蠶叢

古蜀文明的創新先驅

蠶叢，蠶桑之神，又稱蠶叢氏，是蜀國首位稱王之人。他是黃帝之子高陽（即顓頊）的后代，因系支庶，被分封到蜀地作侯伯。西周末至東周初，蠶叢以蠶桑興邦，建立蜀國，率領以游牧為生的氐羌族人走出岷山，定居于廣袤富饒的成都平原，開啟了早期農耕文明的時代。

研究證明，“蜀”字造型出自“蠶”的形態，蠶叢因此有了“蜀”之化身一說。《說文解字》釋“蜀”為“葵中蠶也”，《爾雅》和《玉篇》亦說“蜀”乃“桑中蠶”。“蜀”與“蠶”自古便有密切聯系，古蜀國因之稱“蠶叢國”，蠶叢亦享“蠶桑之神”之美譽。蜀地文明的開啟，首先與桑蠶紡織密切相關，從蠶叢到柏灌的這一時期，也被稱為“蠶叢氏族”時期。上古時代有所謂“共名”與“私名”之分，后人因無從查考，便以“共名”取代了“私名”，前三代蜀王便有了“神話化不死”之說。“蠶叢王”是這個時期所有部落首領的統稱，于是有了史書中綿延數百年的記載。

造字的演變看“蜀”字與“蠶”字的關系

一、改良桑蠶，開創新風

《仙傳拾遺》載：“蠶叢氏教人養蠶，作金蠶數千頭。”蠶叢是養蠶專家，他將山上野蠶馴化為家蠶，是華夏歷史上第一位完成這一壯舉的人。他所著的“青衣”，成為當時最時尚的服飾代表，也是其形象的重要標志。蠶叢改良桑蠶、創新紡絲技術，開了古蜀創新與時尚之先河，充分體現了勇于創新的可貴精神。從此，蜀國以絲綢之邦而光耀中國史冊。

成都出土戰國時期的銅矛刻有蠶紋圖像

華陽河池遺址出土了距今約4500年的陶土紡輪，證明遠古成都已擁有較發達的紡織技術。蠶叢在此基礎上改良桑蠶、創新紡絲，更為后世蜀錦和蜀繡的出現奠定了良好基礎。在持續不斷的創新發展中，更孕育出了以“經緯產品”為特征的“錦官城”——這一世界范圍內獨一無二的城市命名。成都出土了大量戰國時代的青銅戈，其上刻有蠶紋飾圖案，仿佛向我們訴說著當時成都對蠶桑絲織業的重視，以及蠶桑發展對城市安全所起的重要作用。先王蠶叢用最早的經緯絲線創新開啟了古蜀文明，古代蜀錦又以經緯絲線冠名了成都“錦官城”的美譽，而今日“創新之城”成都，更以“成都·都成”的天賜對花美錦，譜寫著砥礪奮斗的嶄新篇章。“蠶叢開啟古蜀文明，經緯連接成都古今”——美麗而充滿魅力的成都，或許正可以這樣來詮釋其城市發展的特質，讓“蠶叢創新精神”的傳承與延續，具有了更為深遠的意義。

雙流華陽河池遺址出土距今4500左右陶紡輪

二、建都瞿上，勸課農桑

文獻記載，蠶叢在成都“瞿上城”立國治蜀，即在今成都市雙流區黃水鎮白塔社區的九倒拐處，建立了古蜀國第一個都城。這與《山海經·海內經》所載蠶叢王來到“都廣之野”形成了吻合——“廣都”即今之雙流，九倒拐亦在雙流境內，文字與地點相互印證。《華陽國志》對廣都更有詳細記載，稱蠶叢“衣青衣，勸農桑，創石棺”，以其偉大的膽略和超群的智慧，在成都平原發展生產和經濟，奠定了古蜀文明的堅實基礎，逐漸譜寫出了“天府文化”耀眼世界的嶄新篇章。

蠶叢勸農桑發展紡絲豐富了生活爭強了國力

三、雙流紡織，源遠流長

雙流華陽一帶曾是古代民間織錦中心，三國時期即使用“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的多綜多躡織機，后發展成著名的丁橋織機。宋代詩人李新在《廣都道中》寫道：“萬花織錦凡幾曲，繡屏處處圍茅屋。”生動描繪了昔日廣都織錦萬花、繡屏處處的景象。雙流區黃甲牧馬山一帶歷來有養蠶習俗，流傳著“養蠶織錦，子孫不窮”的古訓。過去雙流平壩地區多利用房前屋后空地栽桑，丘陵區則在荒山荒坡上種植，自栽自采。這充分說明雙流自古以來便有養蠶習俗，更具備紡絲的一切基礎條件。

