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2025年11月28日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張越教授的講座“中外史學比較研究何以可能？——兼談今天需要什么樣的史學史”。該講座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的“西方史學史系列講座”第30講，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吳曉群教授主持，整理人為冷昉暄。

問題緣起

張越教授對于“中外史學比較研究”的問題意識，源自其親身參與的一個未竟社科重大項目——“中外史學理論比較研究”。該項目由中國史學研究和外國史學研究的知名學者分別牽頭，計劃雙方先分別撰寫各自的內容，再對話各自史學理論的發展態勢，從而實現中外史學之比較。然而，項目在推進之初便陷入困境，項目組成員發現這種方式只是在做簡單的羅列，卻無法提供實際的中外史學比較價值。于是，課題組轉而提出“不對稱比較”的思路，避免諸如司馬遷與希羅多德這類生硬而被動的點對點的對比，同時確立了“中外史學互為參照，不以中批外、也不以外批中”的宗旨，摒棄粗疏的優劣評判。盡管如此，具體的研究內容與路徑依然無法明確下來，比較的意味也并不鮮明。這一項目未能繼續推進。

張越教授認為，該項目的研究之所以遇到困境，其核心原因在于當時學界缺乏支撐該研究的實力與積累，對中外史學研究這樣的課題還缺乏在研究對象、研究性質、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理論認識。他總結說，要想開展更深入的探討，首先需要考慮清楚以下四個問題：何為中外史學比較研究？怎樣進行中外史學比較研究？中外史學比較研究的方法是什么？中外史學比較的意義何在？而這可以從對前人研究情況的回顧中尋找頭緒。

前人研究情況

中外史學比較研究并非一個全新的課題，近代以來早有學者著書立論，展開探索。張越教授將其發展歷程劃分為多個階段。

在二十世紀前半期，一些學者已具備初步的比較意識，但研究方法隨意、問題意識模糊，以至成果零散，沒有將中西史學比較做成專門的研究領域。梁啟超在其《中國歷史研究法》（1922年）、《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1926年）二書中，著力引介了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并嘗試將之與中國史學的本土資源相結合，從而具備了最初的比較意識。何炳松則在翻譯工作中發現西方新史學觀點與中國傳統史學實有相通之處，于是在《歷史研究法》（1927年）、《通史新義》（1930年）等論著中試圖通過借鑒西方史學重新認識中國史學的近代新意，并明確了這種比較所應秉持的客觀、實用的立場。在三四十年代，羅元鯤、周容、楊鴻烈等學者也稍有觸及中西史學理論的比較研究，亦有胡適、錢穆等學者進一步探討過比較研究的方法。然而，這些努力都還處于研究的初級階段，既不系統，也欠深入。

到了二十世紀后半期，中西史學比較的研究意識逐漸形成。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西史學比較開始成為一個對象和意義都得以明確的學術課題。耿淡如先生率先對史學史學科自身進行了反思和界定，并從史學史的角度明確了中西史學比較研究的方法。他提出，鑒于各國史學的發展非常不平衡，正可以運用比較的方法來進行綜合，并與社會發展狀態相聯系，以便研究世界史學通史。同一時期，齊思和先生也指出中國和歐洲的史學傳統是比較研究理所當然的對象。

杜維運則是第一個將比較研究真正落實到學術實踐中的學者。他在留英求學期間發現西方學者對中國史學的認知和判斷片面而偏頗，由此意識到立足中國傳統史學進行中西史學比較的重要性，于是寫作了《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1965年）、《中西史學比較》（1988年）等書，是為中西史學比較研究最早的專著。他指出，應將中國史學置于世界史學之中來看待，在比較中闡述中國史學的出現、成立與發展，衡量其優缺與得失，并基于這種比較的理念編纂了三卷本《中國史學史》（1993年）。汪榮祖是上世紀末從事中西史學比較研究的另一位重要學者，他在《史傳通說》（1988年）等著作中突破了中西史學同時期的兩兩簡單對比，認識到中西史學之間的不同實為“文化有異，情理可通”，因此在比較中應透過表達方式的表面不同，從文化的深層次辨其源流，窺其底蘊。中西史學比較研究發展至此，其學術實踐和收獲漸有積累，理論認識亦日趨深化，逐漸成為了目的明確的專門研究領域。

時至二十一世紀，研究狀況再次得到更新。“中西史學比較”被明確為“中外史學比較”，其研究對象得以拓展至更多非西方國家，比較的理論與方法本身也得到了更為深入的探討。劉家和先生《論通史》（2002年）一文專門比較中國史學的“通史”傳統與西方史學的“普世史”傳統，這是一種從中外相同或相異的具體問題入手進行比較的研究意識，其實質是中外史學觀點的比較，而這一新的研究起點使得研究的過程和結論都更為具體、更具學術品質。有此基底，中西史學比較的邏輯很快得到了更為精細的勘察。劉家和與陳新在合著的《歷史比較初論：比較研究的一般邏輯》（2005年）一文中，借助當代分析哲學與科學哲學的方法，從邏輯概念角度系統討論了中外史學比較之究竟是否可行、是否可比、有何意義，爾后陳新又在《二十世紀以來中西史學理論比較史研究》（2009年）一文中精辟概括了中國史學界開展中外比較的三種路徑及其特點：以西律中、重目的方法之比，借西釋中、重概念史觀之比，求異志同、重思維類型之比。這是邏輯歸納比較的進一步深化。

