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有些書，注定不會老老實實待在原處。
我已經記不清自己擁有過多少本《我在伊朗長大》了。到后來，我索性不再指望它能回來。
第一次把它送出去，是在都柏林的一個午后，雨像是永久性地駐扎在那座城市的上空。我的朋友剛從西班牙來到愛爾蘭，正在慢慢體會一種東西：孤獨也有它自己的氣候。我把那本平裝本塞進她手里，封面因為房間的潮濕已經微微發軟卷翹。我說：“讀讀這個。”那不像送禮，更像是一種翻譯。我沒有說出口的話是：我想讓她知道，她此刻身陷的那種寂靜，早就有人描摹過它的輪廓了。幾個月后，我在兩本小說之間尋找它，那個空出來的豎縫看起來不像是失去，更像是一個出口。
那本書只是搬走了。
從那以后，我在很多地方買過它便宜的版本：機場中轉站的書攤上，熒光燈嗡嗡響了一整夜；加爾各答小巷深處的獨立書店里，書頁散發著舊日季風的味道。我也曾把它留在那些我即將歸還鑰匙的公寓廚房桌上，塞進那些我大概再也見不到的人的包里。
直到一年前，我在倫敦一個古董書商的目錄里發現了一條信息：一本首版，薩特拉皮本人在21世紀初巡簽時親筆所簽。我買下它的那個冬天，諾里奇一片蕭瑟。彼時的我剛經歷一場職業上的流離，整個人像被連根拔起，于是瘋狂囤積那些能帶來穩定感的物件——仿佛湊夠一架子書，就能把這越來越輕的人生壓住一些。紙箱寄到時，我拆膠帶的動作小心得出奇。翻開封面，她的簽名赫然在目，濃黑一道墨跡，和她畫筆下的線條一模一樣。
如今那本簽名本就立在我的書桌上，書脊完好，從未被完全攤開。十年來頭一回，我在遞給訪客之前猶豫了。它待在臺燈旁，像個過期留宿的客人，打亂了一個我從未意識到自己已經建立起來的儀式。這些年，我一直在把這本書送走，總對自己說，我是個行者，除了隨身攜帶的東西，什么都不需要。可看著那道暗色的簽名，我才意識到真相要難堪得多：經歷過足夠多的離開之后，連一本簽名書都開始變得像一件證物——證明有什么東西，選的不是走，而是留。
我最初閱讀它的記憶，定格在2015年，班加羅爾一間租來的高天花板房間里。那時我25歲，住的房子灰泥剝落，在磚縫間化為細細的紅色粉塵，午后的高溫把空氣蒸得幾乎可以咀嚼。書不是從圖書館找來的，是一位同事借給我的，它沒有封面，全靠一條發黃的玻璃紙膠帶將內頁勉強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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