現存于新疆博物館的“聯珠龍紋綾”，于1959年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221號墓中出土，背面有墨筆行書題記：“雙流縣，景云元年折調綢綾一匹，雙流縣，八月官主簿，史渝。”這是我國出土絲織物中唯一記載產地的絕世珍品。這些記載和出土文物足以證明，雙流早在唐代景云年間即為蜀錦的重要產地，仿佛印證了蠶叢在瞿上城建都、勸農桑、創新紡絲、發展生產的歷史事實。錦繡面料柔韌而華麗，“錦繡中華”“錦繡大地”“錦繡成都”——我們對最美好事物皆以“錦繡”作比。成都這座城市兼具韌性與詩意、堅韌與包容的獨特氣質，或許從蠶叢創新紡絲技術、將其植入產品的那一刻起，便已開始孕育。

新疆吐魯番出土的“聯珠龍紋綾”

1995年，中日尼雅遺址學術考察隊在新疆和田地區民豐縣尼雅遺址發現了一件漢代織錦護臂，該織錦即為蜀錦產品，其上織有八個篆體漢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這件蜀錦織錦護臂是國家一級文物，也是中國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被譽為20世紀中國考古學最偉大的發現之一。根據“聯珠龍紋綾”這類高規格定制產品的生產要求來看，能夠滿足這件織錦護臂設計制作的，很有可能正是交由雙流來加工生產。

新疆出土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蜀錦織錦護臂

四、考古印證，多重巧合

雙流九倒拐處有許多崖墓石穴洞，其中一座“王家山碥崖墓”石穴洞內，有石道、石室、石臺等布局，使人不禁聯想到文獻記載中蠶叢最早在岷山“石室”居住的生活場景。在不遠處的黃水鎮長溝村、紅橋村以及新津縣花源鎮，發現了商周時期的聚落群，說明在更早以前，這里便有人類活動的痕跡。2023年，雙流考古發現了成都目前最早的遺址——王家堰舊石器時代遺址，該遺址位于雙流牧馬山之上，距今約十萬年。“羊”是羌族重要的食物來源與圖騰象征，距九倒拐不遠的牧山麻羊，便是成都知名的肉類美食，基因測試也證明牧山麻羊擁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動物基因組織。以上史料與實物相互印證，仿佛為蠶叢率領氐羌族人來到成都平原、在瞿上城（九倒拐處）建都生活，提供了一些可貴的輔助證明。

考古、文獻記載與民間傳說，是確定一件事情成立與否的三個方面。多重巧合在同一地域出現，成都最早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又在牧馬山上，說明十萬年前的雙流地域便有人類活動。牧馬山上神秘的九倒拐，也許正在為我們指明“瞿上城”的真實存在，以及蠶叢在此創新發展的輝煌。

九倒拐當地人說的“蠶叢洞”，洞中有“中華第一柱”

五、青衣之神，萬民景仰

相傳蠶叢著“青衣”沿途體察民情，在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建立了深厚感情。“青衣”成為當時最時尚服飾的代表，也是“蠶叢創新精神”在產品創新上的有力體現。古蜀人民不僅把他奉為青衣神，更仿照青衣神的服飾習慣，穿著青衣，裹青帕，成為代代相傳的祭祀活動，以此作為對蠶叢的永久紀念。成都附近的地方和河流，便有以“青衣神”和“青衣江”來命名的，以紀念他所做出的貢獻和偉大功績。《廣輿記》中“青衣神廟青神，昔蠶叢氏服青衣，教民蠶事，立廟祀之”的記載，正說明了青神縣名的來歷。

眉山青神縣就是為紀念“青衣神”而得名

六、三星堆之謎，或為祭拜

《漢唐地理書鈔》輯《蜀王本紀》載：“蜀王之先名蠶叢，是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記載了先王蠶叢很“萌”；而“其目縱，始稱王”則是對蠶叢面貌的描繪。長期以來，人們對“萌”是何形態、“縱目”是何形狀，都無法理解。直到三星堆和金沙出土了大量“縱目”人像后，大家看到這些神奇的青銅器人像，才明白“萌”和“縱目”的真實含義，仿佛為我們解開了謎底。三星堆出土了不少與蠶叢氏相貌一致的器物，如人像面具中的縱目式面具和椎髻左衽服飾等，印證了古蜀傳奇人物蠶叢的真實存在。有學者更大膽推測，三星堆遺址就是古蜀先民們對“蠶叢”的一個大型祭祀場所。

