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首發于微公號:在日尋唐2
上月回國,和董老師聊天。他是國內研究《詩經》的知名學者,從教一生,退休后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對“詩經文化”的研究和傳播中去。
閑聊時,他忽然問了我一個問題:你人在日本,能不能發掘一下《詩經》傳到日本以后,對日本文化有沒有影響?
這句話一下子點醒了我。作為河間人,看到長者現已年邁,為了弘揚家鄉文化還在不停奔波,我想多少也得做點什么。索性,就把過去我成長的地方,與現在生活的地方,以“詩經”為媒介,做一些關聯性的感受與記錄吧!
河間這個名字,對很多人來說只是一個盛產驢肉火燒的地名。但在中國經學史里,它卻有一種特別古老的光芒。這里與“毛詩”傳統密切相關,而今天我們所讀到的《詩經》,正是以毛亨、毛萇一系傳承下來的“毛詩”為主流文本。
換句話說,我從河間長大,來到日本生活。繞了一大圈之后,忽然發現自己腳下走的,可能不是一條普通的異國生活之路,而是一條古老漢籍曾經走過的路。
《詩經》是什么?很多人會說,它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我記得這是國內中學教科書上給它的定義。但如果只這樣理解,就把它說小了。
《詩經》不是書齋里寫出來的文學作品,而是從田野、河流、婚嫁、祭祀、農事、戰爭、宴飲和百姓生活里長出來的聲音。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這不是一個人在房間里苦思冥想寫出來的句子,而是水鳥、河洲、男女、春天和遠古社會共同發出的聲音。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這也不只是寫桃花,而是一個古老民族對婚姻、繁衍、家族興旺的祝福。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這更不只是愛情詩,它寫的是一個人站在水邊,看見霧氣、蘆葦、白露和不可抵達的人。
《詩經》的美,正在這里。它古老,卻不枯燥。它莊重,卻不是死板。它像一條很深的河,從西周、春秋一路流下來,流過孔子,流過漢代經學,流過河間毛詩,也流過東亞文明的許多角落。
后來,這條河也流到了日本。
日本接受中國文化,并不是只接受了漢字、佛教、律令制度、唐風建筑。更深層的,是它接受了中國古典世界的一整套精神秩序。
在奈良、平安時代,日本貴族學習漢文,閱讀經書,建立國家制度,模仿唐風禮儀。《詩經》作為五經之一,自然也隨儒學和漢籍進入日本,只是它在日本留下的痕跡,不像寺廟屋檐那樣一眼可見。
它更像香氣,藏在和歌里,藏在宮廷宴飲里,藏在花鳥風月里,藏在日本人對草木、鳥獸、季節、男女之情的表達方式里。
比如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萬葉集》,很多人把它看成純粹的日本本土文學。但如果把它和《詩經》放在一起看,會發現二者之間有一種奇妙的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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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葉集》
《詩經》里有民歌,有戀歌,有勞動歌,有祭祀歌,也有貴族宴飲之歌。
《萬葉集》里也有男女相思,有山川草木,有旅途離別,有宮廷儀禮,也有普通人的聲音。
它們并不是簡單的誰抄誰,而是東亞古代社會在不同土地上,開出了相似的花。
中國的先民站在黃河、淇水、漢水邊唱歌。日本的古人站在奈良、飛鳥、吉野、筑紫的山川之間唱歌。
一個說“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一個說春日山、吉野川、秋萩、白露。
隔著海,隔著文字,隔著時代,卻都在用草木山川表達人的情感,這就是《詩經》影響日本最值得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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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詩國字辨》 天明五年(1785年) 東山先生著
