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安理會就中東和平舉行公開辯論。中國代表重申了中方的四點主張，還著重說了一句話：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難不能再拖了。安理會關于“兩國方案”的決議通過已經幾十年了，然而約旦河西岸定居點照建不誤，加沙停火說停不停，人道通道說關就關。國際規則在以色列面前，一次次被完全的無視。同一時間，特朗普開始在公開場合反復強調另一件事——美以之間出問題了。戰爭打了幾個月，美國想收場，以色列想接著打，內塔尼亞胡的固執已經開始引起了特朗普的強烈不滿。這兩件事放在一起，不難看出在中東局勢的背后，決定地區力量對比的一整套政治結構，正在開始松動。

這次發言在國際社會引發了廣泛關注。中國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立場不是一個孤立的外交表態，而是具有系統性的戰略邏輯，主要體現在幾個層面。

根據國際法治的基本原則，巴以沖突延宕七十余年，安理會通過了大量決議——包括1967年第242號決議要求以色列撤出所占領土、2016年第2334號決議要求停止一切定居點活動——但這些決議在執行層面長期懸置。中方認為，一個無法執行的國際規則體系不能被稱為法治。中方將這個問題表述為“不能‘合則用、不合則棄’”，表達的就是一個程序正義的判斷：規則既然被制定、被通過，就應當被執行，而不是由大國根據自己的利益選擇執行與否。

中方對“兩國方案”的未來也十分關切，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的定居點建設從未停止。約旦河西岸目前居住著約51萬以色列定居者，定居點的存在和擴張已經將巴勒斯坦未來國家的領土連續性切割成若干孤立區域。在這種情況下，談“兩國方案”需要先澄清一個基本事實：方案的地理基礎是否還在。中方在安理會反復強調“拒絕任何吞并巴勒斯坦領土的企圖”，指向的就是這一核心問題。

履行大國責任也是重要因素，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巴勒斯坦問題上采取的具體行動包括：在安理會相關決議表決中連續投下贊成票，包括5月29日對美國提交的三階段停火決議草案投贊成票。中方長期表達的立場是，大國不應在巴以問題上利用否決權維護自身或盟友利益、犧牲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權利。

中方近年來更加關注中東地區局勢的發展，2025年巴勒斯坦各派別在北京舉行內部和解對話，5月中國代表出席紀念巴勒斯坦“災難日”活動，這些行動的疊加效果是清晰的：一個在安理會投票中立場連貫、在外交場合持續發聲、在國際規則框架內行動的大國形象正在中東區域逐步確立。

中方安理會發聲的直接影響首先體現在國際輿論層面的，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一個長期被邊緣化的問題上持續發聲，國際媒體的報道重心會隨之調整，非西方國家對巴勒斯坦問題的關注度也會提升。其次是規則層面的。“合則用、不合則棄”這個表述直接質疑的是美國在國際機制中的選擇性適用邏輯。這種質疑如果在安理會場合反復出現，國際法體系的權威性問題就會越來越嚴重。

是美以關系的停滯，是當前中東局勢的另一條主線。

2月，美以聯合對伊朗發動大規模軍事打擊，但隨著戰事深入，美以在最終目標上的分歧迅速顯現。特朗普需要盡快結束沖突，原因在于美國國內政治壓力：能源價格飆升已直接影響民眾生活，正在對共和黨在11月中期選舉中的選情構成壓力。美國馬里蘭大學的一項民調顯示，大多數選民認為這場戰爭對美國的負面影響大于正面影響。特朗普的核心訴求是能夠在外交層面宣布“美國贏了”，越早結束戰爭、越早宣布勝利越好。

內塔尼亞胡面臨的處境則完全不同。以色列反對黨領導人拉皮德批評說，在內塔尼亞胡的執政時期，以色列已成為美國的“完全附庸國”。在選情壓力下，內塔尼亞胡需要向以色列民眾證明以方“贏得”了對伊朗及其地區盟友的戰事。升級軍事行動對內塔尼亞胡而言是爭取右翼選民的政治需要，對特朗普來說卻是拉高能源價格、干擾外交議程的累贅。兩人均面臨今年秋冬季的國內選舉，但各自選民群體對伊朗戰事走向的期待截然相反。

美以關系緊張的最直接證據是領導人之間個人關系的公開破裂。6月1日，特朗普因以色列持續對黎巴嫩進行軍事打擊與內塔尼亞胡通電話。多家媒體報道稱特朗普在通話中十分惱火，甚至爆粗口斥責內塔尼亞胡。6月8日，特朗普接受媒體采訪時又表示前一天與內塔尼亞胡通話時警告對方“最好小心點”，“否則你很快就只能靠自己了”。同日，美國副總統萬斯接受采訪時也明確表態，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國將繼續推動同伊朗達成協議。

外媒指出，昔日美以能通過“私下解決”的矛盾如今屢見報端，甚至得到特朗普本人證實。盡管雙方長期維持牢固聯盟，但如今兩人的國內政治議程正漸行漸遠。

美以關系的裂痕直接影響了美伊談判進程。4月11日，美伊在巴基斯坦開啟了停火談判。到6月初，談判已進入技術性暫停階段，但可以肯定的是，美伊的停火談判并沒有完全破裂和終止；特朗普聲稱美伊對話一直在持續，這是典型政治話術，白宮方面不希望市場出現恐慌情緒，也不想讓外界認為談判已經失敗。到最后，“邊打邊談”仍是美伊最可能的一種選擇模式，其核心邏輯是雙方都想通過軍事壓力來獲得優勢，但又都不想全面開戰。