“縱目”又“萌”這就是蠶叢與造“蜀”字的聯系

七、蠶叢及魚鳧，時空輪廓

三星堆和金沙是古蜀文明前后延續和文化傳承的具體顯現，出土的金手杖上刻有魚和鳥的標志性紋飾。成都三洞橋出土的戰國銅勺，也清晰刻有魚、鳥和龜的圖形，說明當時人們對先王的集體崇拜與紀念，已經融入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說“魚”和“鳥”代表了漁獵特征，其圖形運用是“魚鳧王”政權權力的標志，那么便證實了“魚鳧時期”的真實存在，以及對先王蠶叢的一種集體崇拜。詩仙李白《蜀道難》中的“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由此有了可以具體觀看的實物，許多虛無縹緲的文獻記載，不斷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有力印證與真相還原。

一些學者將目前出土最早的古蜀遺跡——茂縣營盤山遺址，到新都桂圓橋、新津寶墩等早期遺址，再到三星堆遺址，這一跨度約三千年左右的歷史時期，認定為從“蠶叢”到“魚鳧”這段神秘古蜀文明的起始階段。這一時期，也正是我們常說的古蜀“三皇二帝”中的“三皇”時期。

成都出土戰國時期的銅勺清晰看到魚、鳥和龜圖像

八、魂歸何處，皆在人心

蠶叢死后埋葬何處，一直是人們心中的謎團。由于文獻記載不詳，民間流傳的說法版本眾多。有說葬于洪雅瓦屋山東巖，鴛鴦池附近有座小山堆，當地人說是蠶叢之墓，當地的“圣德”“薄山”“遣福”“萬安”等祭祀蠶叢的建筑群，以及傳統“三月三”“五月臺會”，都是保留下來的古蜀遺風，成為群眾廣泛參與的祭祀活動。有說蠶叢葬于茂縣疊溪蠶陵重鎮，因蜀王蠶叢在此出生，如今尚存蠶崖山、蠶崖關、蠶崖石等諸多遺跡。由于年代久遠，蠶叢埋葬的確切地點一直沒有明確記載。不過，后人為祭拜而修建的“蠶叢祠”卻有很多。雙流九倒拐附近就曾有一座規模較大的“蠶叢祠”，文革期間被損毀，目前尚有一塊祠碑匾保存完好。古代民眾通過修建“蠶叢祠”表達對蠶叢的懷念與敬意，這些都充分體現了蠶叢在民眾心中的重要地位，也說明蠶叢曾在當地留下過動人故事。具體葬在哪里，或許已不是最重要的事，這些現象所證明的，是蜀地民眾對先王蠶叢的崇拜與精神祭拜，它已成為民眾生活中對先賢文化與精神的傳承，以及對美好愿望的寄托。

保留下來的雙流九倒拐附近過去的“蠶叢祠”匾

九、創新精神，與時俱進

“青衣一曲繞山水，青衣神在白云端。”這句世代流傳的詩句，道出了百姓對蠶叢的崇敬之情，或許也正是李白“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古蜀故事開篇的最好啟迪。蠶叢——青衣神，將和他所開創的農桑業一樣，在蜀中大地的河流與白云之間，長久地流傳下去。

成都是國內重要的創新城市。其實，從蠶叢開始，古蜀先民便具有一種勇于創新的精神品質，這在三星堆、金沙、交子紙幣、都江堰水利工程等偉大創造上，得到了清晰的展現。而在天下母錦——蜀錦之上，更是尤為突出，成為成都區別于其他城市的獨具特色的文化符號，更是人類紡織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重要標志。如果說發明“布”讓人類與動物有了明顯區別，那么絲質產品的創新，便是人類走向文明與時尚的重要象征，是人類文明文化發展進程中體現“創新精神”的重要標記。蠶叢改良桑蠶、創新紡織技術，讓古蜀文明從栽桑養蠶到絲織業的繁榮發展，有了后續“錦官城”的命名，更鑄就出“絲綢之路”這一代表中華文化對人類文明重大貢獻的永恒文化符號。

先王蠶叢，可以說是古蜀“五祖”中最為傳奇、又在民間廣泛流傳的一位神秘人物。出土文物（三星堆、金沙遺址縱目人像）的有力支撐，四川多地的文獻記載和建祠祭祀，可以說先王蠶叢對我們而言，既遙遠，又親近。蠶叢率眾從岷山大山逐步遷徙到成都平原生活，讓生產生活等諸多方面得到發展與改變，由此形成了蠶叢對蜀地文明誕生的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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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文/圖:蔣 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