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他離家二十三載后榮任軍區政委，歸來與家人抱頭痛哭，鄰里數百人紛紛前來探望！
1948年初夏的拂曉，綏遠軍區的院子里依舊吹著帶霜的風，一名通訊員遞來一封蓋著“湖南龍門”郵戳的信件。裴周玉拆開信，黑色鋼筆字寥寥，卻一句話讓他怔在原地：“家里平安，盼你回轉。”這簡單八字，是他離鄉十八年來收到的第一封家書。那一刻，西北荒原的冷風似乎都帶上了稻谷的清香，把他的思緒帶回故鄉的山坳。
十幾歲就挑起田擔的孩子，在饑荒與苛捐雜稅里長大，心里最深的印記是“年年欠租”。1927年，他跟村里大一點的青年組建兒童團，夜里貼標語、遞情報，當時只覺熱鬧，直到1930年見到紅五軍過境，才知道“遠方的路比田埂寬”。那一年，他十六七歲，趁著夜色給父親留下口信就跟著隊伍走了。奶奶拽著他的衣角，嘶啞地說：“娃啊，你一定要活著！”這是家人對他的最后一句囑托。
西南、贛南、湘鄂川，轉戰不停。行軍時糧袋里只有半截紅薯，他卻拿出一半塞給小戰友；血戰時被炮火震得耳鳴，他仍拽著輕機槍不肯松手。1936年翻越岷山到達陜北，他已是連隊里的骨干。此后十多年，他扎根西北，從保衛部隊到政治干事，再到軍區政治部主任。部隊通信條件差，他寄出的家書常被戰火湮沒，家鄉人于是認定少年早已魂歸他鄉。奶奶臨終前連喊三聲他的名字，父親守著門口的油燈整夜不睡，盼的只是一個確切答復。
1948年，西北野戰軍合編主力時，裴周玉奉命整訓新加入的起義部隊。有人揶揄這些舊軍官，他卻擺手：“走到今天不易，一條路走到底才算硬漢。”1950年抗美援朝打響，西北部隊奉令北上援運，他被任命為某兵團政治部副主任。1953年春，兵團縮編為第69軍，軍政委的任命書落在他手中。軍中開始推行探親制度，名額有限，上級卻讓他第一個回鄉，理由簡單——二十三年未歸，不去說不過去。
同年五月，身著新式軍裝的裴周玉踏上回湘列車。車輪滾過黃河時，他把頭探出窗外，寒風刮得眼睛生疼，也沒眨一下。他怕一閉眼，那個被歲月沖淡的村口就又遠了。
龍門村竹林邊出現軍列的黃塵時，鄉親們蜂擁而至，猶如節日。父親年過花甲，拄著竹杖仍走得急。裴周玉幾步上前，雙膝微曲，想行軍禮又想擁抱，動作僵在半空。父親用粗糙的手摸摸他的肩，聲音發顫：“真的是你？” “爹，我回來了。” “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旁邊的胞弟紅著眼，憋了一句：“哥，娘和奶奶一直等你。”三人對視片刻，淚水奪眶，卻無人放聲，像戰場上默契的無聲號令。
接下來的三天，龍門村口走馬燈似的人流，最多時擠進來四五百人。有人遞上雞蛋，有人端來老酒，更多的是圍坐在堂屋聽他講西北的槍聲。鄉親問得最多的不是他當了多大的官，而是“咱們那些一起走的娃娃，可還剩幾個？”他掰著手指頭，報出六個名字，屋里頓時靜得能聽見煤油燈的噼啪聲。多年烽火，把昔日一千多人的游擊隊，鏤空成寂寥的名單，這樣的對照比任何演講更有分量。
有意思的是，回鄉期間他堅持住在木板老屋，不肯去縣里安排的招待所。夜里，父親擔心蚊蟲，打著蒲扇守在門邊。他卻輕聲對弟弟說：“老屋在，心就定。”第二天清晨，鄉親提著新做的草鞋趕來送行，老人們囑咐：“替我們謝謝那些走了又沒回來的人。”他鄭重地點頭，只一句：“一定帶到。”
探親假期只有十五天。臨別時，父親把一雙親手縫的布鞋塞進他的行囊，再遞上一包干茶葉，說是山頭新采的春尖。裴周玉未置一詞，把鞋系在背包一角。火車啟動，車窗外仍有人揮手，他舉手還禮，目光卻越過人群，看向更遠處的青山。那是他童年揮鋤的地方，也是無數少年出發的起點。1953年夏，他重新回到北方軍營，繼續握緊那枚寫著“69軍”的袖標，肩負起另一段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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