著漁民出海打魚去了。不僅是鄭惟生，從讀經學堂出來之后，很多學生都不愿意碰書了；轉而開始迷戀電子產品。一個曾讀經的學生有一部諾基亞手機，玩俄羅斯方塊玩了一整個冬天；手機沒電了，就充著電玩。也有人看韓劇，一看也是一整天。

2015年，鄭惟生終于下定決心，準備自考。自考、藝考，回到體制教育，這也是大多數讀經孩子最后選擇的路。

同年，近十位讀經孩子的家長陸續找到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柯小剛。柯小剛穿布衫，蓄長須，一副夫子模樣。他長期觀察民間的讀經潮流，常發表建設性意見。

柯小剛自己也開辦書院，在業余時間教授國學。找過來的家長們，家庭情況大多相似：經濟寬裕，母親是佛教徒，堅持讓孩子讀經，有人多年陪讀。母親們對孩子的未來有美好想象，希望他們脫離體制內的題海戰術，成為知書達理、通曉古今、能詩能文的君子，也為家族企業培養一個儒商。

柯小剛

希望破滅后，她們既焦慮又煩躁，悔的是耽誤了孩子的青春，不僅沒有成為君子、大才、圣賢，而且連書都不愛讀了。家長們認為，柯小剛或許可為他們出謀劃策，指點一下孩子們的未來。

柯小剛對他們的主要建議就是自考。這兩年，有近十位讀經學生跟著柯小剛學習，一邊在同濟大學旁聽，一邊準備自考。

柯小剛發現，這群學生的功底太差，識字量不行、錯字連篇、英語更是處在小學入門水平。一篇八百字的作文他們寫得吃力，他也改得吃力，要從標點符號改起。不僅如此，學生們都處于一種不安的狀態。沒有學習興趣，沒有自覺能力。他們性情很亂，既自我邊緣化、又摻雜著傲嬌和自卑。

柯小剛顯得很沮喪。他曾對讀經教育抱有不小希望，希望能培養一些真正的能讀經、為往圣繼絕學的賢者和君子。但在這些孩子身上，他看不出這樣的志向。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最早的一批曾經被“圣賢教育”吸引的家長們，如今已從狂熱支持者變成堅定的反對者。數十個微信群里，他們每天都在討論，如何以消防安全、辦學資質、非法集資等理由向政府舉報，讓文禮書院關門。

他們都曾相信體制教育是糟粕；而現在，他們很羨慕體制內的教育。“讀經給他們的負面影響實在太大，整整十年，沒有理智的樂趣，沒有感受力的樂趣，沒有想象力的樂趣，只有長年累月的無意義。”

柯小剛曾建議一位學生，學完經典后、開學堂教書。這位學生反應強烈，覺得像噩夢一樣，馬上拒絕：“寧死我也不干。”

某生完成中文包本錄像后感慨

后記

鄭惟生（化名）的經歷被報道后，一個自稱是鄭惟生本人的、發表聲明說報道“斷章取義”。他說：“學習經典對我自身心靈的成長與為人處世的教育上，的確受益甚深，無以言表。”

當他談到自己選擇離開“讀經教育”時，他這樣解釋：“孔子在古老的洛陽向老聃問禮，雖然承認并贊譽老聃的學問‘淵深而莫測，高邈而難知’，是真正‘如龍之應時變化‘的大師，但孔子依然和而不同，保持自己對老聃所批評的禮學的信念，當即離開了老聃。”

不論這個聲明是否真的來自于鄭惟生，也無論他怎么解釋自己，他從體制教育中走出來，轉了一圈，然后又重新回到體制教育，是不爭之實。

*本文綜合網上的報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