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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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在東京都豐島區中央圖書館靠窗的位置,我在桌上攤開了一位江戶學人的精神戰場:一邊是《本居宣長全集》第二卷所收《排蘆小船》(筑摩書房,1993年10月第一版),一邊是《玉勝間》(巖波書店,1934年6月第一版),旁邊還壓著《紫文要領》(巖波文庫,2010年2月第一版)和關于《〈源氏物語〉玉匣小櫛》的研究本。書頁翻動之間,我越來越覺得,若從日本思想史內部尋找一位最早顯露“脫華傾向”的人物,本居宣長幾乎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個。
這里所謂“脫華”,必須先說清楚,并非明治以后那種面向西方世界秩序的政治性“脫亞”口號,而是十八世紀江戶中期,一位國學者在東亞共同經典體系內部,對中華儒家解釋系統所形成的巨大覆蓋,產生的一種深層反撥。他的問題意識其實極其尖銳:日本古代的“道”,是否必須依附中華經典的義理框架,才能成立?
本居宣長(1730—1801年)生于伊勢松坂,出身商家,青年時代赴京都習醫,同時系統接受漢學、訓詁和古典閱讀訓練。也正因為有這段經歷,他后來所有關于“排漢意”的主張,才顯得格外復雜。因為他不是站在漢學傳統之外批評漢學,而恰恰是從漢學內部,開始對這種傳統的解釋霸權產生懷疑。
翻到《本居宣長全集》中的《排蘆小船》,我特別能感受到這種微妙的張力。此書本是其較早時期的歌論著作,討論和歌本體與文學感受,表面看與后來的《古事記傳》尚有距離,實則已埋下伏線:文學并不首先服務教化,而首先來自“心有所感”的自然流露。這個判斷,在東亞傳統詩教中已經帶有某種脫離“載道”模式的意味。
真正讓本居宣長完成思想轉身的,是寶歷十三年那場著名的“松坂一夜”。賀茂真淵南下經過松坂,與宣長徹夜長談,后者由此明確把學問重心轉入《古事記》。此后整整三十五年,他在“鈴屋”書齋中埋首字訓、古音、異文、古注互證,終于完成《古事記傳》四十四卷。
我一直覺得,這部書真正值得反復咀嚼的地方,不只是規模,而是方向。同樣是考據,乾嘉學派的戴震是“由字通義”,章學誠是“六經皆史”,都仍然是在中華經典世界內部重建秩序;朝鮮樸趾源、丁若鏞等實學者,雖強調經世致用,也未離開中華式義理框架。唯獨本居宣長,他把幾乎同樣嚴密的訓詁和文獻比勘功夫,用來做另一件事:證明日本古典自身即有獨立成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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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為什么愿意把他定位為江戶時代最早的“脫華傾向”學者。
這種“脫華傾向”,首先體現在他對“漢意”的系統性警惕。后世儒者總習慣以善惡、禮法、道德秩序去解釋《古事記》的神代敘事,而在本居宣長看來,這些都屬于后起的覆蓋層。神代神話的價值,不在于是否符合儒家倫理,而在于其本身呈現的生命情態、情感流動和神圣想象。換句話說,他真正反對的,并不是漢文化,而是漢文化對日本古典的最終解釋權。
但如果說這一層還停留在文明認同層面,那么更能顯出本居宣長超越性的,其實是他的文學發現。
翻看《紫文要領》(巖波文庫,2010年2月第一版),我仍會被他對《源氏物語》的理解所打動。在他之前,儒者多視《源氏物語》為“柔靡”,佛者則多從“無常”去解釋。唯獨本居宣長把這部作品從倫理和宗教雙重框架中解放出來,指出其真正價值在于“物哀”。
后來他在《〈源氏物語〉玉匣小櫛》中進一步展開這一觀點:文學最動人的,并不在“勸善懲惡”,而在于人面對世界流轉、生滅無常時內心那一瞬無法言說的輕顫。花將落而更覺其美,月將虧而更生眷戀,人生正因為知道其必逝,才生出最深的愛戀。
這一點,在東亞文學史中意義極大。
中國詩學講“興觀群怨”,再講“性靈”,終究還沒有完全脫離士大夫倫理審美距離;朝鮮文人的鄉土書寫,亦常回到“觀風知政”的傳統。唯獨本居宣長,第一次把文學直接還給人的情感經驗本身。這實際上也是一種更深層次的“脫華傾向”——不是政治上的切割,而是擺脫中華詩教傳統對文學功能的預設。
但越寫到這里,我越覺得本居宣長真正耐人尋味的,不是“脫”,而是——“脫而不能盡脫”。
眾所周知,一個思想者最深刻的地方,往往正在于他的悖論。本居宣長所有的文本方法——訓讀、章句、古注、比勘——本身就是漢文經典世界長期訓練的成果。他越要擺脫“漢意”,越說明他首先深受其塑形。沒有漢學訓練,就沒有《古事記傳》的深度;沒有東亞共同經典世界,也不會有他如此強烈的切割意識。
所以,我寧可把他的歷史位置概括為:江戶時代最早把“如何從中華經典陰影中確認日本自我”上升為系統學問工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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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從平田篤胤到水戶學,再到幕末“尊王”話語,本居宣長所強調的“皇國古道”逐步脫離文本訓詁層面,而轉入現實政治語言。到了明治國家建構時期,這種古典中的神話資源被重新編碼為國家敘事,最終形成近代日本精神史中一條極具穿透力的暗線。
窗外的天色漸漸轉暗,豐島區中央圖書館的燈光映在桌上的《古事記傳》研究本上,我忽然覺得,本居宣長最值得今天重看的,并不是他是否真正完成“脫華”,而是他最早提出了一個近代東亞都無法回避的問題:一個深受中華文明塑形的國家,究竟如何在承繼之中重新確認“自己是誰”?
從這個意義上說,把本居宣長寫成江戶時代最早的“脫華傾向”學者,不僅成立,而且準確點出了他在日本思想史上的歷史坐標。(2026年6月16日寫于東京樂豐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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