它不是一種簡單的“文化輸出”,它更像東亞古典審美的底色。中國人用《詩經》建立了一套看世界的方法:看見鳥,不只是鳥;看見草木,不只是草木;看見河流,不只是河流……萬物都可以起興。
雎鳩可以引出男女之情;桃花可以引出婚姻祝福;鹿鳴可以引出賓客之禮;黍稷可以引出故國之悲。
這套方法,后來在日本的和歌世界里得到了另一種延續。日本人最擅長的“花鳥風月”,表面看是賞花、聽鳥、看月、觀雪,實際上也是通過自然寫人心。
櫻花不是櫻花,是無常;秋草不是秋草,是寂寥;白露不是白露,是短暫人生;杜鵑不是杜鵑,是遠方與思念,這些和《詩經》的“興”有一種精神上的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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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湖
《詩經》不是直接告訴你“我很悲傷”。它先寫:“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日本和歌也很少直白地說“我很孤獨”。它會寫秋風、蟲聲、月光、衣袖上的露水。
這就是古典文學最動人的地方,情感不直接撲到你臉上,而是藏在風景里。
越克制,越深。
越含蓄,越久遠。
還有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方向,《詩經》里出現大量植物和動物。荇菜、卷耳、芣苢、蒹葭、桃、李、梅、桑、黍、稷、鹿、雎鳩、鶴、雁……
這些東西不是裝飾,而是古人生活的一部分。草木關乎采摘,鳥獸關乎婚戀,黍稷關乎農耕,桑麻關乎衣食,鹿鳴關乎宴飲禮儀。
后來日本學者也認真研究《詩經》里的這些名物。江戶時代以后,日本的本草學、名物學、漢學家不斷考證《詩經》中的動植物,甚至形成圖譜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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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名物圖解》由日本江戶時代的細井徇所編
這件事特別有意思。因為它說明日本人讀《詩經》,不是只把它當成抽象經典,而是試圖把詩里的草木鳥獸重新放回現實世界,詩不是虛的,詩里有植物,有水邊,有田野,有婚禮,有宴席,有人的生活。
我們可以站在日本的河邊,看蘆葦,然后寫《蒹葭》;可以去奈良看鹿,然后寫《鹿鳴》;可以在春天看桃花,然后寫《桃夭》;可以在琵琶湖邊看白露秋水,然后寫“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可以在京都古都遺址里寫《黍離》。
甚至可以在日本鄉村的田埂上,看稻田、麻、桑、祭典和農耕節氣,重新理解《詩經》為什么不是一本文學書,而是一部古代生活百科,這才是最有價值的地方。
因為今天很多國人讀《詩經》,其實已經讀得很遠了,遠到只剩考試,只剩背誦,只剩“關關雎鳩”是什么意思?
但在日本某些地方,反而還能看見類似古代東亞生活的影子,比如鄉村祭典,比如町內共同體,比如四季分明的季節感,比如對草木的命名。
比如春天采七草、秋天賞月、冬天守歲…這些東西當然不是都直接來自《詩經》,但它們和《詩經》共同屬于一個更大的世界:以自然為語言,以禮儀為秩序,以季節為時間,以共同體為生活單位的古典東亞。
和董老師交流后,我思量著,尋找日本當下社會里,無論人文的,歷史的,還是自然景觀的,與詩經所洋溢審美相契合的點綴實在太多了。
這份契合,不是我在日本尋找一個表面的“中國痕跡”,不是看到唐風建筑就說像中國,也不是看到漢字就說文化同源。
而是我想從更深的地方去尋找:中國古典詩教如何渡海?《詩經》的風、雅、頌,如何影響日本人理解文學?毛詩的訓詁,如何進入日本漢學?草木鳥獸蟲魚,如何在日本學者筆下重新被辨認?那些古老的詩句,又如何在日本的山川、湖泊、花鳥、祭禮中重新發出回聲?
這條線,從河間出發,經過長安、洛陽、遣唐使、奈良、京都,最后落到今天的日本街頭和鄉野,以華夏文明最早的詩意,在海的另一邊留下余響。
我并不想表示懷舊,也斷不是文化優越感,而是當一個河間人站在日本的水邊,忽然聽見兩千多年前的風吹過蘆葦。
那一刻,就會明白:有些詩句從來沒有死去。它們只是換了一片土地,換了一種語言,繼續在東亞的山川草木之間,緩慢地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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