張越教授認為，這些新的進展在很大程度上均受饋于前述“中外史學理論比較研究”項目的推進、受挫和后勇。當前，學者們已對該課題的諸多前置問題予以明確，并開始觸及更深層的疑難問題。張越教授總結出以下六點以供評估：

首先是關于研究對象的問題：（1）中國的史學理論是什么？與西方史學理論能否成為比較研究的對等項？既往研究已然給予了清晰而肯定的答案。那么，（2）比較研究究竟要比較什么？答案是應不止于點對點的內容，而要涉及到史觀、編纂與敘事、文本書寫等諸多層面，這就引出了關于研究方法的一系列問題。（3）表面上的“擺拍”式比較和深層次比較有何區別？隱藏在雙方“史學理論”背后的文化淵源、思維方式、史學傳統、理論語境、邏輯推演路徑、史家學術訴求等中外史學史家的不同特點，如何拿捏在一起對比研究？張越教授認為前述他與其他一些學者的研究都已在一定程度上討論了這個問題，但這個問題實則是討論不盡的。更加復雜難明的是后續三個問題：（4）中外史學理論的歷時性和共時性的不同表現怎樣納入到比較范疇中去？（5）中國古代史學理論與西方史學不通約，而中國近代史學卻存在刻意學習借鑒西方史學的情況，那要怎樣處理這兩種不同狀態所帶來的中外史學比較研究的不平衡性問題？再者，拓及研究者的立場和意識層面，（6）怎樣看待比較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民族主義情緒？又怎樣處理比較研究中可能出現的“西方中心論”傾向？張越教授承認，學界對這三個問題仍需進行更深入的思考。

研究趨向和展望

在學術史梳理和學理總結之后，張越教授還圍繞“今天需要什么樣的史學史研究者”和“今天需要什么樣的史學史”這兩個問題，深入剖析了當前史學史研究的現狀并做出展望。

中外史學理論比較研究有一個特點，即它對研究者的知識結構提出了格外高的要求：雖然并非必須達到兼通中西的水平，但中國史學和外國史學的研究者也至少要對對方領域的史學和史學理論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然而，由于學科壁壘的存在，雙方長期處于分隔狀況。所幸經過近一二十年的積淀，史學界業已培養出一批符合知識結構要求的青年研究者，在他們身上顯現出了某種共性特質：治史學史者多治中國史學史，治史學理論者則多治西方史學理論。對于這一狀況，張越教授評價道，中國的外國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終究還是要以中國史學為本位，并應充分發揮中外史學的比較研究作為溝通橋梁的作用。在此，中國的史學理論的研究者既握有西方知識體系及語言方面的優勢，又保有著中國本土學術文化傳統素養的天然優勢，因而史學理論研究似乎具備著更為有利的突破條件。當前一些年輕研究者已充分展現這些優勢，張越教授展示了屠含章博士、張作成教授、金嵌雯博士三人的比較史學方面的論文，他們都將中外比較視野與對中國古代史學思維的闡發相結合，嘗試比較研究與本土史學研究的深度融合。

然而，在這種良好趨向之下，張越教授也敏銳意識到當前學術生態中存在著幾方面的不足。通過對這些不足的反思，張越教授將講座收束到“今天需要什么樣的史學史？”這一根本性問題上。

首先，盡管一些年輕研究者的工作推動了學術發展，但學界近十余年在整體上有陷入瓶頸之虞，期刊能見之論文大多重復、陳舊，缺乏新意。其更為深層的危機在于，很多研究者往往過分偏重史學史的梳理，卻欠缺史學理論的視野。對此，張越教授以克羅齊、柯林伍德等大家的實踐為例，說明二者實是一體兩面的，在研究中應同時具備史學史研究意識和史學理論研究意識。

其次，當下從事具體歷史研究的學者時常能為史學史帶來新問題、新視角，然而很多史學史研究者卻對之抱有一種封閉心態，這嚴重阻礙了學科發展。張越教授于是提請實踐一種開放的史學史，其意涵不僅指向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還指向能夠包容多樣化的闡釋工具和敘事框架。

與此同時，這些多元化、多樣化仍然是需要依歸的，其最為根本的就是轉向“當下”：以反思史學的現在為問題意識的起點，以建設史學的現在為研究的終點。這是對從梁啟超到金毓黼、蒙文通、顧頡剛、周予同、齊思和等前輩學者的優良學脈的繼承。

最后，當前史學史研究與史學前沿存在脫節，這可能會導致研究中出現難以被論及的空白，也可能會帶來國內研究者與國外同行對話時的不力，因此諸如世界史、考古學、公眾史學、概念史、知識史、新文化史、學術社會史等等不同層面相關領域的成果，都應當得到史學史研究者的充分關注和主動吸收。在以上對“今天需要什么樣的史學史？”這一根本性問題的思考和回答中，主講部分也告一段落。

在問答環節，吳曉群教授和汪麗紅副教授均感到“以中國史學為本位”的提法有待商榷，認為其可能存在以中國史學話語套解西方史學的問題，更認同“從中國史學出發”。張越教授對此表示贊同，指出“本位”易引發保守、頑固的誤解，而中國學者的問題意識天然源于中國史學與文化，這才是中外史學比較研究的重要立足點。之后亦有多位老師、同學從各自的關懷與困惑提問交流。整場講座在師生們的熱烈掌聲中圓滿落幕。

（講座內容已由張越教授校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