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周報全媒體駐意大利記者 王勤伯

1

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個比賽日，我在晚飯后去了山頂，在大樹下從晚霞滿天一直坐到四周一片漆黑。

這是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亞邊境上的界山，喀斯特山區氣候干爽，坐一整個晚上也少有蚊蟲打攪，皮膚也感到愜意。

加拿大和波黑的比賽已經開始了一陣。歡呼聲一陣陣從山下傳來，顯然來自波斯尼亞人。作為距離前南斯拉夫最近的意大利城市，波斯尼亞人在這里隨處可見，他們很多是1990年代逃避戰亂、背井離鄉的難民。那次大離散把他們分散到了整個西歐，有人去了瑞士，有人去了德國和奧地利，有人飄洋過海去了北美。本次波黑世界杯26人名單，有17人出生在海外。

埃斯米爾·巴伊拉克塔雷維奇就是這樣的球員。這位效力于埃因霍溫的前鋒，沖擊力和創造力出色，在對陣意大利的世預賽附加賽上罰進了將波黑送進世界杯的點球。現年21歲的他出生并成長于美國威斯康星州，父母當年逃離的正是斯雷布雷尼察。

這支球隊的象征無疑是40歲的哲科——足球史上第一位在英超、德甲和意甲都至少打進50球的球員。波黑在點球大戰中擊敗意大利，老將哲科率領球隊闖入隊史第二次世界杯。賽后隊友們瘋狂慶祝，他卻必須小心翼翼，因為比賽中受傷的手臂還吊在繃帶里。

哲科比任何隊友都更清楚代表波斯尼亞參賽的含義。他是球隊中在波黑本土出生和長大的少數幾人之一。1992年戰爭爆發時，哲科只有6歲。在恐怖的薩拉熱窩圍城中，他的一家經歷了最恐怖的4年，15人擠在35平米的住宅里。平民隨時可能被狙擊手擊倒，出門覓食如同闖關。有一次，母親碰巧讓他留在家里，一枚炮彈落在他時常玩球的場地上，炸死了幾個孩子。

去年搬到這個邊境小城，我和巴爾干的距離忽然拉近了。本地報紙有一個“巴爾干新聞”專區，持續追蹤塞爾維亞、克羅地亞等前南諸國的動態。也是在去年，正是這家報紙爆出了一條震驚世界的消息：薩拉熱窩圍城期間，包括意大利人在內的西方富人，付費參加塞族軍隊組織的“周末狩獵”游戲，被安排到指定地點射殺波斯尼亞平民取樂。

出現在世界杯賽場上的哲科，就是那個年代的幸存者之一。

2

山下歡呼的波斯尼亞人在哪里？

走下山來，我以為能跟著聲音找到他們的某個據點，比如一家酒吧，卻發現根本沒有這樣一個聚會場所。歡呼聲更多是從居民樓里傳出來的，只不過，散落在各處的波斯尼亞人如此激動，竟像是大面積占據了整個古城區。

我在波斯尼亞人的歡呼聲中，第一次真心認可了48隊擴編后的世界杯。

對于一些國家的人們來說，足球是追逐榮耀和激越，就像瑞奇·馬丁在《生命之杯》中所唱：“生命是一場競賽，必須夢想成為冠軍。”我長久支持的巴西、阿根廷，我從不支持的英格蘭，都是如此。

對于另一些國家的人們，夢想則是參與到競賽之中，哪怕只踢完小組賽便就此告別——僅此而已，但也因此而圓滿。

早在3月份附加賽時，我就曾想過，我更支持波黑淘汰意大利，不僅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意大利球員讓我敬重和喜愛的程度超過哲科，還因為這樣的足球奇跡可以讓波黑人經歷生命中珍貴而罕見的一次狂喜。

波黑人的歡呼之外，2026世界杯上正在發生各種預料之中的鬧劇。因凡蒂諾對美國總統和美式商業文化全面妥協，所謂“強制補水規定”實質上只是為轉播商騰出更多廣告時段；令人難堪的大量空座襯托著高昂的票價；索馬里裁判被無故遣返；伊拉克、烏茲別克斯坦等球隊入境時受到刁難；伊朗隊還必須在比賽當天往返于駐地墨西哥與比賽地美國之間……

這些亂象，并不是一個大賽主辦國在開賽初期通常會被吐槽的內容，而是資本與權力傲慢雙重碾壓體育的直接結果。

因凡蒂諾再沒有4年前在卡塔爾國際足聯大會上的那種豪邁，他變得語無倫次，只顧強調與特朗普友誼的重要性——“沒有特朗普，這屆世界杯根本辦不起來”。人們當然不會忘記，他在去年末的抽簽儀式上向特朗普頒發了“FIFA和平獎”，而隨后特朗普便對委內瑞拉動手，又對伊朗動武，把自己和整個世界一步步推進了災難性的困局。

3

晚飯后去山頂，是我每天唯一可以不想這些的時刻。我沒有想到，我會在這樣一種節奏里度過2026年的世界杯。

我不知道為什么被排除在報社的美加墨前方報道團之外，也不打算向任何人尋求解釋。當不可理喻的事情發生，不該由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人去尋找理由。

這確實給我的世界杯工作帶來了許多困擾。歐洲和北美之間的時差，讓我不得不徹夜看球、寫稿。如此辛苦，只為了寫出千把個字——這是否本身就是一種荒唐？我應該出現在賽場內外，應該和各國球迷在一起，應該寫下更多現場的感受，應該拍攝和分享有趣的短視頻，應該直播我切換著不同語種和世界各國球迷的互動。

我的世界杯在哪里？這是開賽第一天我反復問自己的問題。第二天，我在波斯尼亞人的歡呼聲里找到了一些意義，但他們把自己和歡呼聲都關在家門里，讓我始終沒有找到一個具體的人——一個可以擁抱的人，一個可以當面告訴他“我為波斯尼亞和哲科高興”的人。

那天夜里，我突然想到：我的這屆世界杯，大約就在黑夜和薩拉熱窩之間。不想要這樣的日子，卻又必須繼續下去。在薩拉熱窩，無辜、不公正這些概念早已變得無足輕重，唯一有價值的，是活下去。這是哲科和他的母親懂得的事，也是那些至今流散在外、卻穿著球衣為波黑歡呼的人們懂得的事。

這是我最有把握的一件事：無法左右別人的決定，但至少可以把持住自己說出的每一句話、寫下的每一行字。《足球周刊》的讀者不必擔心——只要我還能繼續書寫我的感受，還能與這個世界你來我往，這個專欄就不會淪為無聊的AI敘事，也不會成為為賦新詞強說愁的無病呻吟。

對足球的熱愛、對人的熱愛，仍然占據著我的心，哪怕必須走在黑夜和薩拉熱窩之間。