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山東省第二任省長，他一生都保持清正廉潔的作風，最終因病離世，享年一百歲
1955年3月中旬的國務院小禮堂里，調配地方主官的名單在黃昏前定下。毛筆寫就的紅紙條上，“趙健民——山東省人民政府省長”八個字格外醒目。剛從成渝鐵路工地趕來的他，穿一身帶灰的老軍裝，鞋底還沾著川西的黃土。
同僚悄聲提醒：“老趙，恭喜回家鄉掌舵。”他卻擺擺手：“回去不是享清福，是回爐再造。”一句話，說得屋里靜了下來。
誰能想到，這位即將執掌齊魯大省的干部，當年只是一名普通鄉村師范學生。1932年，濟南城頭的日機轟鳴未歇，青年趙健民在宿舍里點著煤油燈，翻讀《向導》。同學悄悄問他：“真要參加嗎？”他把食指豎在唇邊，小聲答：“要。”那年冬天，他在校園里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再沒回頭。
1934年，山東白色恐怖加劇，韓復榘的特務四處搜捕。趙健民奉命離校，隱入濟南南郊。夜里城門緊閉，他靠一張假路條潛回市區，把殘存的地下黨員湊在一起，接通北方局，被捕摯友的名單寫滿墻壁，外面憲兵搜查的腳步聲在耳畔敲打，他仍低語：“火種不能斷。”
全面抗戰爆發，冠縣淪陷。趙健民趁夜召集鄉勇，“要么亡國奴，要么端槍！”一位老農擔憂：“咱拿什么打鬼子？”他把駁殼槍往桌上一拍：“先有骨氣，再找槍。”很快，一支不足百人的抗日游擊隊在黃河灘地扎下營盤，斷鐵路、炸碉堡、護百姓，敵軍恨得咬牙，卻始終摸不清這群“書生兵”的行蹤。
1944年春，冀魯豫邊區反“掃蕩”，趙健民已是軍區副政委。戰事最緊時，他背著電臺鉆進麥田指揮。劉伯承來前線巡查，拍著他的肩膀說：“你讀書多，槍法也不差，難得啊。”他笑答：“讀書教我明理，打仗教我做人。”
1949年底，中原野戰軍十二萬人挺進西南。進藏川西隘口大雪封山，糧秣難繼。趙健民率部夜襲瀘定橋守敵，奪下兩天補給，為后續大軍打開通道。成都和平解放后，他沒有回到部隊，而是被留在山城重慶，負責籌建交通部西南辦事處。
成渝鐵路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條干線。測線隊深入大巴山，隧道口常被塌方堵死，炸藥、鋼軌都得靠肩挑背扛。趙健民蹲在泥濘里畫草圖，手上的凍瘡年年復發。1952年通車那天，汽笛長鳴，他只說一句：“路通了，西南的鍋能燒開了。”
不及慶功，他又被點將北上。此時的山東，三年災荒陰影未散，鹽堿地一望無際，膠濟鐵路沿線不少廠礦停擺。趙健民到任的第一天就跑到黃河大堤，看著渾濁的河水，他沉聲道：“水要馴服，地才養人。”隨后調集機械開閘分洪，修筑防潮閘，幾年內幾十萬畝洼地變成良田。農民們說：“省長比咱還懂地脾氣。”
他管賬也極嚴。1960年一次檢查倉庫，發現兩處報表數據夸大。“糧食是老百姓的命，數字好看能當飯吃嗎？”這句質問讓在場干部汗流浹背，卻也服氣。省里后來搞“曬谷場”運動，產量數據核減，避免了政策失誤。
1963年，他被派往云南支援邊疆建設，高原缺氧、交通閉塞，家書里寫著：“嶺上云高，路在腳下，慢一步不行。”誰知風云再起，十年動蕩中他被隔離審查。1975年重返崗位，調任第三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分管國防科工配套，他淡淡一句：“還能干活，就不算被耽誤。”
轉眼已是耄耋之年，身邊人勸他保重身體，不必再來回奔波。他笑答：“心臟還跳，就多干點。”在云南省政協的日子里，仍堅持下鄉調研，常常夜宿彝寨，掰著指頭算集體經濟的賬。
2012年4月8日，北京一場春雨帶走了這位百歲老人的最后一聲咳。整理遺物時，只見那把用了大半輩子的舊皮箱，幾件洗得發白的中山裝，一本寫滿紅藍鉛筆批注的《鐵道技術匯編》。參加追悼會的戰友低聲說：“老趙一輩子清清白白，行李箱就是他的全部家當。”
從齊魯平原的稻麥香，到大巴山的隧道爆破，再到滇西南的云霧茶林，趙健民把自己掰成了一截截路枕，鋪在共和國的長軌下。歸來時，故鄉的石榴已再度紅透，他卻再也聽不見黃河岸邊的濤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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