美伊談判陷入僵局的原因在于雙方都在各自的紅線問題上沒有妥協空間。伊朗方面不會在核心核權利問題上讓步，美方也不會解除全部制裁。雙方談判代表通過第三方間接調解保持聯系，包括阿曼、卡塔爾和巴基斯坦，但實質性突破遲遲未能出現。

美以分歧實質上是特朗普急于從美伊戰爭中抽身與以色列希望繼續把美國拖在中東之間的矛盾，這個判斷點出了當前中東問題的核心結構。當美以之間在戰爭目標上出現根本性分歧，以方采取單方面行動升級沖突，美方就會在安理會和公開場合進行制約和壓制。而美以關系停滯正是這一結構性矛盾的必然產物。

當前中東格局正處于一個系統性重構的過程：美以伊戰事引發中東地區地緣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組合，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海灣阿拉伯國家紛紛對外尋求安全備份，以色列與伊朗的矛盾已成為中東地區最激烈對抗的一對矛盾。

復旦大學中東研究中心教授孫德剛將當前局勢概括為三大特征——對抗性、無序性、自立性。對抗性體現在區域陣營加速分化組合：沙特與巴基斯坦結盟，以色列和阿聯酋關系持續走近，伊朗則與地區抵抗力量陣營深度抱團。無序性表現為各類沖突充滿變數，地區安全局勢難以維持，局部對抗隨時可能爆發。自立性則是各國政策優先立足自身，“各掃門前雪”，普遍從本國安全與發展利益出發制定策略。

美以伊戰事還動搖了存在了幾十年、幾乎從來沒有被懷疑過的美國與海灣阿拉伯國家“石油美元換取安全保護”的安全架構。美以伊戰事爆發使中東各國不斷思考如何增強自身戰略自主能力。美國依舊是該地區最核心的外部安全力量，但地區國家越來越不愿將自身安全全盤托付給單一強國。

在中東未來的變量中，巴勒斯坦問題的位置可能會進一步邊緣化，美以與伊朗的矛盾已變成中東地區主要軍事矛盾，巴勒斯坦問題被進一步邊緣化。這個趨勢意味著當區域大國的主要精力被更大規模的軍事沖突消耗時，本就執行困難的“兩國方案”會更加被邊緣化。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的定居點建設不太可能在近期受到實質性制約。

阿聯酋正式退出歐佩克及“歐佩克+”機制、埃及與土耳其及沙特阿拉伯致力于推動四方合作、沙特阿拉伯正推動海灣國家與伊朗之間達成互不侵犯條約——這些動作都在指向同一個趨勢：中東國家正在尋找擺脫單一外部依賴的多重安全安排。

關于中東未來走向，可以梳理出幾條主線。美以聯盟的結構短期內不會瓦解，但盟友之間的信任成本在上升。特朗普可以在公開場合斥責內塔尼亞胡、警告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但美國在中東的核心戰略利益——維護霍爾木茲海峽航行自由、遏制伊朗擴張、保護以色列安全——并未改變。盟友關系裂痕會影響具體政策的執行效率，但不會推翻整體架構。

美伊關系的走向則存在更大的不確定性。“邊打邊談”模式可以維持一段時間，因為雙方都沒有全面開戰的意愿，也都沒有單方面退讓的政治空間。但如果美以在戰爭目標和停火條件上的分歧繼續擴大，美伊談判的環境將受到進一步壓縮。當以色列持續在黎巴嫩等方向升級軍事行動，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方向施加壓力，美國的“控局”能力將面臨更嚴峻的考驗。

中國在中東的定位與美方存在根本差異：中國是發展合作和外交斡旋的參與者。這種定位在短期內無法替代美國的軍事和安全影響力，但在長期可以構建另一種中東外交模式——不提供安全保護傘，但持續提供發展合作、外交斡旋和安理會投票支持。對于面臨安全困境和經濟發展雙重壓力的中東國家而言，這種選項的吸引力在上升。

中方在安理會發言的最后一段話值得重讀：中東由亂向治的根本出路，在于擺脫大國地緣爭奪，以獨立自主精神，秉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通過包容和解方式，構建兼顧各方合理關切的地區安全框架。

這段話表明中國對中東問題的理解框架與西方不同。西方分析框架通常將中東視為大國博弈的棋盤，而中方建議的思路是從區域內部的合作與和解出發，逐步建立區域安全機制。這條路徑是否走得通，取決于中東國家是否真正有意愿和能力減少對外部大國的安全依賴，也取決于大國是否有意愿放棄在中東的零和博弈。

從當前趨勢看，中東正朝著“多極代理化”的方向演化。美以的裂痕、美伊的僵局、巴勒斯坦問題的邊緣化，這些變量疊加在一起，意味著未來一段時期內中東既不會有穩定的和平框架，也不會有全面的地區戰爭。區域國家在不同方向上尋求安全合作伙伴，局勢維持一種動蕩的平衡。中方在安理會發出聲音的意義正在于此——在各方博弈中，至少有一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持續提醒國際社會：有一套被通過的決議在等待執行，有一套被破壞的規則在等待修復，有兩百萬生活在沖突中的民眾在等待一個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